《文艺报》与20世纪50年代典型问题论争

20世纪50年代国内就典型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文艺报》通过译介苏俄消息报告为国内典型问题论争构造了良好的氛围和契机；通过译介苏联重要理论文章，提高了论争的水平，促进了典型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也助长了论争向苏联一边倒的盲从倾向。     

论20世纪30年代胡风与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

20世纪30年代,胡风与周扬就典型问题展开了一场极有文学价值的论争。虽然双方观点各有正误,但由于这场论争发生在我国典型理论的初建阶段,所以,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典型论的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然而,由于他们又都是从认识论的一般性原则出发阐释典型的本质的,因而,未能划清图解生活与艺术概括、审美创造的本质界限。     

“并非浪费的论争”——试论三十年代胡风和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人们把胡风和周扬的名字摆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把他们当成一对永远也得不到统一的矛盾。的确,由于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不同,他们曾经展开过长期的论争,许多理论就是在相互论争和批判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应该说,他们是在不同的方面探索着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为此,他们在解放以前的许多重大论争中并没有越出理论探讨的界限,这样我们就很难对他们作简单的谁是谁非的评价。而三十年代那场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可以说是他们之间现实主义理论分歧公开化的开始,无论是对他们个人的理论建设还是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发展,都是一次有意义的、较为正常的理论争鸣。奇怪的是,对于这次论争一般的文学史几乎都忽略了,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是不利于更好地清理现实主义理论遗产,总结现实主义经验教训的。因此,对那次论争作一个客观公正的论述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略谈现代文学论争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

现代文学论争不仅在论争的焦点和内容方面有迹可寻,而且在思维方式、批评方法方面也有不少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五四以来30年间的文学论争集中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大致形成了干涉与反干涉、消解与反消解两极。论争中出现了四种较常见的现象：(一)论争看似热闹,实际并不针锋相对;(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四)缺乏理智和宽容的态度。反映在这些现象中的思维方式和批评方法都有其理论失误,并对后来文坛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新时期国内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若干论争

新时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学术论争。其中三个最重要、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论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的论争、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的论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性质问题的论争。在当前,汲取论争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休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近代中西医论争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年来,我国大陆地区学界对于近代中西医论争问题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整体来看,体现在总体性研究和专题性研究两个方面。其中专题性研究主要是与近代中西医论争相关人物的研究、1929年废止中医案的研究、中西医论争的文化、科学论争等内容。至于不足之处,体现在研究理论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资料、研究者等方面。     

《讲话》的前奏:五四到“左联”时期关于人民性理论的探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人民性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其所阐发的理论是建构"人民文学"的基本依据。五四时期是人民性理论的酝酿时期,周作人等先觉者从理论上论证了新文学将"平民"作为叙述焦点的合理性,革命文学的论争时期是人民性理论的确立时期,理论家们普遍强调培养作家的无产阶级意识、强调作家的底层生活体验、表达底层民众的愿望诉求等,左联时期是人民性理论的深化与发展时期,明确提出要创造"民众的"文学,其"发展"具体表现在对人民性理论三个维度——"生活体验中的人民性"、"文学创作中的人民性"、"阅读接受中的人民性"的阐述上。     

文化立场：走出极化判断的误区

本文针对当下文化论争中的极化立场提出对话原则 ,主张在对话中整合中西文化 ,强调在这种整合中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伦理精神的追寻——中国伦理学理论30年

近30年来,中国伦理学理论经历了反思性启蒙、世俗化、社会化这三个发展阶段,与此相应,其理论范式也经历了从最初政治化的革命伦理学理论范式,到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的世俗伦理学理论范式,再到探寻和谐社会建设的社会伦理学理论范式的变迁.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道德观念与伦理秩序,是近30年来中国伦理学理论论争的基本主题.这个主题有两个基本方面:当代中国应当确立起何种道德观念与伦理秩序,这种观念和伦理秩序又何以可能.     

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与抗战文艺论争

文章论述了老舍1941年前后文学回归和抗战文艺论争的关系,从关于“暴露和讽刺”的论争、“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认为,正是这几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论争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回归提供了足够的思考余地并促成了老舍的回归.     

留学生与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上半叶,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留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成为西方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媒介。在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过程中,留学生作出了特殊贡献: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留学生最先介绍了欧洲的现实主义理论和作品;左联时期,周扬、萧三、胡风等介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作品,并展开了争论。在此期间,茅盾、郑振铎等非留学生出身的作家、理论家也宣传现实主义理论并创作。但留学生理论家、作家与非留学生理论家、作家在传播现实主义理论方面有所区别:贡献大小不等,时间先后不一;理论宣传和创作的侧重点不同。由于现实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     

直面历史 独立思考——回顾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同辈学人中,支克坚以侧重于对革命文学特别是革命文艺思潮作宏观的思考为其特点.在文章中,以自己在新时期之初关于鲁迅的几篇论文的写作,和后来<冯雪峰论>、<胡风论>、<周扬论>三本专著的写作为经,介绍了其研究的指导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及他经过研究所达到的对于革命文学的认识.     

周扬的位置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

周扬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他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力的阐释者;同时,在一些时期,他又与这个思想体系发生冲突,这最终导致了他在"文革"中的命运.胡风与周扬被认为分别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两大流派.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是周扬与胡风文论共同的归宿,两人的分歧在于文艺具体怎样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即在由生活而通往作品的过程上.两人对立的结局,决定于不宽容的文化氛围.两人又都参与了这种文化氛围的营造.     

“民族形式”：1939～1942中国文学“现代性”方案的新想象

1939年－1942年,延安文艺界发起了“民族形式”论争。与此相应,国统区的“新启蒙运动”“战国策派”等也对“五四”新文艺进行了再评价。讨论中,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论”、胡风的彻底否定“旧形式”均受到批评;周扬则提出在“五四”新文艺基础上,整合旧形式、创制更有包容性的“民族形式”的折中方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民族形式”论争的总结和回答,是以“抗战建国”为核心提出的一整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现代性方案。“民族形式”的论予实际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包括赵树理崛起的初始情境。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积极尝试——论周扬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理论贡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一个逐渐建构的过程,诸多的理论家、作家、革命家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周扬是其中独特的一位.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艺理论、批评实践,涉及到文艺的阶级性与自由、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艺的人性与人民性等重要问题,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周扬这一时期的理论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     

从胡风现象反思中国现代文化精英的历史悲剧简

胡风问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文化现象,是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对胡风现象的历史反思仍徘徊不前。导致胡风悲剧命运的“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的现代文化性格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包含世界观、人生态度、文学创作方法三个层次的意义,主要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左翼内部文化思想斗争的产物。在新文学的历史任务、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上,胡风文艺思想与左翼主导思想存在一系列分歧,自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不是右倾而是左倾。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疗救“精神奴役的创伤”,锻炼独立、健全和理想的人格,是胡风现象给后人的最深刻的启示。     

胡风的文学流派理念及其对七月诗派形成的影响

胡风认为,文学的发展需依靠同人团体的共同努力,而同人团体的文学组织形式是同人刊物,同人刊物需要统一的办刊思想以及对同人团体的文学活动具有指导意义的文艺思想。文章依据大量一手资料梳理并论述了胡风的文学流派理念以及他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对七月诗派形成的作用。     

被“遮蔽”的文本——对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的分析及反思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作为对周扬的定评,文艺理论家的周扬却被"遮蔽",这是欠公允的。1941年前周扬在文学与生活关系上的认识是较为客观的,表现出他作为理论家的时代超前意义。他谈到毛泽东1942年所谈论的问题,包含着他作为文艺理论家独特的理论感受。这里立足《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对1942年以前周扬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作论述。     

论周扬建国前的现实主义理论

周扬在中国现当代文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现实主义理论又是其整个文艺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前,周扬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时代特征,从本体论与创作论的角度对外国(特别是俄苏)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系统改造,逐渐建构了一套适合我国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