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乌托邦－－谈《无风之树》的叙述人称特色

《无风之树》无论是对人性的挖掘与表现,还是对生命现象的体悟与思考,或就艺术表现技巧而言,都堪称精品.而其中叙事人称的设置尤其引人注目,小说采用了两种叙事人称的交替第一人称(我)与第三人称(他),从而形成了两种叙事形态."我"承担了十二个人物角色,"他"承担了一个人物角色,而十二个第一人称(我)与一个第三人称(他)又处处显示出"触目惊心"的对立.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类似李锐这样设置如此众多叙述者的文本是极为罕见的,李锐以自己这种个性化的书写方式使得《无风之树》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     

永恒的微笑－鲁迅逝世前的杂文创作

鲁迅逝世前特别是在距他逝世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以顽强的毅力与死神搏斗,争分夺秒,创作了一组达到登峰造极的思想高度和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的杂文.在这些作品中,他笑谈死亡,戏说鬼魂,并始终贯穿着对旧势力和人民敌人的斗争,显示了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贯的战斗精神,践诺了他"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终生誓言.这批精彩的杂文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乐观的思想情绪和幽默、潇洒的艺术风格,就像著名摄影家沙飞在鲁迅逝世前11天的10月8日为他拍摄的那幅手持香烟、眉眼莞尔的照片一样,在中国乃至人类文学以至文化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微笑.     

梦幻如织缘情深－－《红楼梦》梦境描写综论

"情",指人的各种感情欲望,是<红楼梦>中揭示得最为深透,表现得最为成功的重要内容.梦因情而生,曹雪芹在书中写了大小数十种梦幻,说到底都是为表现"情"服务的.情切切,情未了.梦是情的派生物,作者对书中人物的梦幻写得细腻、逼真、传神,变化多端,熠熠生辉.所揭示的情更是浓烈、厚重、含蓄、深沉,丰富多采,耐人寻味.情与梦浑然一体,梦与情对表现人物揭示主题可谓双峰对峙,相得益彰.     

归庄－明遗民诗学理论的杰出代表

归庄作为明遗民中的志士,其诗学思想可作为明遗民诗学理论的代表.他发展了"发愤著书"的传统思想,突出强调亡国时代的"大不幸";主张以人存诗,人品胜于诗品,特别推重遗民气节;他对诗歌创作的"兴会"、"江山之助"的阐释,也带有鲜明的遗民色彩.以归庄为代表的明遗民诗学理论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回忆与想象:论《离骚》的时间意识

真正让"时间"成为一种自觉的诗学意识的,当归功于屈原.在<离骚>中,他就对时间表现出异样的敏感和独特的体验.他往往把时间感受同人生感慨联系起来,将自然时间转化为心理时间.就<离骚>的时间意识而言,其表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时间名词、时间副词以示表层时间,另一种是通过自然物象的变化、活动空间的转换以示潜层时间;其表现内涵也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回忆过去来表现"时不我遇"的失落感,另一种是通过想象未来来表现"时不我与"的忧患感.正是在与时间的对抗中,他展现出自己饱经沧桑的人生经历,表达了自己饱含血泪的生命情绪.     

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经济乌托邦主义－－薛仙舟的合作经济思想刍议

合作经济制度对中国而言,是一种"舶来品".而在传播过程中,被人誉为"中国合作之父"的薛仙舟,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最大."以合作主义为方法"解放平民经济,通过全国合作化达"合作共和国"之境界,以及借助合作社对人性的彻底改造等主张,汇聚成了他的以合作社变革社会的经济思想.因其思想根源于西方的费边社和空想社会主义,并企图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寻求变革社会的第三条道路,结果使得他的合作化方案带有浓郁的空想成份,可行性较低,故称之为"经济乌托邦主义".但其方案毕竟也是时代的产物,并为时代留下了新话语.     

流动的空间－－张艺谋电影影像造型探寻

张艺谋一直被公认为是中国电影界最擅长造型的导演 ,他的影片在环境造型、人物造型、表现造型、生活细节上都别具一格 ,从而建立了他在中国电影界一流导演的地位     

主体的坍塌与他者的颠覆－评霍桑的两篇短篇小说

主体按照弗氏的理论就是人的自我,而他者指的则是无意识即伊德或欲望.在小说中自我分别指的就是年轻的布朗先生和"我".他者在霍桑的两篇小说中指的是布朗到森林去参加魔鬼的午夜聚会和"我"到新英格兰去找我的亲戚去发展.他者在小说中不断地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其快乐的原则.文章还论述了他者在其满足欲望的同时也就导致了主体的坍塌.主体的坍塌也就意味着人的内心世界的崩溃.     

论《红与黑》强烈的政治倾向－－兼谈于连悲剧的社会意义

《红与黑》是一部有强烈倾向的政治小说,小说通过主人公于连短短一生的悲剧遭遇以及他跟敌对上层阶级进行的顽强战斗,全面揭露了复辟王朝的反动、黑暗,深入描写了自由学和保后党势力之间所展开的剧烈斗争。于连短短的一生经历说明,贵州社会不允许像于连这样一个平民出身的青年挤身于上层社会的行列,于连的失败,不仅表现在他的希望的破灭,更重要的表现在他人格的自我歪曲和对自己信念的背叛。虽然他献出了昂贵代价,仍逃不脱被编译阶级毁灭的命运,这就使于连的悲剧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对人类行为的一种可能解释－韦伯对边际效用理论的参考

韦伯是经济社会学中较为偏向社会学视角的理论家,他的经济学理论背景和社会学的关怀使他在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时,呈现出了与以往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韦伯经常参考边际效用理论,此时社会学虽处于前科学阶段,但韦伯贯彻了他独特的理想型概念和个体主义方法论原则,因此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那场关于方法的战斗中,表现出来了与以施穆勒为首的主张政策论的正统保守派和以布伦坦诺为核心的力主科学论的学者都不同的观点,这就是"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原则.韦伯试图与历史学派和传统的边际效用理论学派厘清界限,强调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关键在于描述而非预测人类行为.但即使同样采用个体主义分析方法,韦伯关注个人选择如何集合而成宏观秩序,和这种宏观秩序提供给个人选择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他与经济学家、心理学家迥异的观照人类行为的视角.     

论钟惦棐的电影美学观念和人格精神

作为中国电影美学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钟惦棐的电影美学观念值得认真梳理和深入研究,由此既能更清楚地看出他对中国电影美学的贡献,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电影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由于钟惦棐历来强调电影艺术家和评论家要注重自身修养,故其电影美学观念也体现和渗透着他的人格精神,对此也实有必要进行探讨和总结。     

论本雅明对现代电影理论的 贡献及其局限性 ——兼涉对超越本雅明的思考

从近年来一批电影学研究者,特别是米莲姆·汉森、李欧梵、张英进、张真等人对本雅明理论的援引和借鉴中,我们可以发现,本雅明有关电影和大众文化的论述对现代电影理论有着相当的渗透性。本雅明理论对现代电影理论的确有着极为重要的当下意义,目前我们对其发掘还远远不够。同时本雅明也有他个人的和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将本雅明对现代电影理论的贡献进行一番梳理,并对其言说中的矛盾之处做出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应如何结合当前具体语境进一步超越本雅明,从而为拓展当下电影研究的视野提供一种参照。本雅明从学理上强调了电影的商品属性,将商品性上升到电影的本体层面作出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同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经典电影理论的对抗;本雅明所提出的“废墟”主题在后现代影像文本中的集中呈现体现了本雅明对现代文化、现代电影理论的超前预见。本雅明虽主张电影的商品化,但他反对资本对电影的控制,因此他推荐明显同电影的商品性相抵牾的前苏联电影经验,这就形成了本雅明电影商品化理论中的悖论。电影既然作为商品,就避免不了被资本所控制,但电影创作又不同于普通的商品生产,它是由编剧、导演、摄影师和演员等诸多方面的人员共同参与的一项复杂的精神性劳动,资本控制不了每一个具有能动性的电影生产者个体的精神,这就为电影生产者冲破资本的控制、挑战商品拜物教意识形态提供了多种可能。因此,电影的政治功能可以通过进步的电影人在电影商业机制内部得以体现。另外,本雅明虽然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电影等大众文化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精英知识分子身份的固有规定性,又使本雅明的言说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由此产生的消解意义、碎片化、平面化等文化现象的焦虑,这反映了本雅明对大众文化态度的游移。在全球化、多元化的当下语境中,本雅明曾经面临的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等严格的二元对立已经基本被超越,东方文化的崛起为我们走出本雅明曾经面临的困境提供了一种途径,中国文化中的庄、禅哲学完全可以为解决本雅明乃至西方后现代理论家们无法解决的文化难题提供一种参照。     

试论罗布&#183;格里耶的电影小说

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小说领域完成了10个年头实验的罗布.格里耶将目光瞄准到了电影小说,开始为影坛和文坛培育新型的电影小说品种,并取得了很大成就。本文从电影小说的文学性、影视艺术特征及独特的叙事方式等方面入手,对格里耶的实验电影小说以及渗透在文本中的创作理念作一探析,以探求他在这方面的贡献。     

许冠文“城市喜剧”的社会文化意义

许冠文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影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他作为一个“票房神话”的创造者，其影片的价值并非仅停留在“俗”的层面上，而是有着他追求的雅俗共赏的美学境界和艺术精神力度。通过分析许冠文作品产生的香港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并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许冠文电影的时代价值、美学风格及其在香港电影界和香港社会文化层面的重要地位进行探讨，可以较全面较深入地了解许冠文电影以及与之有关的香港喜剧电影的文化意义。     

孙瑜:主流中的另类、类型中的作者

清华学子孙瑜是我国早期电影导演中为数不多的接受过正规电影专业教育的佼佼者。在“复兴国片”的旗帜下,孙瑜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浪漫写实”的艺术风格和影像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主流电影思潮中独树一帜,被称为影坛“诗人”。孙瑜的电影创作借鉴了美国好莱坞电影类型片模式,尤其是受到了美国通俗情节剧的影响。但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使得孙瑜的电影创作常常会超越“通俗剧”的一般套路,从而打上孙瑜电影的深深烙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瑜也成为了自己影片的“作者”。同样,尽管他与当时的左翼电影思潮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又使他成为了主流中的另类。新中国成立后,一场对《武训传》的大批判则导致了孙瑜成为彻底的另类,也宣告了“作者”的消亡。     

论莫言小说创作的影视化倾向

莫言是中国当代小说作家中最早“触电”的，他的作品也随着电影《红高粱》的获奖而被更多的读者关注，影响日渐扩大。由此他参与改编或创作了部分影视作品，这些经历使他在小说创作中出现了影视化的倾向，诸如强调感官刺激，注重描写对象的色彩，突出读者视觉上的感受等等。莫言用文字为读者营造了一个绚丽多彩的世界。     

论色彩象征性与非象征性的融合——以影片《放大》为例

在电影中,色彩象征性的运用可建构电影色彩表意功能符号,色彩非象征性的运用能凸显电影艺术家的色彩思维,而一旦色彩象征性与非象征性相融合,就会表现出以下两个方面效果：一是实现电影色彩的二维匹配（侧重于象征性）,二是实现电影色彩的三维空间立体建构（侧重于非象征性）。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是色彩象征性与非象征性融合的典范,以独特的电影色彩思维为其后电影从业者提供了参考的蓝本。     

对话: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图景与个人记忆——影片《世界》导演演员访谈录

本次对话,不仅是贾樟柯拍片八年以来首次亲耳聆听观众的意见,也是艺术家对中国当下现实的一次深层剖析。作为贾樟柯解禁后的首部影片,《世界》一方面延续了他一贯的思考;另一方面,也一反他前三部影片中对于家乡、对于20世纪80年代、对于普通人生活的思考,转而从个人记忆出发关注全球化影响之下处在急剧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本片中还相应地采用了数字技术,希望赋予世界各种可能性。     

贾樟柯电影中的草根符号

贾樟柯将自己的目光落到草根阶层,恒定地关注与记录这一特殊人群的喜怒哀乐。利用符号学的方法将贾樟柯电影进行细化,分解成草根符号加以研究。从而,贯穿贾樟柯电影始终的草根符号群体的电影画像系列,也成就了贾氏风格。贾樟柯电影的特殊之处正是在于始终将草根符号纳入到自己的电影视野之中进行表现与描述。     

论电影对白翻译中人物形象的再塑

电影主要运用人物语言塑造形象,剧情片更是如此,常常借助对话表现思想、刻画性格、推进情节等。电影中的人物语言富有性格化的特征。性格化是电影人物语言艺术的最高审美价值体现。电影翻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忠实地传达原片的这一审美特质,在译制片中再塑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