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江泽民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一是把思想理论建设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首位;二是把作风建设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基础;三是把干部队伍建设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四是把制度建设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保障。     

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学习观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我们党的一项重大战略课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形势下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抓住了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问题——学习。中央高层高度重视自身的学习和全党的学习,把学习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战略步骤;把学习的内容和执政的使命紧密结合,溶于一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学风建设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思想基础。这种新的学习观对于推进学习型政党的建设,推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进程,落实执政为民的执政观具有重要意义。     

提高高校管理者的能力是执政兴校的关键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工作的重点,高校理应把执政兴校能力建设作为主要工作来抓。执政兴校能力建设涉及到高校的教学、管理、科研等方方面面,但提高管理者的能力是关键。本文从高校管理者的政治素质、办学理念、教育管理水平、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论述了提高高校管理者的能力与执政兴校的关系。     

提高执政能力必须转变执政方式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主题 ,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新形势、新任务、新条件下 ,要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就必须转变执政方式 ,坚持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     

科学的发展观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科学的发展观的提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把提高科学发展的能力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才能更好地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考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的主要途径为 :一、坚定对“三个代表”的政治信仰 ;二、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 ;三、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五、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     

论党的思想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思想建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基本原则,历来为中国共产党所重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于是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加强思想建设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系密切,当前,党的执政能力不断遇到新的挑战,这更要求党必须从思想建设入手,更好地抓好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邓小平执政能力建设思想研究

邓小平立足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变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国情,思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提出了以改革的精神,重在建设促进执政能力的提高的基本思路,把提高执政能力贯穿到党的建设的各方面,体现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之中,以加强执政能力来促进和带动党的各项建设,以党的建设各方面的成果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执政动机·执政程序·执政效果——解析执政行为的动态全过程

十七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是不断获得执政的合法性.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动机、执政程序、执政效果的有机统一.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几点思考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执政兴国和执政为民为重点,以提高党员干部能力和素质为核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一项根本建设和历史性战略任务,应该落实到每位普通党员的身上,使之不断提高加强执政能力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任重而道远。     

关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的思考

领导方式是影响和决定执政能力的重要制度性因素,文章以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为着眼点,分析了当前领导方式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提出了改进领导方式的取向,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建议。     

新时期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研究述评

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和分析视角,当前学术界主要从舆论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特征、社会转型的需要、党管媒体原则、舆论所蕴含的力量、当前社会舆论态势、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方面考察提升舆论引导水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针对新时期舆论引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研究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一要遵循新闻宣传和传播学的规律和方法;二要以人为今地考虑受众心理特点和社会民生需求;三要推动网络等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良性百动;四要建寺国家舆论战略,健全舆论引导格局和机制：五要正确处理舆论引导和舆论炼督的关系。当前提升舆论引导水平方面的研究,亟需在原有的新闻传播学途径基础上,引进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行政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等方皿的视角,尤其是要结合当前中国的政治情势和国情特色,强化从执政党能力建设视野来研究该命题的学术取向和问题,加大对执政党和政府这一关键性舆论引导主体的能力结构、实践模式、运作方式等方面的研究。     

反腐倡廉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如果不坚决反对腐败就有失去执政地位的危险。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加强教育,发扬民主,健全制度,加大监督力度,并通过体制创新改善领导制度,从源头预防腐败。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角下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以H市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例

基层政府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主导者,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到基层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如何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自身治理与服务能力的有机衔接是当前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H市基层政府改革与创新实践经验表明,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有机衔接的核心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统筹与协调功能,关键是推动管理下移改革基层政府行政体制,基础是推动资源下移夯实基层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基础,目标是推动服务下移建设人民满意的基层服务型政府。     

政党参与地方治理的理论逻辑研究

随着全球范围内治理需求的日益高涨,基于治理失效的风险及"元治理"理论的兴起,引入"政党——政府——社会——公民"的分析框架,阐述政党参与地方治理的理论逻辑:政党参与地方治理具有本质必然性与时代必要性;政党通过介入地方宪政结构、党政结构与治理网络结构,实现其治理网络构建、资源整合及治理重塑功能,最终从增加社会资本、提升治理能力与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高地方治理绩效。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2020年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分析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发生何种改变，目前相关研究较少。当前政府治理的考验集中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文章以该领域为切入点，探索大数据驱动下政府治理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能力催生出新的核心能力，即数据治理能力。数据治理能力驱动下，政府治理主体多元化有利于实现政府治理资源的宽范围、精准化动员；政府治理方式实现经验式决策向数据化决策转变，有利于实现政府资源的高效率和公平配置；政府治理客体的精准识别，有利于政府资源的精准化和最优化运用。但是客观上必须具备数据治理能力，主观上必须按照大数据驱动的要求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客体），才能真正实现以数据治理驱动政府治理，进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目的。而数据治理能力客观上也加速了政府治理体系的重构，进而加快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并最终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在对标大数据应用不同阶段分析常规式返贫阻断和大数据返贫阻断的不足和差距的基础上，笔者提出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和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针对性建议。     

关于政务公开理念建构的思考

理念的力量意义非凡,政务公开是政府的治理行为,不但要修筑制度的大坝,更要建构道德的堤岸,理念建构的意义在它与行动和制度(法治)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得到了很好的凸显。政务公开要取得实效,知情权理念、双赢互利理念、社会善治理念、柔性处理理念的建构至为关键。     

论文明的发展趋势——生态文明

从属于地球共同体的人类文明走过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又演绎出今天的现代全球文明。现代文明的缺陷引起地球共同体终结的危机。因此人类文明需要进入新的发展过程，而走向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和地球共同体的未来，这需要克服实证科学语言所具有的单一性，以东方占优势的类比思维来弥补西方实证科学逻辑思维的不足。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有着相互的关联。西方的逻辑、东方的关联和类比，都是走向生态文明的必须。     

推进党务公开的现实意义和有效途径

党务公开是当前我们党切实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全新的课题。积极推进党务公开,对于发展党内民主、提高党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的水平、增强人民对党的信任、防止权力滥用以及永葆党的先进性等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推进党务公开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当从内容、形式、制度等三个方面着手:1.科学规定党务公开的具体内容是推进党务公开的前提条件;2.积极探索党务公开的具体形式是推进党务公开的重要手段;3.建立健全党务公开的相关制度是推进党务公开的根本保障。     

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主体困境与制度回应

2015年9月1日正式生效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对环境治理参与面进行了最高位阶的特别法设计,回应了学界对于环境治理理论研究的制度需求.经过理顺环境治理的形成逻辑,可以发现“参与”是“治理”区别于“统治”与“管理”的关键所在,其优势在于可以为弥补环境决策者构制失位提供有效矫正方案.通过对参与者的人格重塑,公民、市民与消费者在环境治理中的身份得以明确,它们分而为国家、社会和市场的主体,合而为环境治理者中的重要组成,也就是“公众”.现实所面临的合法性困境也由此而生,主要表现为决策者失位、参与者身份虚化等.为此,从决策、执行、监督环节分别予以完善才是现实困境的破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