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关系为何由“冷”转“热”——从澳大利亚方面的考察

2009年中澳关系经历了由"冷"到"热"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仅从澳大利亚方面来看,维护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符合它融入亚洲的题中之义及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有利于澳大利亚开拓在华商品市场,从而促进其国内经济发展。而陆克文本人也急于证明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他领导的工党并不像反对党所指责的那样束手无策。     

后冷战时代澳大利亚的“中国观”

冷战的结束是澳大利亚"中国观"转变的分水岭。冷战结束前,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澳大利亚将共产主义中国视为防范对象;冷战结束后,受经贸实惠的驱动,澳大利亚将崛起的中国视为战略伙伴。随着澳中关系的深化,"中国威胁论"在澳大利亚国内饱受质疑,"中国机遇论"则被广泛接受。在后冷战时代,澳大利亚的"中国观"具有显著的功利性、摇摆性和独立性特征。鉴于澳中之间已经形成复合相互依赖,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崛起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总体而言,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信任在增加,防范在降低,并且信任大于防范。     

“武装到牙齿”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安全化

安全化是行为主体把公共问题或常规政治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政治实践。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安全化取向。澳大利亚安全部门、行政部门和媒体结成安全化同盟,通过指认存在性威胁、争取观众支持和制定安全化法案三个步骤推动了“中国影响力”问题的安全化,构建了新的安全治理秩序。安全由此成为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底层逻辑。而且,“中国影响力”问题的安全化表现出明显的过度安全化和安全化“他者”的特征,决定了该安全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将中国构建为“敌人”的政治进程。这不仅导致澳大利亚陷入安全化的失焦性和失当性困境,也严重冲击了中澳关系。基于此,中国需要以新型国际关系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通过重启和优化外交对话机制、推动构建“中澳+X”合作模式、完善“二轨外交”机制和提升国际话语传播水平构建“去安全化”的对澳外交。     

论马克思主义党法关系思想的中国化历程及其理论生成

马克思、列宁关于党法关系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党法关系思想中国化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领导党、由领导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党法关系思想解决中国共产党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实践历程方面，中国共产党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历经模仿与探索、变革与稳定、法治化与全面深化三个阶段；在理论创新方面，则逐渐形成了以“党要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基本定位、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基本逻辑、以“依法执政”为基本运行方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法关系理论。     

再现“中国”的“同性恋”--英文学术界中的中国同性恋研究

在“中国”与“同性恋”两条脉络里,对英文文献中的中国同性恋研究进行系统地梳理。在“中国”方面,回顾了围绕中国同性恋的“中国性”展开的争论,以及争论背后浮现的全球化同性恋身份与中国文化孕育的同性恋亚文化之间的张力;在“同性恋”方面,首先以香港的同志运动为例呈现出（后）身份政治的寓言,随后检视最近出版的学术专著是如何扮演当下时代（后）身份政治的建构性角色的。最后提供了两点知识论反思———围绕着“中国”问题展开的文献／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反思,围绕着“同性恋”问题展开的对斯皮瓦克意义上的“底层人”再现问题的反思。     

试论澳大利亚“白澳政策”的形成及其原因

本文主要论述了澳大利亚“白澳政策”的产生及其原因，它有助于我们了解澳大利亚的历史，对发展中澳关系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印太”视角下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调整

自“印太”概念于2013年正式进入澳大利亚官方文件之后,澳在印太区域的战略逐渐形成。这反映出澳大利亚对地缘环境变化的重新认知,战略“西翼”分量的加重,契合了其中等强国的外交传统,也展现出澳希望降低同盟转型的风险。在具体推进中,澳加强了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志同道合者”的合作,努力维持同大国之间关系的动态平衡,并确保海上东盟与南太岛国的“两翼齐飞”。在印太区域,澳注重与美、日、印等“印太”核心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协调与安全合作,强化了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小多边合作,对华言语强硬但行动克制。展望未来,澳大利亚在印太区域的战略推进和南海政策的调整还面临着同盟依赖困境、战略错位冲击和身份定位制约等挑战,战略实施的不确定性将增大。     

“扎根”与“生根”：公益创投本土实践的反思与前瞻

源自欧美的公益创投在中国的实践可以比作“扎根”。它的理念、特质与目标能很好解决中国社会组织面临的困境,这为它在中国“扎根”提供了契机。然而,在扎根中国本土的过程中,公益创投的栽培效果并不理想,存在核心概念混淆、社会组织成长轨迹倒置以及政府需要导向和组织发展导向间的矛盾等问题。只有从借助外力的“扎根”到主动在本土中“生根”的转变,公益创投才能在中国土壤中承担被赋予的重任,而要实现这种转变,未来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关注公益创投机构、人才基本要素的培养,在本土化创新和改造等议题上下功夫。     

“一带一路”与东亚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提出的“中国方案”,为世界共同均衡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也逐渐发生着转变,并正在做出积极应对。本次研讨会以“‘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交流与合作”为主题,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部分:“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与区域格局;第二部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合作;第三部分:“一带一路”相关区域形势分析;第四部分:中国地方“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动向。     

“符号经济”论：“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二

建立在马克思“财富哲学”和“关系哲学”基础上的“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从由“实体经济”而“符号经济”的财富流转过程,来批判性地反思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符号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负面影响和后果。从“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关系哲学”的角度来看,作为资本的当代新形态,融入了艺术等文化因素的“符号经济”以及竞争性文化符号消费的无度扩张,一方面,“向内”制造人的等级差异、激化人类内部的“社会冲突”;另一方面,竞争性符号消费又导致物品的无度消耗,进而导致自然物质资源的无度消耗,“向外”激化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冲突”。当今全球社会冲突与生态冲突在相互激化中日趋尖锐。“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批判意义。     

试析“综合安全观”指导下的中国对外政策选择

“综合安全观”是指突破了传统安全观的限制 ,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国家安全问题。而中国“综合安全观”的“综合”性特点 ,主要体现在安全的内涵、外延以及安全威胁来源三个方面。本文提出 ,在“综合安全观”思想的指导下 ,为了谋求一个安全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中国的外交工作必须处理好内政与外交、“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政治外交”与“经济外交”、“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四大关系 ,妥善对待“睦邻外交”和“不扩散”两个热点问题。     

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及原因探析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大洋洲地区各国反应热烈,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已先后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倡议合作谅解备忘录。澳大利亚既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地区的重要区域大国,却在对待"一带一路"倡议上迟疑不决。澳大利亚国内对于是否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存在较大分歧,一方面,有分析认为这能为澳大利亚带来新的经济利益,不能错失这个重要商机;另一方面,不少分析认为这是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重大战略布局,是对美国在亚太区域主导权的挑战,如果澳方积极响应,将进一步挤压美国的战略空间,作为长期依靠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澳大利亚,应该审慎地把握加入以后带来的战略后果。基于澳大利亚的这一反应及其背后的复杂原因,中国化解澳大利亚疑虑的基本思路应为:以"命运共同体"为纲领,力求融入现行的国际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遵守现有的地区秩序,尊重澳大利亚在大洋洲地区秩序的角色,使"亲诚惠容"原则与中澳关系相交融。     

“我甚至不能像异性恋那样思考”：“酷儿”理论和社会学中性革命的缺席

在1985年,斯泰西和索恩(Judith Stacey and Barrie Thorne)对社会学中“女权主义的缺席”提出了有益的批判。他们批评女权主义者,认为他们虽然为社会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转变这一领域的基本概念框架”方面却并不成功。事实上,女权主义社会学家与和他们相对应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相比,在影响“范式转变”方面的确是不太成功的。     

从改良到革命：青年毛泽东关于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以“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视角

文章以青年毛泽东积极参与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例,分析了毛泽东对于改造中国道路“由改良而革命”的思想转变历程,从而指出：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无法空谈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孰是孰非;毛泽东对于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主要是依赖于“事实上能否做得到”这一实践经验而做出最终选择,而少有理论清理的痕迹,这对于以后他...     

论“官本位”经济向“民本位”经济的转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历了10个春秋。现在,人们对这场改革进行多方面的反思,对其实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笔者认为:这场改革的实质是由“官本位”经济向“民本位”经济的转变;实现这种转变的进展、成功和失误,就是改革的进展、成功和失误;继续推进这种转变,就是深化改革。一、实证分析:“官本位”经济——传统产品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理论界对传统产品经济模式的特征有多种概括,但我认为,用近年来在群众中流行的话来泛描社会生活中某些弊端的“官本位”一词来概括更为确切,可更加清晰地显化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自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相继提出“印太”战略构想后,从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广大区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美国为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范围,不断拉拢日印澳进行安全对话,促使“四边机制”逐渐形成。美日印澳通过升级“QUAD+”、扩大军事演习规模、增加高性能武器数量等方式推动“四边安全对话”的长效机制建设。究其原因,这不仅是美国欲在“印太”地区构建由其领导的战略体系,还有四国共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美日印澳在“印太”范围内强化战略组合的新态势对南海的地缘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但加剧了国际行为体在南海的地缘竞争,而且还助推了南海问题的升温,导致南海及周边环境趋向复杂,不利于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作为南海主权国,应保持积极的防范心理,制定相应的对策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青少年与媒体”研究者国际论坛在悉尼举行

“青少年与媒体”研究者国际论坛于 2 0 0 0年1 1月 2 7— 2 9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这一论坛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澳大利亚国家委员会主办 ,澳大利亚广播管理局协办 ,同时得到澳大利亚儿童电视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与资助。会议组织委员会成员包括来自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加拿大、瑞典、墨西哥、美国、意大利、阿根廷、葡萄牙、日本和南非的知名学者。这次论坛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提供了交流各自研究成果的机会 ,并由此推进对包括电视、出版、广播和因特网在内的各种媒体开展多样性研究和进行政策问题的讨论。论坛还为传媒研究者和使用者 …     

从“伦理人”到“科学人”——以民法为例看近现代中国法律上的“人”的变迁

自清末修律中国法律开始了近代化转型以来,我国法律对“人”的想象也发生了变化,由宗法伦理义务本位逐步转向了以人格平等为基础的权利本位,实现了从“伦理人”向“科学人”的转换。这种转换表明我国法律关注的核心从人一人关系转向了人一物关系,这是我国法律发展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的文本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让“科学人”从文本走向生活。     

“墙头经济”和集体社会主义——从单位办“三产”看中国产权文化的特色

本文以剖析某国营企业及其所办的十五个“三产”为基础， 探讨了企业“墙头经济”（ 指单位办的“三产”及由国有单位派生的所有经济实体） 的由来与发展，研究了由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企业，变为以集体社会主义为原则组建起来的新集体所隐含的中国产权文化特色。作者指出，“墙头经济”开始使虚无的公有制产权经济变为一个个走向市场的多元经济实体， 这种产权转变的经验和进一步趋势值得予以密切关注。     

日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可能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致力于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提出的“中国方案”,为世界共同均衡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也逐渐发生着转变,并正在做出积极应对。本次研讨会以“‘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交流与合作”为主题,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部分:“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与区域格局;第二部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合作;第三部分:“一带一路”相关区域形势分析;第四部分:中国地方“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