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搜查立法精密化比较研究

刑事搜查制度既关系到刑事侦查权的正当行使,又关系到被搜查人的人权保护,各国立法者都要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进行艰难的价值选择,因此西方法治国家的立法者设计了一套精密科学的机制。然而我国关于刑事搜查制度方面的立法粗糙,人权保障不足。借鉴域外经验对我国刑事搜查制度予以全面改造,才是明智之举。     

论夜间搜查——从两则案例谈起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搜查的时间未作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夜间搜查频繁出现。夜间搜查很容易侵犯被搜查人和与其同住的人的隐私权和生活安宁权,给其造成伤害,司法实践中也确实发生了因夜间搜查而把人吓病的案例。因此,我国在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规定禁止夜间搜查。当然,在保护公民隐私权和生活安宁权的同时,也要兼顾打击犯罪的需要,法律可以设置一些禁止夜间搜查的例外。     

法国刑事搜查制度述评

法国的搜查制度在主体、理由、内容、程序要求几方面既反映了收集证据的一般规律性要求,也体现了当代国际社会对公民个体权利保护的基本需要。法国搜查制度在平衡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两方面需要之间找到了恰当的结合点,为我国搜查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经验。     

搜查法益探究

法益理论为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说所倡导，但关于搜查制度所欲保护之法益却鲜有人论述。基于此，文章通过简述法益一般理论，分析传统搜查保护之法益以及现今“隐私之合理期待”，来反思中国现行搜查制度法益之保护，并希望能有益于中国搜查制度的完善。     

无证搜查:立法与实践的背离及其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11条第二款规定,在执行逮捕拘留时,遇有紧急情况,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这可以看作为无证搜查的法定条件.然而,由于立法本身的缺陷,法定的无证搜查条件在侦查实践中难以对应产生,诉讼法意义的无证搜查,即附随刑事拘留、逮捕执行而进行的搜查在实际侦查中基本没有适用的空间.相反,侦查实践中却存在大量的缺乏制度规范的"无证搜查"现象,在无证搜查问题上,现行法规范与制度运行之间出现了根本的背离.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分析,为解决二者的冲突找到出路.我们认为,完善无证搜查的立法,对实践中无证搜查的情形进行规制,可以提高侦查的法治水平,在满足打击犯罪的需要的同时,更好地保障人权.     

论无证搜查的程序性原则

无证搜查作为刑事诉讼中一项由公权力主导的侦查措施,具有内在的损害被搜查对象利益的可能性,这就要求立法对其从程序原则性上进行控制.搜查必要性原则解决了无证搜查存在的根本基础,情形紧急原则进一步限制了无证搜查的范围,而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原则能最大程度发挥无证搜查与保护被搜查人员的合法权益的作用,法定原则从根本上保证了无证搜查的依法进行,在为无证搜查提供法律依据的同时使无证搜查制度获得正当品性.     

刑事搜查研究

搜查是一种获取证据的常规手段,也是一柄双刃剑,因为它在实现获取证据的同时,使用不当就会侵犯人权。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搜查的规定相当粗疏,所以,有必要借鉴国外一些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以完善我国的搜查制度。     

刑事搜查制度问题研究

刑事搜查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诉讼行为 ,刑事搜查权是警察执法权的重要内容 ,极容易被滥用 ,其后果是造成搜查的“双重目的”落空。我国搜查制度规定过于粗疏 ,可操作性不强。为此必须解决搜查的基本原理、分类、搜查权的批准和发动权限分配、搜查的理由、非法搜查与证据禁用的关系、搜查的程序等六大基本理论问题 ,在理论上重建搜查制度的法理基础、制度基础和程序基础势所必然。     

征税权的立宪分析

征税权是将私有财产变为国家财产的一种公权力。无论对公民还是对国家来说,征税权均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因而必须从宪法的高度来约束。我国的宪政转型及法治建设有赖于征税权的立宪。     

我国公民劳动就业权的法理解说与法律保护

劳动就业权是指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保障下我国公民获得劳动就业机会并在劳动过程中得到基本保障的权利,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劳动就业权作为基本人权及宪法性权利的真正内涵以及国家对该权利实现所负的义务,并从制度建设的高度探索公民劳动就业权法律保护的路径。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搜查措施之理论反思

我国有证搜查还处于内部控制、自我约束和事后监督的阶段。被搜查者的合法权利不得不严重依赖于侦查人员搜查的文明程度。而无证搜查立法的拘谨与侦查实践的现实需要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我国搜查措施所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搜查措施对侦查机关的规范和约束力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对被搜查者权利的保障仍有所不足。我国不仅需要完善有证搜查制度,而且更需要建立和规范以同意搜查为核心的无证搜查制度,以追随刑事诉讼现代化之步伐,实现法治中国之梦想。     

国外电子证据搜查立法状况简析

电子证据是指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数据。根据电子证据的存在状态,可以将电子证据分为静态电子证据和动态电子证据。电子证据搜查是在电子时代搜查概念扩张的结果。根据对搜查制度的不同理解,电子证据搜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面对电子证据搜查给传统制度带来的诸多挑战,各国主要有两种应对模式:一是类比适用传统搜查制度,以美国为代表;二是制定新的专门规范,以欧盟理事会牵头制定的《网络犯罪公约》最为典型。对上述两种方式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我国电子证据搜查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审判为中心"视域下搜查制度完善研究

司法实践中,搜查作为一项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身以及财产权利造成侵害的侦查措施,无论在搜查证的申请与批准,还是在搜查的执行等方面均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当下我国正在推行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搜查制度也提出了要求.文章认为我国搜查制度应当从明确搜查证的申请程序、增加搜查证的例外情形、对搜查的执行予以规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理论基础

建立完善的刑事证人保护制度,既是证人自身安全保障的需要,也是国家规定证人作证义务的逻辑结果,更是公民宪法权利得到保障的具体体现。它对于维护证人的合法权益,促使证人出庭作证,有效地发现和打击犯罪,进而维护司法权威,实现刑事诉讼的良性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证人保护制度在我国立法上尚属空白,因此对其理论基础相关问题的梳理,是合理构建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前提。     

企业迁徙自由的法律规制——以个体基本经济权利宪法保障为视角

迁徙自由是个体基本经济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迁徙自由是公民迁徙自由的自然延伸。企业迁徙自由作为个体基本经济权利,主要目的是对抗公权力的非法侵犯。企业迁徙权的宪法保障要求明确规定公民迁徙自由以及建立基本权利保护的违宪审查制度。同时,企业迁徙自由也受到必要的合理限制。我国目前的企业迁徙自由存在宪法保障的制度性缺失,有必要进行完善和补救。     

我国无证搜查的程序控制

克服无证搜查给公民权利造成不法侵害的有效途径是从程序上对其予以控制：如确立侦查人员进行无证搜查时负有理由告知及表明自己身份的义务;明确无证搜查笔录的必要记载事项;建立无证搜查后应及时将搜查有关情况自动提交司法审查的监督机制;对无证搜查设置非法证据排除及诉讼行为无效制度的程序性制裁措施;当事人对无证搜查不服,赋予其有向作出搜查决定的机关申请复议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救济权利。     

论公民知情权的宪法保护——从动车追尾事故的调查说起

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不仅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国高铁建设的关注和评议,而且暴露出公民知情权法律保护的欠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对于实现公民的知情权至为关键。作为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知情权由于其宪法特质在人权谱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知情权域外的历史变迁来看,其确立发展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息息相关。因此,保护公民知情权应当从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开始,着力于宪法层面的文本完善和机制健全。     

论公民住房权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以城市房屋拆迁的根本治理为视角

城市化进程中房屋拆迁不断地侵犯公民的住房权,造成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治理这一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公民住房权法律保障体系.公民住房权具有基本人权属性,是一项宪法权利,而宪法的首要价值就在于保障人权.因此,应当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住房权,并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同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公民住房权的司法救济途径,使得城市房屋拆迁受到宪法与法律的限制,以充分保护公民的住房权.     

网络时代数据隐私的搜查干预——从滴滴顺风车司机抢劫、强奸、杀人案切入

网络时代倒逼"隐私—搜查"相关法制的变革。首先,网络时代数据隐私的兴现增扩了隐私体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应继续甚至强化传统的隐私保护。法律在强调隐私保护的同时,也要注重保护限度,警惕保护过度膨胀,应以风险视角的隐私观取代传统的保护视角的隐私观,情境式地规范判断保护的必要性与强度。其次,由于隐私权的宪法地位,隐私干预只能交由《刑事诉讼法》的搜查法制。在网络时代,搜查对象由有体物向系属无体物且可远程调取的隐私数据延扩,搜查构成应由财产基准向隐私基准转变。最后,由于网络时代现行犯的紧急情况可能表现为物理空间距离间隔的非当面性,更应实质解释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紧急搜查条款,以扩大其适用范围。     

论我国宪法实施主体的多元化

我国多数学者秉持的是宪法实施主体一元化的立场。将宪法实施主体限定在法院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等国家机关,必然会遭遇宪法实施动力不足、宪法实施不全面等困境。宪法的本质和目的决定了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是宪法实施的主要动力来源,权力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又导致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多元化是我国宪法实施主体的真实特征。据此,我国宪法序言最后一句关于宪法实施主体的规定,可以分别被归入到国家公权力组织、社会公权力组织以及公民和一般社会组织的范畴中。只有构建起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良性互动的制度体系,才能为宪法实施提供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