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封的商业管理

据《宋史》《地理志》载,开封在神宗元丰年间,户数已由太宗时的18万户增到23万户;徽宗崇宁年间则增至26万户。每户以四至五人计,另外加上十多万常驻军,开封约有人口120～150万之间。而其中拥有6400多家资本比较多的大中型富商和工商兼营者,同时还有九千余家商贩以及大量中外过往客商,可见经营商业和其它服务性买卖业的约占总户数的十分之一。而当时的商品交易额按元丰八年(1078)规定税率和实际税收55万贯计,则开封每年     

北宋中后期的三次兴学运动

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是指仁宗时的庆历兴学、神宗时的熙宁元丰兴学(简称熙丰兴学)和徽宗时的崇宁兴学三次运动。这三次兴学运运动自庆历四年(1044)起至靖康二年(1127)宋政权南渡止,逶迤七、八十年。虽然先后失败,却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不仅是有宋一代选举制度的一大改革,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宋代御容供奉与玉清昭应宫、京师景灵宫的礼仪问题

宋朝御容供奉自太祖开始,与佛道关系极为密切,实为追荐祈福。到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祭奠御容采用国家礼仪形式,列入国家礼典,但它与原庙性质不同。神宗元丰五年(1082)按照原庙之制,将景灵宫扩建成十一殿,施行朝飨之礼,使景灵宫演变为原庙。宋代供奉过御容的宫观还有太清宫和玉清昭应宫。御容奉安仪式与朝谒仪式不同,奉安仪式采用较多佛道仪式,一般委派大臣主持;而朝谒则少量采用佛道仪式,大多是皇帝亲自祭奠。大中祥符九年(1016)仪制是最初的荐献仪制,相对简单,而徽宗政和时期仪制十分繁杂。宫观中供奉御容用素洁之馔,这与其他国家祭祀礼仪用馔不同。     

也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纪念王安石(1021—1086)逝世九百周年

宋神宗赵顼为了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起用著名政治家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又擢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而揭开了一场由宋神宗、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但是,在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下,熙宁九年冬,王安石第二次被迫辞去相位,使变法运动遭到一次巨大打击.元丰八年(1085)三月,年仅三十八岁的神宗皇帝病逝,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上台执政,不一年,各项新法被基本罢废.至此,历时十七年之久的变法运动以失败告终.     

“三旨相公”有感

王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仁宗时进士,通判扬州,召直集贤院,修起居注,历官知制诰、翰林学士、知开封府等。神宗熙宁三年拜参知政事(执政),九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集贤殿大学士。据《宋史·王珪传》记载,王珪"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作为宰相,担负着管理国家的重任.     

北宋徽宗朝大晟乐制作与颁行考议

北宋徽宗朝在崇宁元年至政和七年花费近十五年的时间,制作了一套从乐律理论到乐器制度都焕然一新的大晟乐,并通过行政手段有层次、有步骤地由朝廷推行到民间以及域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晟乐并不仅是徽宗朝的音乐文化特产,而是作为徽宗"继述"神宗新政的一个部分,从诞生、完善到扩张,都受到整体政治环境的制约,与人事变动、各项政策相互协调、促进,共同体现徽宗朝廷独特的政治气象.     

李之仪小考

关于李之仪生平行状目前还有一些问题争议未决,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进一步考辨认为:李之仪及第时间当从《全宋诗》定为熙宁六年(1073),其任县令的万全县当为万泉县,从军鄜延时间当为元丰四年(1081)九月,元丰六年(1083)春回京,年底被辟出使高丽,次年初正式出发,元丰八年(1085)回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     

论清真词的“浑厚”之美

<正> 周邦彦(1057-1121)字美成,自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宋神宗元丰初,游京师,入太学,献《汴都赋》万余言,神宗异之,由诸生擢为太学正。历任地方官职多年。徽宗时提举大晟府(中央音乐机关)。清真精通音律,长于作词,为北宋后期著名词人。有《片玉集》,又名《清真集》。     

张先与苏轼

张先是苏轼所见到的唯一以歌词著称于世的前辈词人。在北宋熙宁年间,张先是实际上的词坛领袖,而苏轼才开始学习写词。探讨他们在熙宁、元丰年间的交往与特殊的师生情谊,对了解北宋词坛情况与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苏轼在元丰二年写的《祭张子野文》中,对他们的交往曾作过简略的回顾,“我官于杭,始获拥彗,欢欣忘年,脱略苛细。送我北归,屈指默计,死生一诀,流涕挽袂。我来故国,实五周岁,不我少须,一病遽蜕。”这里的“我官于杭”,是指熙宁四年苏轼通判杭州之时。“始获拥彗”一句,点明了他们的关系。以前许多研究宋词的前     

《香奁集》归属问题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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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丽制辽"到"联金灭辽"--论10-12世纪东北亚的战略格局及宋朝的战略对策

“东联高丽”战略是贯穿于整个北宋的基本国策,其实质在于联合与辽有矛盾且居于辽国侧背的高丽,以应对东北亚战略格局的变化,抗御宿敌契丹,收复燕云,解除北方的威胁。“联丽制辽”战略的真正实施是在宋神宗朝。宋朝的“联丽制辽”战略,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因应现实的比较高明的战略对策,但除了王安石变法时期外,其在联盟战略的实施方面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从“东联高丽”战略到“联金灭辽”战略的发展与嬗变,是宋朝因应复杂的内外形势的产物。     

宋代闻喜宴诗研究

宋代闻喜宴诗,是专门为新科进士而设的国家级宴会中形成的诗歌,是宋诗之林中的一种。研究宋代闻喜宴诗,分析其类型,知其有会中诗、会外诗、回忆诗等,辑录了一批会中皇帝的赐诗;这些诗篇具有文学史料价值,可补《全宋诗》之漏。     

宋室南渡初期的政局变化与词坛风气

宋室南渡初30年,政坛一波三折,词风亦随之迭宕起伏。绍兴和议以前,在进元而退政宣的政治背景下,词坛通过对政宣风流的清算来完成崇雅黜浮的词学使命,借助于再续元学术来完成苏轼词风的重振。与此同时,在北宋党争余波的冲击下,南渡词人实现了合理重组。绍兴和议以后,随着秦桧的上台与专政,在文化高压政策的影响下,南渡词坛的风气又转向了谀颂与委靡。     

北宋名相韩琦在定州

韩琦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功绩卓著,对北宋政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在边陲重镇定州为帅的五年中,整顿军队,增强国防,为政爱民,造福一方,深得百姓的拥戴,显现出他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情怀。     

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与诗歌传唱

唐代宫廷中的仪式性乐舞和娱乐性乐舞都有诗歌传唱行为的参与。在仪式性乐舞活动中,所唱诗歌通常是诏命朝廷重臣创作,所用曲调大多由乐工制定,辞乐相配的方式有先辞后乐、先乐后辞、依调改辞,演唱由太乐署和鼓吹署中的乐工承担,采用齐唱形式。在娱乐性乐舞中,所唱诗歌多采自文人之作,辞乐相配的方式主要是“选诗入乐”,演唱由教坊乐人承担,演唱方式多为独唱。唐代宫廷中的乐舞活动对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刺激了文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与发展;对全国的歌诗风气、歌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加强了上、下层两个诗歌创作空间的交流。     

宋代京畿制度变迁论略

宋代京畿制度复杂多变。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称开封府界,仁宗皇、至和之际曾一度改为京畿路,徽宗朝时而置京畿路、时而恢复开封府界;南宋以临安府所辖9县为京畿。北宋对京畿管理体制出现了开封府界路级特区,南宋以临安府长官充任浙西路安抚使兼兵马钤辖,管理京畿、京师和朝廷事务,已形成了路总管府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对元朝"大都路总管府"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宋代的胆铜生产

北宋仁宗时期政府曾进行过生产胆铜的试验 ,许申的建议与胆铜生产无关。胆铜生产在宋哲宗时期得到推广 ,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顶点。胆铜生产的发展表明中国古代采矿业在传统的生产方法之外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试论唐前期均田制在西域地区的实施

唐朝时期 ,西域作为重要的边疆地区 ,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特别是从唐太宗至唐玄宗的百余年间 ,唐政府曾从经济、政治及思想文化等方面对西域地区进行了大力开发。均田制的实施 ,就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这有助于促进边疆的农业 ,发展民族经济 ,巩固西北边防 ,维护国家统一。     

北宋初中期国子监书学人物考

“书学”,这里特指国子监书学。北宋初、中期的书学建制一向不被重视,或以为徽宗之前国子监已废书学。然而,文献证明宋初有孙景、李护任书学博士;仁宗时有周越、杨南仲先后知书学;但章友直似非此时书学博士。他们的书学或小学造诣见称于北宋的初、中期书坛,足以填补书史之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