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乱还是外患:20世纪30年代的商会问题——以1930-1936年汕头市商会改选为中心的讨论

1930-1936年,汕头市商会内部各派系围绕商会的改组、改选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导致会务停滞,商会履行职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备受质疑,最终得由地方军政机构强力干预,方得以保证改选的顺利。但改选并不能解决商会内部业已存在的问题,各方又迭起争斗,使商会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大受削弱。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可行性的经济学探微——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视角下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世界也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面对出口的下滑,国内需求原本不旺,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更是愈加萎缩,而扩大内需的根本办法在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但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因此,政府加大投资似乎成为挽救经济衰退的一剂良方。由于地方财政早已出现过万亿的赤字,何以出手投资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呼声再起。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是财政分权理论的实践,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在相关配套制度的辅佐下,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将为金融危机的化解起到关键作用。     

这个冬天格外冷——金融危机下的北京商人

当下,媒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什么?恭喜你,答对了!"金融危机。"低迷、重创、萧条、失业、破产……这些幽灵一样挥之不去的词儿刺激着人们本已脆弱的神经。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光荣下岗了;冰岛至今仍笼罩在"国家破产"的阴影当中;世界大环境下,     

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反伦理现象及其应对

反伦理现象在经济生活中时有发生,但在金融危机时期尤为凸现,一些政府和企业自觉或不自觉陷入反伦理泥潭;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其它社会责任,企业舍“义”取“利”的错误价值导向是其直接诱因;而促求内善与外善、经济人与道德人、自律与他律的和谐统一,乃是当前应对反伦理行为的根本举措。     

金融危机下我国扩大内需的途径探讨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方式是出口和投资,在此基础上,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也产生了诸如环境恶化等问题。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出口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这就要求我国政府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的发展。本文主要对我国的出口现状,我国内需的现状以及阻碍扩大内需的因素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就我国政府如何扩大内需提出几点建设性意见。     

政府政策选择与东亚金融危机——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公共政策分析

本文认为,政府公共政策的滞后、失误以及缺乏足够的前瞻性,政府公共行政能力的走低、弱化以及缺乏足够的坚定性,是造成东亚金融危机的主因。具体表现为政府的汇率政策滞后、金融监管政策失控、宏观经济政策失调、产业政策走偏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发生在东亚地区的金融危机,在本质上是一次政府公共政策的危机。危机的解决以及连带的经济复苏和经济发展,有赖于该地区政府的以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为核心的公共行政能力的提升     

明清汀州商人与地方社会

汀州是闽西客家的中心地区,明清时期汀州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汀州商人发家致富后,积极参加地方社会宗族建设和公共设施建设,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汀州商人阶层的壮大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社会的思想观念。笔者试图对汀州商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做出一定程度的论述。     

近二十年来中国商人与商会史研究综论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商人与商会研究发展迅速,学术界围绕着商人与商会研究的主要层面、商人与商会的总体与个案分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成就与不足等问题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著.     

从金融危机看国际金融法的缺陷

考察近年来金融危机的成因以及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救治金融危机的实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行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发展的实况，存在着种种缺陷与不足。对此笔者拟从国际金融法的效力和内容两个层面加以分析。     

1934年天津商会改选纠纷与地方政府应对之策

1934发生的天津商会改选纠纷,缘于天津同业公会对商会的多年严重不满,主动向商会发起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可视为同业公会力量壮大之后制衡商会规范运行的一次重要行动.面对同业公会的公开责难,天津商会严词反驳,并将改选不断拖延的原因归结为同业公会不配合,致使纷争愈演愈烈.天津党政当局在此情形下不得不出面调解这场纠纷,但纠纷仍延续长达半年之久,对工商业发展不无影响,一部分同业公会也改变态度盼望尽早结束纠纷.直至1935年1月底才在党政当局主持下,依照国民党中央新颁发的人民团体整理办法对天津商会进行整理和选举.透过此一案例,对主动或被动卷入纠纷的商会、同业公会、地方党政当局之复杂历史面相均可获得重新认识.     

论潮汕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

本文认为开发民俗旅游资源可以在时空两个维度传播人文精神,以“两个文明”建设相互结合的方式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潮汕民俗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独特性、完整性以及它在海外的重要影响,因而可以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进行开发,且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指出,在开发过程中,应该通过精心筛选、系统规划、深化民俗问题的学术研究来做好这件事。     

社会转型期潮汕摄影思潮观察

本文针对潮汕摄影人创作心态、创作状况，特别是对乡土摄影、民俗摄影、怀旧摄影等大量图像文本的深层语义所作的文化解释，力求描述并揭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过渡时期发生的社会转型及文化变迁。     

协同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信任危机问题研究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治理环境愈加复杂多变,地方政府信任危机由此出现。协同治理机制缺乏、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多主体间互动互助不足等因素,会影响社会治理绩效,导致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甚至引发信任危机。运用协同治理理论,从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出发,建立协同治理机制,规范各主体的权力运行机制,可以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促进治理的协同增效,最终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     

商埠城市的金融行会与地方货币控制权保证——以七兑票时期的汕头为例

在七兑票时期的商埠城市、条约口岸汕头 ,由发行七兑货币的地方金融业商人组成的金融行会 ,通过一系列行会制度的制定和运作 ,使银庄七兑货币的信用高居于官方银行、山西票号、外资银行的货币之上 ,从而掌握了地方货币控制权。     

越商商会与绍兴民营经济的发展

活跃的越商商会是绍兴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道靓丽风景,越商商会的兴起有着特殊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背景,作为一种介于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社会治理结构,越商商会的现实定位是做政府和单个企业无法办到的事,越商商会对绍兴民营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主要表现在信息沟通、集体行动、行业自律、价格协调和法律维权五个方面。     

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民间组织发展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奉行的是政府选择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借助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培育民间组织,有利于实现传统民间组织的现代性转换,符合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但随着我国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政府主体与民间主体之间相矛盾;政府主观预设与客观需求之间相脱节;政府自身不合理的价值偏好与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要求相背离;政府选择所形成的行政依附与民间组织的独立自主相违背。因此,在民间组织生成方式上逐步实现由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的路径转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民间组织自主性、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需要;是优化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形成良性社会结构、化解社会风险的需要;是提高社会自主能力,实现权力回归社会的需要。     

抗战前夕中国商会的政治参与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全国商会进行整顿改组,藉以稳固统治与重构秩序。从表面上看,中国商会的参政热情与政治活动和民国初年相比有所削弱。但从努力争取商人选举权,积极参与国民会议,成立废战会主导废止内战等活动来看,实行改组后的中国商会没有完全丧失政治自主性,对经济民主乃至政治民主依然有着强烈期盼。     

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研究

1927年11月,一群在上海总商会商业夜校求学的职业青年,仿照学校童子军组织形式,自发成立"商夜童子军",随后易名为"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该团成立以后,参加了孙中山奉安大典、募捐赈灾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尤其是在"一.二八"战役和全面抗战时期,团员们冒烽火,忍饥寒,抢救伤兵难民,护运各类人员物资,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合作主义”语境下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双赢战略

"合作主义"提倡的是和谐、一致的社会秩序,政府与中介组织的互动性发展便是对这一"主义"的践行。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权力向社会的回归、社会组织的兴起等等,都为"合作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提供了契机。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应积极寻求实现政府与中介组织双赢的路径———树立合作理念、构建合作模式、培育合作环境等,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劲的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