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在古代书目中的归类变迁

作为君臣之间交流的媒介,奏议在汉代以档案文书的形式被保存到史传中,一些奏议草稿则被编入私家著述中,成为子书的重要文献来源。魏晋时期尤为看重奏议文的审美特性,奏议集归属于集部;私家著述中的一些奏议性质的言论也被编入个人文集中,这即是“子书入集”现象。唐宋时期奏议集编纂的兴盛和奏议在集部中的单独立目,本质上是奏议政治和史学价值再次提高的表现,属于文学的史化现象。逮至明代,奏议开始在史部中独立,并在清代集大成的目录学专著《四库全书总目》中最终确立了在史部中的独立地位。奏议在古代书目中的归类变迁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奏议文学性和政治实用性的博弈,也可管窥奏议观念的时代变迁。     

超越与开拓：法史学创作新路径

法史学既具有史学的构架，又具有法学的内涵。所以，法史学学术著述往往是一项艰难的创作活动。就《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这部法史学著作来看，它展示了作者良好的整体设计思路和科学的具体操作方法，其中的专题研究方法和考证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为这部著作的完成提供了前提条件。     

魏晋“寡妇赋”的创作特色及其文化内涵

魏晋时期,女性题材的赋作得到大量的抒写;女性角色呈类型化趋势,如思妇、怨妇、去妇等其中最为特殊的莫过于寡妇角色的抒写。其特殊性一是表现为写作主体的不同,二是其写作时间集中在魏晋时期,魏晋已降则不见蛛迹。立足其特殊性,逐层分析魏晋"寡妇赋"的创作特色,探究兴盛于魏晋之缘由,展现出文本丰富的文化内涵。     

魏晋时期史学的发展对目录学的影响

魏晋时期史学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统治者的重视,私人修史风气的盛行,史著体例的丰富等是重要原因,这些因素不仅促使了目录学著作相继问世,目录学的著录和分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汉代刘歆编定《七略》的"六分法",到魏晋时由于史学的发展,逐渐向晋荀勖所编《新簿》的"四分法"演变,并最终定型为目录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分类方法。     

荆公门人徐君平生平发覆与著述辑考

由于徐君平《三经音辨》《韩退之别传》的亡佚,学界一直难以研究其书的思想内涵.又因其生平资料较少,后人对其著述内容、学术思想了解较少.今对徐氏《音辨》《别传》等书进行考辨,并进一步探究其与荆公新学的联系,以此揭示其作为荆公新学传人的重要学术地位,同时对于徐氏生平履历和著述加以考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的民族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一个重大成就,是各民族史学的蓬勃兴起。与汉族史学空前发展的同时,在我国北方和西南建立过政权的匈奴、鲜卑、羯、氏、羌、巴氏少数民族,其史学也取得了接近汉族先进水平的成绩。这种盛况,堪称史无前例。 秦汉时期,匈奴、羌等少数民族已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长期建立过政权,但是,由于他们主要还是过着游牧生活,又远离中原,所以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的史学。魏晋以后就不同     

鲁迅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贡献

鲁迅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与他对魏晋文化资源的吸取紧密相关,这在客观上促成了他对魏晋史学的研究,对魏晋古籍的辑校和整理.对“魏晋风度”一词的首次提出,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倡导,对魏晋学术和社会研究的贡献便是他研究魏晋史学取得的成就.     

汉魏六朝时期人物别传综论

别传是汉魏六朝时期流行的一种人物传记，以显明的特．或区别于当时的纪传体史著中的人物传记。别传以汉魏六朝时期的名士为主要摸过对象，并随着名士之风的流行逐渐发展起来，汉末两晋时达到了高潮。两晋时期，随着名士与高门士族的结合，别传成为专门授述士族人物的人物传记c南北朝时期，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刘传也很快衰落了。     

爱国的逾越与压力——略论抗战时期中国史家的民族观与节操观

爱国主义是抗战时期史学著述的主流倾向。然而,这一话语本身不免忽略了史家因地域之别、著述环境不同而形成的爱国泛化与压力问题。故而,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观念重新加以审视,对沦陷区史家的节操观念详加考析,皆对抗战时期史家抉择问题的探讨,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汉魏颍川荀氏家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开发利用研究

荀氏家族是汉魏之际颍川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巨姓望族乏一.它兴起于东汉末年,魏晋时期达到鼎盛,东晋以后逐渐衰落;荀氏家族在政治、史学、文学、文化等方面成就突出,影响深远.为适应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需要,应加强对荀氏家族文化的研究,通过与三国文化旅游开发相结合,创作一批以荀氏家族文化为主题的文艺作品,促进区域文化发展.     

魏晋南北朝选举用人制度述论

中国古代自两汉设立察举、征辟等选举制度以后,便形成了由中央政权和地方官吏、大族共同掌握选举用人的制度.进入魏晋南北朝,汉代的选举制仍然延续,但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状况,出现了地方大族把持选举用人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同时,由于九品中正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巩固"门阀制度"的作用,从而促进了这一时期官僚"贵族化"的倾向.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今文三家《诗》衰微,《毛诗》一统天下,《诗经》的文学特性得到更多关注。魏晋与南北朝《诗》学又各具特色。魏晋《诗经》学存在郑学与王学之争,论争激烈;南朝《诗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北朝《诗经》学注重名物训诂。     

论“魏晋风度”形成之独特环境和个体因素

针对“魏晋风度”迅速式微的事实,从“魏晋人物”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个体因素诸方面进行分析,汉末、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严苛的社会政治生态,“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僚选拔制度,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门阀体制下“魏晋名士”独特的家世、形容、才情、少年风范等因素的综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必要条件。     

魏晋玄学与魏晋音乐初探

魏晋时期,在玄学兴盛的两百余年中,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思潮席卷当时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同样对魏晋音乐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玄学思潮浸润下,魏晋音乐以道家思想为旨归,强调音乐"和"的本质特征,造就了一代音乐作曲、演奏名家群体,凸显充满玄学风格的经典音乐作品的独特艺术个性,同时也反映出魏晋玄学思辨对构建和发展中国古代美学理论作出的弥足珍贵的贡献。     

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新诠

对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可尝试将其置于“文质世运”这一语境来加以讨论。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演变,表现为一个“质文代变、文质互救”的模式,即：汉末文弊,曹魏争之以质,曹魏中期以后,治道又由质转文。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与宦官擅权、选举不实等政治问题相伴而生,是汉末文弊的一种表现。曹魏代汉是一个“救文以质”的社会政治过程,清谈浮华在这一时期自然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不过曹魏中期以后,汉魏之际的政治却又表现出“由质趋文”的中途转向,清谈浮华也得以重新发展。不过,正始清谈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学术问题,它受玄学的主导。由此,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将到达一个新的阶段--魏晋清谈。     

唐宋古文运动复古实质初探

一、唐宋古文运动是复古而不是革新。其领袖不仅大张复古的旗帜 ,而且十分忌讳“新变” ,不可能为革新。唐宋古文运动伴随当时复兴儒学的思想运动 ,摧毁了魏晋以后新生的尊重人的个性的玄学 ,独尊了复古的儒学 ,不能为革新。古文对骈文的胜利乃文言战胜口语 ,古代句法、词汇战胜时下流行的语汇 ,只能为复古。二、唐宋古文运动是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的反动和倒退。 1 终止了魏晋以来未能完成的“文笔之辨” ,使文学观念趋向模糊 ;2 贬低文学 ,使魏晋时几乎独立的文学 ,又成儒道的附庸和工具 ;3 从“化成天下”角度论文 ,有意模糊文学观念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考述

秦汉时期,文具制造业开始兴起,毛笔的形制确立并得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持续发展,制作原料不断增加,技术水平逐渐完善,使用范围渐趋广泛。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笔业重心主要在北方黄河流域,但东晋以后,南方地区的制笔业发展明显。     

汉末魏初诗文论重心的转移与文学价值的发现——试论铃木虎雄“文学自觉说”的内涵及其判断依据

＂文学自觉说＂自问世以来,就一直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由于铃木虎雄在表述上的过于简略和自身矛盾,导致学界长期以来对其内涵以及判断依据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从铃木虎雄在《中国诗论史》中的整体思路来判断,他的所谓＂文学自觉＂是指汉末魏初以来对于文学价值的发现与承认,是文学价值观念的自觉;其判断依据则为汉末魏初诗文论的重心由道德教化向文学自身的转移。当代学界对于＂文学自觉说＂的重新审视,必须摆脱因为误解了铃木虎雄而造成的本不应存在的影响。     

南朝诔文演进及撰作探析

诔文兴盛于汉代,历经魏、晋以迄南朝,渐呈衰微之势。南朝诔文继承了汉魏晋以来诔文重抒情、求审美的传统,抒发个体主观性情更为深刻突出,行文高度骈化,藻采纷呈,用典繁密,音律协畅,对偶精工,与时文风气完全相合。南朝文人过于强调诔文的审美价值,相应地,其实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衰落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学术思想多元化发展时期。期间玄学兴盛,佛道流行,而在两汉居于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学却衰落不堪。本文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特点、学术思想盛衰消长的客观情势以及儒学自身的状况去探究儒学衰落的原因,以有助于总结思想史发展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