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者"到乌托邦——沈从文前期创作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叙事策略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从最初的为都市生产的"他者",转变成为具有审美乌托邦意义的文化图式,是在迁移语境下,来自边缘文化的闯入者与主流文化霸权之间不断"嬉戏"的产物,是其妥协性叙事策略与颠覆性叙事策略之间的某种平衡.在自晚清以来的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虚构乌托邦乃是常见的叙事模式,而<边城>作为其中不可多得的审美乌托邦,有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     

共和主义乌托邦：从柏拉图到莫尔

通过对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的《乌托邦》的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他们的乌托邦思想中潜藏着共和主义叙事,实质上柏拉图和莫尔都希图建构一种共和主义乌托邦,由此也可以说乌托邦思想与共和主义之间原本就存在着一种共生的却被遗忘的历史关系,因而我们试图恢复以柏拉图和莫尔为代表的乌托邦思想家在共和主义政治光谱中的理论地位也并非一种主观冲动。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的“宗教文化叙事”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叙事现象,对此"宗教文化叙事"其实比"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之类的命名更为合适。"宗教文化叙事"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它与少数民族作家普遍受到本民族宗教文化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它也与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比如宗教)的认同有关。"宗教文化叙事"的发现还有着叙事学上的理论意义。     

詹姆逊的乌托邦文学观及其理论意义

美国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立足于乌托邦和人类文化的展望,从他的认知图绘的思想框架出发阐释乌托邦观念,对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共生关系提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詹姆逊的乌托邦观念是一种前瞻性的理论,这种前瞻性的理论构成了他文本叙事中的动力,并体现出对审美意识形态的社会批判功能。詹姆逊在乌托邦观念引导下的文学理论观念对当代文化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是促进当代文化理论不断走向深入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潜源。     

丁玲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破解丁玲研究之谜

丁玲早期参加过无政府主义者们组织的活动,也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有过密切接触,因而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其早期作品对超拔于世俗生活之上的性爱乌托邦的追寻,标志着中国性爱小说走出了五四"爱情-婚姻-家庭"的世俗程序,进入到一个新的精神空间,使中国女性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跨文化形象学的终极问题

在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中,从中国的自我想象人手来反思形象背后的文化问题是核心课题.中国的自我想象,无论是乌托邦式的想象还是意识形态式的想象,都与西方的中国形象存在差异.中西方的中国形象之间不是对应关系,而是错位关系.导致这种错位与重塑的原因在于中国为回应西方的挑战而建构的现代性叙事中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中国现代性叙事纠缠于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冲突,这种植根于中西二元对立的矛盾,在跨文化的全球叙事中有可能被化解.     

重新认识和评论乌托邦思想

重新认识乌托邦思想是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史及其各种社会潮流等许多问题的一把钥匙,在当前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只有正确的认识乌托邦思想,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正确认识和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目前社会的走向。乌托邦思想反映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一种良好的愿望,它的最大特点是世界性、群众性和历史的悠久性以及不可能实现的虚幻性。这种同社会现实相对立的美好的思想,是从道德层面上讲的。从哲学上讲,乌托邦思想是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乌托邦思想对人们的影响具有两重性。所谓的"革命的乌托邦"是对"乌托邦"含意的附加和曲解,其本质仍然是乌托邦思想。     

乡愁乌托邦:1920年代乡土小说的情感结构

"乡愁"、"乌托邦"这两个概念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乡愁乌托邦作为1920年代的情感结构的核心概念,它具有两个向度:乡愁指向过去的乡土中国,乌托邦却指向未来社会制度、人类合理的生存状态。乡愁乌托邦其实就有了过去和未来叠合在1920年代当下的特征。过去、未来和当下相互叠合的时间结构,城市和乡村的相互交织、紧密缠绕的空间结构,共同建构了1920年代乡土小说的情感结构。关注乡土中"人"的生存状态、主体生命价值和对乡土的眷恋纠缠在一起,成为1920年代乡愁乌托邦的核心指向。这对全球语境下文学创作的本土化也具有一定的镜鉴意义。     

论中国20世纪小说家族主题的流变

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 ,“家族叙事”是一个世界性主题 ,中国 2 0世纪小说也不例外。在现代文学时期 ,小说的家族叙事倾向于描述封建大家族的衰落过程 ;在所谓“1 7年”时期 ,小说中的乌托邦冲动仍然潜含着家族制度的文化原型。“新时期”小说的家族主题从文化反思的角度 ,全方位地审视家族和家族制度在中国文化中的角色和意义 ,而到 90年代 ,小说则更多地借助于家族隐喻和新的叙述观念来表达自我的存在焦灼和自我对历史的感受     

论中国海洋科幻文学的世界图景建构

海洋科幻作为科幻小说的亚类别在目前的科幻研究中尚未有明确概念与定义。海洋科幻既是一种题材书写、主题书写,更是置于人类、海洋与大陆关系网络中的一种文化书写。中国海洋科幻书写与中国科幻文学发展同步,具体呈现为海岛叙事、海人叙事和海洋文化叙事三个面向。在海岛叙事中,海岛形象既表征为科技前沿隐喻,同时也是作为现实与想象的交汇点,象征乌托邦或恶托邦场域;在海人叙事中,海人形象表征了人类未来身体形态及其文明发展,表达了创作者对文明未来的忧思并提出其可能路径;在海洋文化叙事中,海洋文化被刻画为与陆地文化相生相伴、相辅相成的存在,创作者还以家园意识重审中国科幻可能的海洋文化发展。总体而言,中国海洋科幻以开放、多元、包容的心态探索未来人类文明与海洋文化,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家园建设,构建了中国海洋科幻文学的世界图景,拓展了中国海洋文学的广度与深度。     

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演变与回归

格非小说研究至今已有30年,成果不计其数,但仍有不足之处。拿“江南三部曲”和《隐身衣》来说,二者看似毫无关联,实则联系紧密,只有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才能直观地把握格非小说从“乌托邦”转向“反乌托邦”又回归“乌托邦”的发展脉络,清晰地洞察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隐性回归,全面地梳理格非小说乌托邦叙事思想的复杂演变,准确地解读贯穿格非小说始终的乌托邦叙事思想,从而弥补格非小说研究的空白。“乌托邦叙事思想”的回归,既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又是乌托邦积极意义的必然要求、个人生存发展的刚性需要,还是格非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这一“演变”与“回归”,格非向我们展现了“乌托邦”的重要意义与巨大价值。      

台湾百年话剧中的民族寓言

民族寓言是民族叙事的一种独特形式,台湾百年话剧的民族寓言包括原型叙事、历史叙事和乌托邦叙事等。原型叙事作为文化记忆与集体潜意识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琴韵千秋》《楚汉风云》《和氏璧》等剧目中,知音、君子、英雄等“原型”意象隐藏着文化特质和人格,以新型话剧形式,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文化精魂。历史叙事作为历史记忆与现代转型的民族寓言,体现在《国姓爷》《阉鸡》《胜利进行曲》《光复进行曲》《牛犁分家》等剧目中,以个人和家庭的故事展现台湾人民在荷占和日据时期集体的反抗斗争和后殖民论述,也展现台湾人民和祖国血脉相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乌托邦叙事作为社会理想与现实指涉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猪八戒做和尚》《武陵人》《暗恋桃花源》等剧目中,“桃花源”作为中国人理想世界的象征,在台湾剧场重生,创造乌托邦叙事的民族寓言。民族寓言使台湾话剧激活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蕴含集体无意识能量,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理想色彩和艺术光芒。     

苗族生命伦理观与沈从文的侠义叙事

沈从文侠义叙事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湘西苗文化是沈从文的文化自觉,对其文学创作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苗族生命伦理观念决定了作品中侠客义士的血性冲动,在行侠仗义的价值追求和理性原则上与中国传统侠文化不太一致;面对危机中的大中华民族和苦难中苗族的民族立场选择,决定了侠义叙事中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质疑与批判:格非小说的反乌托邦叙事

"乌托邦"本身就包含了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人们理想中的美好家园,另一种意思是空想的不存在的国家。从《山河入梦》最后一章起,格非就开始质疑表面上看起来可以称之为"乌托邦"的花家舍人民公社。政治层面的不平等和不自由、生活层面的不美好等,都是格非创作的着眼点。继而,在《春尽江南》中,当格非看到黑暗肮脏、混乱不堪的社会现实,便把乌托邦梦想埋进了内心深处,从各个方面对欲望乌托邦和社会乌托邦展开了无情的批判。这些包含着浓郁的反面乌托邦思想的叙述,可以称之为"反乌托邦叙事"。联系西方反乌托邦作家,与其经典反乌托邦小说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虽然他们选取的时间段不同、批判的着眼点不同,但从更深层面来看,二者的创作目的是相同的,无非是想告诉人们——乌托邦无论如何都是无法实现的。     

叙事模式与文化意味--对近代小说叙事的文化考察

叙事模式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文化意味。视角越界、叙述者的个性化和“乌托邦”叙事是近代小说叙事中值得关注的三个现象。三者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处于传统到现代变迁过程中的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的一些特点和趋势。     

从“他者”到乌托邦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从最初的为都市生产的“他者”，转变成为具有审美乌托邦意义的文化图式，是在迁移语境下，来自边缘文化的闯入者与主流文化霸权之间不断“嬉戏”的产物，是其妥协性叙事策略与颠覆性叙事策略之间的某种平衡。在自晚清以来的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虚构乌托邦乃是常见的叙事模式，而《边城》作为其中不可多得的审美乌托邦，有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     

保罗·奥斯特的创意与困境

保罗·奥斯特的作品重视叙事创意,他使用后现代主义语言,在虚实结合的元空间中一再讲述令他着迷的主题:"偶然"与"巧合"的人生、自由的"囚徒"、迷失的"自我"、虚幻的"乌托邦"、"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等,形成了强大的回声与共鸣。但是他的创作也陷入了重重困境:重复的创作、单薄的情节和消极的思想。他的叙事创意与创作困境正是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一个写照。     

我眼中的全球化与中国西部文学--兼评《尘埃落定》及其它

所谓全球化 ,对文学艺术而言 ,只是一种牵强附会的时髦、一种类似“乌托邦”的天方夜谭。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西部文学创作应当独具自己特有的风范 ,尽可能彰显和扩张自己的特性和个色 ,而不应只是文化上的称谓和学术上的概念。《尘埃落定》没有突出中国少数民族先锋文学的探索性 ,也代表不了中国西部文学创作的新的审美观。     

游离于乌托邦实践与退避归隐之间——格非《人面桃花》中近代知识分子形象的精神心理探析

格非《人面桃花》中的近代知识分子处于"疯狂"与"失语"状态中,其桃源梦境或革命乌托邦搀杂了个体私欲杂念,表征他们游离于乌托邦实践与退避归隐间的复杂精神心理。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文人复杂心理的一个承续,也与近代转型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有关。同时,作者对乌托邦的复杂态度体现了其探究新的世纪转型时期人性、人心及人的生命存在与精神状态问题,以及重建文学整体性和人类生活整体性的努力。     

文明人的“野蛮”与野蛮人的“文明”——试析《远方有个女儿国》的反乌托邦叙事

《远方有个女儿国》以爱情为引、文化审判为主,讲述了现代文明与摩梭族文明在两个男女青年身上对撞与融合的故事。现代文明要求一种规范式伦理秩序,当这种秩序在革命政治理想的强势之下被主动地推行,以期实现社会价值体系的一致时,必然受到了"异域"文明的冲击、抵制与反抗。小说中摩梭女儿国的自由生活与自在生存实现了对这种秩序的消解,而政治理想乌托邦的破灭也恰恰证明了反乌托邦叙事下的"文明"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