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编撰新图景:大众化历史叙事的隆起——兼论后现代史学

大众化历史叙事的繁荣具有两个背景:大众文化的崛起及世俗社会的复归。而专业史学对科学化的极端追求给大众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阅读障碍。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历史学的勃兴,逐渐出现了要求历史书写回归叙事、寻找读者与进行话语转换的呼声,"宏大叙事"、"大历史"这些看起来天经地义的观念正在遭受强力质疑。"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向长期以来主宰史坛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发起的挑战成为当代历史思维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事件。西方后现代史学其实就是一场发生在西方语境下的史学大众化运动,它给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内容的转移以及文体的变动。我们在对后现代史学的极端相对主义进行辩驳的同时,也要对后现代主义促进史学发展所起的正面作用予以肯定。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述评

后现代主义质疑传统史学的客观真实性,批判启蒙运动以来的线性进步史观以及历史知识中的权力话语,解构了宏大叙事.国内外学者对后现代史学的评价不一.对于后现代史学,应该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后现代史学的怀疑与批判精神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历史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个人兴趣、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等因素,让我们对任何的历史言说都保持一份警醒、怀疑和距离.另一方面,后现代史学对历史的文本性、对历史写作的语言、对隐喻和想象成分的强调,解构了历史的稳定性、客观性,容易导向虚无主义.如何避免后现代主义在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层面上的激进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再审视

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充分吸收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的基础上所促成的一种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其特点是把重心放在对历史语言的研究上,通过对历史著述的话语分析来展示历史的文本性、叙事性和修辞性,并由此认为历史是一种文学制品或想象之物。辩证地看待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于我们建构一种新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中国现代史学主潮论纲

:左右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方向的主要有三大史学思潮 ,即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相对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独霸史坛 ,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在三四十年代曾盛兴一时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三十年代以后 ,尤其是四十年代逐渐成为主导潮流。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的特点主要是强调客观 ,排斥主观 ;重视史料 ,忽视理论 ;主张求真 ,不问致用。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史学的主观性 ,重视理论的探讨和史观的重建 ,倡导史学的实用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以唯物史观的指导建立历史科学 ,主张理论和史料相结合 ,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三大史学思潮并不是壁垒森严的绝对对立物 ,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汇通与融合的特点和趋势     

“挑战”与“捍卫”之间——当代西方史学界对“史学危机”与“终结论”的回应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是否预示着新一轮史学危机的来临,是否又意味着历史学的终结?它至少引发了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一次新震荡,并从理论层面波及到历史写作的实践领域,其影响甚至超出学术范畴,直达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普遍认识。而所谓历史学的终结也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科的消亡,仅仅意味着一场新的史学变革。西方主流史学家试图从历史学的多重特性、客观性的限度与历史事实的建构等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展开与后现代主义的论争,在回应挑战中捍卫历史学的合法性与谋求学科发展的新途径。尽管在现代与后现代史学之间仍然存在着深刻的理论分野,但它们似乎在尝试以某种方式共存,即融合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视角,一方面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锋芒消解现代史学的顽疾与弊端,另一方面又以现代史学长期积累的经验体系来规训后现代意识中某些极端化的思想倾向。双方的相互交锋与激烈碰撞逐步演化为当代西方史学变迁的推动力,也预示着未来史学发展的可能性选择。     

论布克哈特的历史知识观

作为文化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通过反思历史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知识观。一方面,他强调自然和历史的区别,反对历史研究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与新康德主义对该问题的探讨形成呼应关系;另一方面,他在追求历史客观性的同时,强调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和历史书写的文艺性,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历史相对主义和后现代历史哲学。从史学理论角度研究布克哈特,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布克哈特文化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还对于当下思考如何超越后现代史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先锋作家的历史叙事及其语言哲学

“语言学转向”衍生的文本主义和叙述主义,曾对当代小说的历史叙事产生过巨大冲击。文本主义强调文本的唯一性,主张以文本取代实存,这种认识为当代作家进行历史与文学的间性试验提供了理论基础;叙述主义强调叙述的优先性、对话性和解释性,也为其消弭故事的实在性、突出话语的主体性提供了思想便利。为了颠覆史源中心观、历史进步观等元叙事结构,先锋作家也采取了一些其他形式主义手段。当代历史题材创作领域的这些探索,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因而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特质。对于这场文学试验,应该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一方面要肯定其为历史文学带来的新气象,另一方面也要警惕绝对文本主义可能带来的虚无主义危险。     

浅析后现代史学及其历史观形成的原因

20世纪后现代主义在世界上悄然兴起,其影响波及建筑学、文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而历史学作为其最后一个"堡垒"亦受到强烈冲击。由于后现代主义观点的涌现,促使人们更偏向以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审视当下的社会和文化,并逐渐对传统史学能否客观真实地叙述历史产生质疑,后现代史学由此而产生。后现代史学的兴起不是一朝一夕的过程,对西方中心论的怀疑,对诠释学的引用以及历史学本身的客观发展等因素都影响着后现代史观的形成。通过对前人的后现代史学观点进行研读总结,大致梳理出后现代史学的发展脉络,旨在进一步为解释其历史观形成的原因提供参照。     

后现代主义发展观

后现代主义是一股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仍然有着广泛影响的西方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差异性和异质性,反对同一性和总体性.没有学者专门探讨后现代主义的发展理论问题,不同的后现代主义者将自己的发展理论散见于各类文献中.思考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观,有助于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克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和失误.     

新文化史视域下教育活动史研究的“三个转向”

新文化史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史学形态,它的兴起拓宽了历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范畴和领域,使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推动了跨学科的历史研究的发展.教育史学作为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一门交叉学科,与历史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应该也需要从历史学中汲取营养,获得自身新的发展.近些年来在教育史学界悄然兴起的教育活动史研究可以从新文化史当中获取一些新的启示.新文化史视域下的教育活动史研究需要实现“三个转向”:研究视角应从上层转向民众,将人重新放回到历史当中;研究重心应从宏大转向微观,注重具体描写;历史撰述应从分析转向叙事,注重平实生动.     

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变迁

作为东方之花,人民调解制度在社会矛盾化解和纠纷解决中发挥了重要功能。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体现了人民调解制度的性质及价值定位,是人民调解制度功能发挥的关键所在。在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史上,有关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不尽一致。2010年通过的《人民调解法》更是在协议效力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对此,学界和实务界褒贬不一。通过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历史考察,文章旨在审视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变迁历程,总结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变迁规律,评析当前立法的科学性及可行性．进而为进一步完善提供知识积累。     

读曹操《遗令》兼论曹操高陵及相关的问题

曹操高陵自2009年底被公布发现于河南安阳之后,引来各个方面质疑之声。究其原因是,曹操其人从宋代以来特别是文学作品中被人们奸臣化,成为＂奸绝＂。因此,对于曹操墓的被发现,以及从中没有出土属于曹操本人的铁证文物,故而备受人们关注。虽然此墓已被列为200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但是本人认为其中仍有值得研究的内容。考古学毕竟是一门近代新兴科学,需综合各类科学成果才能使结论更加科学化、合符历史真实,其中也更少不了用历史文献作为考古发掘的指导和理论依据。当考古成果和历史记载吻合,这样的成果才没有遗憾。     

陕西地域文化及其特征

陕西是山川壮美、物产丰富、人文荟萃之地.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陕西曾经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和重要人物活动的舞台,对于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都发挥过极为重要的影响.陕西有中国人最为自豪和珍贵的记忆,浓缩着华夏民族的遗传基因,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代表了中国古代最辉煌时期的文化;陕西有无数的史书典籍、出土文物和古迹遗址在诉说着它的辉煌与沧桑.     

浙江海洋古文献考略

浙江自古以来即为海洋大省，海洋古文献资源丰富，在我国海洋文化中具有样本性意义。文章运用文献学研究法，统计存量，分类整合，稽考源流，勾勒其历代发展脉络，形成整体认知，构建浙江海洋古文献体系，进而观照现实，为浙江海洋历史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基础史料。     

"历史"在叙事中复活--论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走向

历史文学叙述行为有其自在特征,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学对历史真实、文学真实、艺术假定、虚构限度等的特别强调。论文主要从作家叙事理念入手,探讨80年代小说叙事变革以来,当代历史小说叙述形态的变化,以及历史文学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叙述范型的。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京报＂一词最早产生于元代;作为报纸的形态,明代的＂京报＂已经存在,而且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一类是封建政府的官报——邸报,一类是民间报房的私报——小报。明代＂京报＂具有的双重称谓,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阅读者的＂误读＂造成的。     

侯仁之对北京地方志的贡献

侯仁之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之一,是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集大成者,同时也对北京乃至我国的新编地方志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研究北京历史地理过程中对北京旧志等史料了解全面深刻,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新式方志的编纂工作时,他结合旧志的长处和不足提出了新志应当有新的内容,即新修方志中要增加对地理变化的记载。这对北京新修方志的编纂工作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同时,侯仁之还亲自主持编写了一些方志。他关于北京历史尤其是历史地理方面的观点也为《北京志》各分志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三重内涵

对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可以从诸多角度加以理解。但如果说马克思哲学革命主要是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的话,那么,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是:究竟马克思实现了怎样的辩证法革命?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主要包含三个维度:作为世界观的历史辩证法、作为社会形态运动形式的历史辩证法以及作为共产主义原理的历史辩证法。     

新中国六十年亨利.詹姆斯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

亨利.詹姆斯是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奠基人,他的文学成就和理论贡献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个案研究,六十年来,亨利.詹姆斯在我国学术界的接受和评论揭示了外国文学经典在我国的接受与批评主要受到本土历史语境的影响,因此,在研究范围、深度、方法及成果方面显现出明显的差异。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大规模引进以及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的多元并进局面,詹姆斯研究一方面跟随着各种理论“解读”,虽然在时间上显得滞后,但推进了批评范式的多元化进程;同时,随着研究的展开,国内研究在对象上表现为一种趋同的选择:相对于国外研究的广泛展开,国内研究基本上聚焦于长篇小说和小说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