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元吉仕历系年考辨--兼补《宋史翼·韩元吉列传》

韩元吉是南宋中兴词人群体重要成员,在当时文坛颇有声名,前人曾对其文学成就予以高度评价,甚至将其与苏轼、辛弃疾并称.然而其生平事迹因历代文献记载甚少,故后人不甚了了.清代著名学者陆心源所著<宋史翼·韩元吉列传>是有关韩元吉生平的一篇重要文献,历来言及韩元吉者皆以之为据.然该传颇简略,亦偶有疏误,实未能全面反映传主一生行事,其中疏误又被后人以讹传讹,影响至今,一些权威的辞书亦沿其误.故本文以韩元吉自著<南涧甲乙稿>为基础,同时参以宋代相关典籍,对其仕宦经历予以系年考证,兼补<宋史翼>之失,对古今讹传亦予辨正,以期为进一步的韩元吉研究提供知人论世之助.     

《全唐文》初唐诏敕编年考辨

《全唐文》是研究唐代文学、文化的重要文献,但由于其编纂乃杂出众人之手,并且历经了漫长的辗转传抄过程,因而其收录的唐代诏敕文本存在很多的讹误,尤其是文本没有系年或系年错误.本文所举的编年考辨之例,包括对无系年的初唐诏敕文的订时,以及对有系年但年号、年份、月份存在争议的初唐诏敕文的考辨.     

《寄潮州刁太傅》作者考辨

<正>据《宋史》记载,孝宗淳熙八年(1181)杨万里到过潮州,留下了一些咏潮州风物的诗篇,如《揭阳道中》诗云:"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浦有梁。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     

《宋史·曹彬传》勘误

《宋史·曹彬传》是记载曹彬事迹和宋初战争的重要史料,然疏误之处甚多。本文利用曹彬行状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中有关宋初史料,对其进行了初步疏理,纠正了若干错误记载,并指出了一些歧异之处。     

《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系年考辨

《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作于何时、为谁而作历来存在不同看法,从中秋的本来含义,从苏轼中秋诗词的惯例,从苏轼与苏辙兄弟的情谊角度分析,《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应该是写给苏辙的;从该词表露的情感,从苏轼在黄州、儋州所处的地理位置与苏辙所处的地理位置分析,《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作于儋州的可能性相对大一些。     

《宋史·陈尧佐传》补考

本文以《宋史·陈尧佐传》为依托，利用现存宋代文献资料，择取疑难较多的八个问题，一一加以考述．以期有助陈氏家族史的深入研究。     

明代宋史著述关于《宋史》史料之增补与纠谬

元修《宋史》的粗陋屡遗后人斥责,改撰重修者接连不断,其中以明人成绩最为显著。由于元修《宋史》利用了大量的《国史》和《实录》等第一手史料,使得该书在史料价值方面占有绝时优势。明代宋史学者对此有着清楚地认识,因而并未抛弃《宋史》史料,而是本着求实存真、广征博采的原则,对《宋史》史料扩充补遗、考辨纠谬,尤其在人物传记和南渡诸事上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使得宋史记载更趋真实、完备,亦为后人的进一步辨析准备了条件。     

私家传记与《宋史》列传关系考辨——以行状为中心

宋代私家撰写的碑志行状,是国史馆修撰臣僚传记的重要史料来源。元代修撰《宋史》列传大致保存了宋代国史和实录的原貌,可以推知其主要内容也是来源于私家所撰的碑志行状。但是,由于两者性质和立场不同,《宋史》列传和行状在叙事语境、史料取材和人物评论等方面呈现迥然不同的面貌。在叙事语境上,前者侧重整体,突出国家兼顾个人;后者侧重个体,突出个人兼顾家族。在史料取材上,前者求真求实,后者兼采虚诞之谈。在人物评论上,前者褒贬分明,后者有褒无贬。总之,《宋史》列传与私家传记在史料价值上各有短长,不应盲目抬高官方正史,也不应刻意贬低私家传记,两者参考互证,才能获得更加客观的、全面的认识。     

《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来源与史料价值

《宋史·文苑传》本之于宋代列朝《国史》,它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国史·文苑传》的原来样貌。《国史》是,则《宋史》是;《国史》误,则《宋史》误;《国史》失载,则《宋史》失载;《国史文苑》有传,则《宋史文苑》有传;《国史》以宋人碑志、文集、笔记为史料来源,《宋史》亦若合符契。元修《宋史·文苑传》之舛误,如人名、地名、生卒年、籍贯、世系记载不确或有误,系年颠倒失次,人名、事件张冠李戴,转引他书而不细读原文,遂失史实,引私家著述而不加考按,遂成虚美隐恶,等等。其始作俑者,多为宋人,而非元人。元人在个别地方,对《国史》加之增删改易,自有义理,并非尽为败笔。《宋史·文苑传》秉笔直书处多,史料来源可靠,无私家著述曲意回护、易流于小说家言之病。它折射了宋代《国史·文苑传》的取舍标准,具体诠释了宋人所理解的"文"的内涵,涵盖了宋代《国史》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龙城录》再考辨

《龙城录》的作者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在前人考辨的基础上,可以从五个方面证明《龙城录》确为柳宗元所作。一、《龙城录》中的人事可证为柳作;二、韩愈《答道士寄树鸡》诗仍然可证《龙城录》是柳作;三、苏轼等人的诗及《续前定录》可证《龙城录》非刘焘或王铚伪作;四、与史实出入不足以证《龙城录》非柳作;五、文笔不类等也不足以证非柳作。     

宋代闻喜宴诗研究

宋代闻喜宴诗,是专门为新科进士而设的国家级宴会中形成的诗歌,是宋诗之林中的一种。研究宋代闻喜宴诗,分析其类型,知其有会中诗、会外诗、回忆诗等,辑录了一批会中皇帝的赐诗;这些诗篇具有文学史料价值,可补《全宋诗》之漏。     

“监修国史”与“兼修国史”考

“监修国史”与“兼修国史”是唐代史馆中两大不同的史官名称。考证清楚二者的区别,对了解唐代的国史修撰制度有重大意义。     

从贞元省试诗看中唐科举录取的公正性

唐省试诗中,德宗贞元年间留下的最多,有77首.这些诗,大都境界浑融,情感表达真实自然,从中可见贞元科举录取是知贡举者综合考察诗人的创作技巧、政治素质、人品性情等后的审慎决定.唐人“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的抱怨,唐笔记中所说的科举录取荒诞、偶然等与事实真相之间差距较大.至少在中唐,科举录取是“多公而审”的     

朱子晚年“木晦于根，春容晔敷”的精神旨趣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晦”平衡“熹”,“晦”之意如启蒙老师刘子翚祝词：“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这影响了朱子一生的审美趣味与精神旨趣。朱子主静的思想资源丰富,如道南指诀的观未发之中、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无欲主静、《易传》的寂然不动等。朱子晚年对道教丹道经典《周易参同契》颇用功,著有《周易参同契考异》,深受其中主静功夫的影响,如朱子视“三光陆沉,温养子珠”为其中之“要切之要切者”,效验是“黄中渐通理,润泽达肌肤”;在晚年的《楚辞集注》中,朱子通过屈原的《远游》来寄托超脱的情怀,以“壹气”为要诀之要诀,涵盖“毋滑魂”“与泰初而为邻”。另外,主静还表现为专一的持守,如《调息箴》中所言守鼻端之白,由此而至“静极而嘘,如春沼鱼”。诸多主静思想资源汇聚于朱子,他既能入之深,又能转得出,以持敬平衡主静。     

试论先秦诸子学说的共性特征

先秦诸子百家虽然流派众多,各家思想主张颇为复杂,但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察,仍可清晰地发现各家学说有着一些相近的特色。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即以政治为中心建构其理论体系,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排他倾向,在论证学说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托古”心态。这些特征的形成与诸子学说继承的文化遗产,即西周王朝的贵族文化的垄断形式——王官之学是有一定联系的。     

李宓其人及被奉为将军洞本主新探

在南诏文化和白族本主研究中,李宓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和本主祀神。李宓在唐王朝与南诏的政治斗争中是重要的当事人和执行者,他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战争中的牺牲品。将李宓奉为本主是白族特殊文化的表现形式。我们要以历史的科学辩证的眼光来分析评判这一文化现象。     

“文人画”与“院体画”言意之别

文人画”与“院体画”体现了中国绘画史中两种最为重要的绘画审美思想与艺术创作形态,对中国绘画艺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也各自体现出不同的时代审美内涵。“ 文人画”观在明代社会文化形态中的意义转变以及近现代绘画史研究中的涵义拓展,体现了其审美内涵的时代发展特征。“院体画”则是伴随着封建社会宫廷画院的产生出现的,有其鲜明的绘画风格特征与时代审美内涵,但是“院体画”的说法在当代已经日渐式微。     

国外伊斯兰教苏非派研究的态势

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学术界对伊斯兰教苏非派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产生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伊斯兰世界虽然具有研究苏非派的先天有利条件,但因19世纪以来,伊斯兰复兴主义学者大多对苏非派持否定的态度,使得其研究滞后于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开始重视对苏非派的研究,整理出版大量了苏非遗作。     

何焯诗歌评点之学刍议——以何评义山诗为例

何焯是清初诗文评点大家,文章以其所评义山诗为例探讨他的评点之学,认为何焯以评点为学问,评点本是他的学术著作;其评本采用考据与评点相结合的方法,引领了新的评点方式;并以评点构建诗学理论,使评点脱离明以来随意的感性领悟形式。何焯的评点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和诗学理论价值。     

考证方法的教学训练——以“吉贝”为例

考证是以推敲证据来获得历史事实的研究方法。历史文献经过考证才能读通、理解和得到史料。以“吉贝”作为考证方法训练的典型案例,既可以训练历史学本科生的基本专业技能,还能证实古代岭南地区的植棉和棉织技术为祖国棉织业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