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神赋》对《神女赋》的承传与发展

宋玉的《神女赋》与曹植的《洛神赋》均为辞赋史上的精品,二者一脉相承,不论是在内容主旨上,还是在形象塑造、语言词汇上都有着诸多承传与发展之处。宋玉的《神女赋》具有开创性意义,曹植的《洛神赋》则是集大成之作,二者在辞赋史上都占居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采遗芙蓉:曹植诗文中的爱情意象——兼论建安十六年对曹植的意义

建安十六年,一方面是曹植一生文学创作真正意义上的始点;另一方面,又是曹植真正意义上的情爱人生的起点。其中采遗芙蓉的意象,几乎贯穿曹植的一生。从曹植诸多诗文作品,特别是从《七启》《九咏赋》《芙蓉赋》《洛神赋》等文学作品来看,都带着极为浓郁的芙蓉情结。芙蓉,正是曹植和甄氏爱恋的媒介,因此,也是曹植一生不断回忆追恋的意象。     

儒家"成人之道"在曹植后期辞赋中的彰显

儒家的"成人之道"希望人们做"全人",并提供了范式.曹植生于王侯之家,儒家文化熏染使然."成人之道"范式伴其终生.随着曹操的逝世,曹植的人生陷入囚徒般的泥潭,人生态度发生较大变化,但其辞赋中却彰显了儒家的"成人之道",其作品内容体现着他一直恪守着"君子"的价值目标,恪守着价值能力上的"仁",价值取向上的"义",价值规范上的"礼".     

曹植《七启》作于建安十五年质疑

《七启》是曹植辞赋作品中重要篇章之一。《曹植集校注》(赵幼文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定此赋作于建安十五年。本文认为,曹植《七启》似作于建安十七年曹植《登台赋》之后至建安十八年曹操策封魏公加九锡之前的这段时间,故提出质疑。     

曹植赋在魏晋南北朝的接受状况

曹植赋自诞生起，历经魏晋南北朝，影响力远远低于其诗。在建安第一代读者群那里，曹植的辞赋基本上还是被推重的。到了《典论·论文》的出现，曹植赋的接受开始出现转折。人们对于曹植作品的接受就侧重在诗歌上了。     

比物取象 目击道存——解读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形象

电视剧《潜伏》使用"比物取象,目击道存"的方法塑造了余则成的形象,通过这个形象表现了创作者对人生的一种感受、一种领会,这样就使形象有一种生命的气质、生命的张力。它可以从造型与性格、情节与境遇、环境与情感几方面解读。     

曹植之“愁”与意象创变

曹植是魏晋时代的著名文学家。他的特殊人生经历,造成其作品善写愁思。曹植通过意象的创变,对于愁思进行了细致感人的描写,创作了《洛神赋》《赠白马王彪》等作品。曹植将这种愁思与意象营构巧妙地融合起来,通过比兴手法创构意在言外、高度概括的意象类型。曹植晚期的诗赋还表现了逍遥游放、摆脱愁闷的心态,从而开启了正始文学的先河。     

《洛神赋》寓意管窥──兼谈曹植与甄后的暖昧关系

《洛神赋》寓意管窥──兼谈曹植与甄后的暖昧关系刘玉新脍炙人口的《洛神赋》，自问世一千七百多年来，一直被绝大多数人誉为一篇朽不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永放异彩的明珠＂（钟优民《曹植新探·曹植的辞赋》）．然而在它的写作寓意方面，却长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曹植重视民间文学观念管窥

曹植是建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活动中,也展开了积极的文学批评,提出了相关的论文主张,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和理论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因为曹植曾经说过“辞赋小道”而认为曹植对文学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但这种观点与曹植在创作上的成绩相矛盾。事实上,曹植重视文学,尤其对民问文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曹植辞赋理论概述

辞赋,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它“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中经汉代大赋的繁荣兴盛,发展到汉末、建安时代,起了极大的变化,由汉大赋的铺陈富丽,堆砌词藻转而成为抒情状物,情文并茂的短篇佳构。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杰出的作家曹植起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不但在创作上有着超越前人的丰硕成果,在理论方面也有着前人所无法比拟的建树,为一代“词赋之宗,作者之师”。然而,遗憾的是,历来的曹植论者却大多只注意于他的诗歌创作,而忽视了他的辞赋成就,对他的辞赋理论更是鲜有论述,诚然,曹植对辞赋的论述,和他其他的文学见解一样,大多散见于创作和书信之中,比较零碎,缺乏系统。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曹植的论     

曹植的经典意识与辞赋创作

作家对经典的接受往往内化为自觉的经典意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曹植正是魏晋之际深受经典影响的代表性辞赋作家,自幼潜心经典,服膺儒学,形成了浓厚的经典意识。这种经典意识在其人生观中表现为对儒学政治理想的追求和对儒家道德伦理观念的接受;在辞赋创作中,一则表现为主题内容上的积极用世精神;一则表现为语言形式上的对经典话语的建构：或直引经典篇名取其篇章义,或截取经典文句和词语取其字面义,或化用经典词语取其引申义。     

“楚辞”的初义和能指

“楚辞”一词出现在汉武帝之时,其初义与发生在战国后期屈原、宋玉等人的文学创作无关。其初义所指有二：一是指朱买臣和庄助写作的辞赋;二是指他们用楚国方言诵读所写的辞赋,以此来干谒君主。楚辞的能指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指流传在楚地的民歌;二是指楚地流传的道家作品,其中包括流行于战国时期的黄老学说等;三是战国后期屈宋等人的文学创作。     

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试论曹植后期创作的悲剧性

曹植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一生却坷坎不平,饱经辛酸,“抱利器而无所施”,抑郁而终。这种不幸的遭遇,对于一个在政后上积极进取、欲有作为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悲剧。不幸的人生经历,使曹植的后期创作与前期创作相比,竟判若两样。诚如前人所论:“书翰伤切,文词哀痛”;“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诗文怫郁”等等。可见,曹植的文字创作并不尽是“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他后期的大多作品包含着他心灵深处巨大的哀痛,展现着他悲伤的生命流程,因而,悲剧性就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     

从文学传播角度看曹氏兄弟地位差异形成的原因

从文学创作到文学传播再到文学接受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作家地位和作品影响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环节—文学传播在起作用。对于那些生前文学成就相差不远的作家来说，后来地位距离的逐渐拉大，传播在其中充当着重要的指挥棒。曹丕、曹植兄弟即是一例，二人生前各拥才赋，难分轩轾。但历代以来，二曹不再并肩驱驰，曹植风骚独步。这其中，文学传播对二人的地位差异之形成发挥了非凡的作用。     

李德裕袁州辞赋的动物铺陈与人生沉思

李德裕的文学世界及其情志脉动,应为探索中、晚唐名相李德裕学术主题的崭新材料。李德裕袁州辞赋的特殊意义,复在这些作品主要撰于他首次罢相后,放逐南楚所留下的重要书写文本及其情志见证,亦为此次贬谪期间的主要书写文类。本文即以其中与动物书写相关的袁州辞赋动物铺陈与人生沉思为例,从珍禽困境与逐臣惊梦、虫兽隐喻与朋党自述、仕途回车与渔歌追梦、屈《骚》变创与自我写真等方面,论述中晚唐世变下李德裕的宰相身影及其逐臣身份下的自我对话。     

开创古代诗歌“悲秋”之作的先河——谈宋玉及其《九辩》

宋玉的辞赋作品是楚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先秦时期中国文学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他的《九辩》,开创了古代诗歌中“悲秋”之作的先河,在文艺思想、创作精神、表现手法、体裁形式、修辞技巧等各方面对后世文学创作有     

略论宋词的群体次韵与异代相次

宋词次韵创作中,存在一首词被同时代多位词人次韵及异代词人超时空次韵唱和的现象,这类次韵作品的抒情内容与主题,多与原作存在一致性。文章认为群体化次韵与异代相次现象的产生,与次韵作者群体面临的相同相似人生境遇有关。从词史发展角度看,群体化次韵与异代相次形式的出现,不仅是词体文学创作形式上的新变,也反映了词体文学的抒情向表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靠拢的趋势。     

动人的形象 深刻的寓意——《洛神赋》译析

辞赋史上不朽的名篇《洛神赋》,是曹植倾注了他的爱和恨而浇育出来的一朵奇葩。他以浪漫主义的想象,叙写了一个人神恋爱而不能结合的悲剧故事,塑造了一个纯洁、多情的神女形象。赋中充满着强烈的抒情色彩和传奇意味。现将《洛神赋》原文试译于后,并作简要分析。     

论莫言小说中的动物与人性——以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为中心

莫言是当代中国重要作家,其作品反映社会历史变化,从近代一直写到当代,堪称史诗。在许多作品中,莫言描写了各种动物,构成作品重要组成部分,也形成其文学创作的显著特征。《生死疲劳》是莫言重要作品,在描写动物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在这部小说中,动物的生命活动非常精彩,有意义,与人类的社会行为形成对比。莫言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传统,思考严肃、重大的主题,即人性的问题。动物形象对于莫言的创作来说意义非同一般,他探讨人性问题,从动物的身上认识人,用动物的眼光审视人。     

元好问辞赋原论

元好问早年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曾经创作过辞赋作品。但受其老师及其人生经历的影响,他后来较少创作辞赋而以诗歌散文为主。元好问现存的四篇辞赋均创作于他四十岁之前,他论赋主张温柔敦厚,他的辞赋创作也体现出复合性的美学特征,他的辞赋说理的特色受到了宋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