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内圣外王之学论要

“内圣”与“外王”是儒家人生理想的两极。内圣功夫即一心向善、自觉修养、持之以恒。外王是内圣的外在拓展、儒家外王之学的核心和理论基础是其仁政学说，它扎根于民族文化心理之沃土，应合了统治者治国安邦之政治需要，遂在中国封建社会获得独尊的地位。比之于道家，内圣与外王在儒家学说中表现出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两极合一。本文对李泽厚等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偏颇作了辨证。     

论刘向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发展

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思想和儒士曾一度受压抑和贬斥。面对这种现象，刘向自觉地继承和维护先秦儒家思想，并以诸子之学丰富儒家思想，在儒学指向上不仅继承荀子重视事功的“外王”之学，而且以敬、谦、廉、诚等思想丰富孔子、孟子提倡的“内圣”之学，为儒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论先秦儒家外王之学的两条理路及其当代定位

先秦儒家外王之学存在两条不同的理路：一条重视内在道德修养，强调由内圣开出外王；另一条重视外在礼仪规范，强调直接从外王入手，实现王道政治。今天应对这两条外王理路给以新的现代定位。     

从"外王"到"内圣":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儒学--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本文对以往儒学由"内圣"到"外王"的思考做一逆转性思考,而指出从"外王"到"内圣"的一个崭新可能.作者多年来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来诠释中国传统社会,并提出批评.作者指出,原先"从‘内圣'到‘外王'"如何落入以"心性修养"为中心,而遗弃了"社会公义";相反地,从"外王"到"内圣",则不再是"大公无私",而是"公私分明",对于"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始有一恰当的衡定.笔者认为这是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论先秦儒家外王之学的两条理路及其当代定位

先秦儒家外王之学存在两条不同的理路:一条重视内在道德修养,强调由内圣开出外王;另一条重视外在礼仪规范,强调直接从外王入手,实现王道政治.今天应对这两条外王理路给以新的现代定位.     

“内圣”、 “外王”之辩：一个“后新儒学”的反思

本论文旨在针对"内圣"与"外王"这组概念,对比于"新儒学"与"后新儒学",做一总的回顾与思考。当代新儒家不同于以往儒家的"内圣"直通"外王"之道,改而强调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特别经过一"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知性主体",并以此而开出现代化的民主、科学。我则以为应该有一大进展,这是经由"新外王"的学习,进而启其"内圣",有一新内圣之发展可能。这些论题将涉及于"方法论之本质主义"与"方法论之约定主义"的差异;另外,也涉及于"历史的发生次序"、"理论的逻辑次序"、"实践的学习次序"三者的差异。本文首先溯及于1990年代以来所引发的思考,对比地呈现出"后新儒学"与"新儒学"的总体异同。再者,指出第三波的儒学革命主张的是"民主宪政,公义为主"、"多元而一统",此不同于往昔第一波之"宗法封建,人伦为亲"的"大一统",也不同于第二波之"帝皇专制,忠君为上"的"大统一"。在此新局下,当有一崭新之思考也。吾人以为,儒学该从"道德的形而上学"转为"道德的人间学",由"心性修养"转而强调"社会正义",在重视"君子"之前,更得重视"公民"这概念。这已经不是如何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考,而是如何在"新外王"的学习过程里调理出"内圣",并由此"新内圣"再调理于"新外王"之中。"内圣"与"外王"是交与为体用的,这种"两端而一致"的船山式思考,正是后新儒学思考的特点之一。梳理传统,面对"血缘性纵贯轴"三纲之限制,解开此中所涵之"道的错置",经由"公民"与"君子"之对比与厘清,朝向"公民社会"之建立。从"内圣─外王"到由"外王─内圣"的结构性转换,是伴随着儒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而开启的,这是儒学不得不要有的转化与创造。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评析

<正> 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先生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说,且持之甚坚。认为此说是“不悖于往贤”而“有进于往贤”的,是反省到传统儒学“外王之直接形态”之不足而力图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是就“如何顺吾之文化生命而转出科学与民主”作出的透彻说明。不少现代新儒家学者,特别是牟宗三的诸弟子,则簇拥备至,认为此说确实达成了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理论联结,解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然而,透过牟宗三对“良知自我坎陷”说玄妙而繁复的论说,不难看出:它却是力图通过比传统儒学更为内在化的进路来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的。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可能达成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而且只能是加剧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脱节与对立。     

近代西方正义理论视阈下儒家“义”德的政治哲学解读

儒学"五常""四端"说,皆以"义"为核心范畴之一。"正义"自古以来就是西方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正义表现为关涉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交往关系之间的一种美德;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秩序的原则、规范和体制。儒学讲"内圣外王",大体而言,"内圣"是道德哲学的谱系;"外王"则是政治哲学。就儒学"内圣"体系、内圣开外王的路径而言,"义"是"仁"的道德实践;而就儒学"外王"体系而言,"义"表征为"仪",即"礼",人行"义"而"仪",以实现和维持和谐公正的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正义的遵行和对非正义行为的规诫和惩罚,即矫正正义的实施。"义"作为正义的原则,该原则自身是否合乎正义?儒家性善论和儒家天命论为此提供了合法性证明。     

儒学与中国封建政治

儒学与中国封建政治吕明灼孔子、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古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各方面的结构与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没有孔子、儒学也就不会形成具有特殊历史特征的古代中国，甚至现代、当代的中国。孔子、儒学与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几乎达...     

"李约瑟难题"与内圣开出科学

围绕“李约瑟难题”,即中国古代科技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思想文化基础是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为什么没有发生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分析现代新儒学的内圣开出科学是否有历史根据。儒学仁智合一的传统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表明传统儒学的“内圣”具有开出和阻抑中国古代科技的双重性。明清之际的实学蕴涵着与近代科技相通的因素,但实学偏重的是外王而非内圣;明清实学流变为以内圣为体、实证为用的乾嘉朴学(经学),中国科技由实学引导的近代转向遭到夭折。     

论“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与矛盾

“内圣外王”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典型形态是中国伦理型政治的必然产物。它把内心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实践融为一体 ,建构为一种独特的伦理政治哲学。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与矛盾 ,进行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并探讨它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一、“内圣”与“外王”在理想中的统一就浑然一体的境界来看 ,“儒家的‘内圣’与‘外王’理想是不能分割的”(1 ) 。但是为清晰地把握“内圣”与“外王”的关系 ,我们有必要对“内圣”与“外王”的内涵分别加以考察 ,以求对“内圣外王”的综合领悟。圣的本来含义按《尚书·洪范》的解…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

儒学传统的现代命运,也就是儒学传统如何定位的问题,这无疑关涉儒学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问题。新儒家所提倡的“儒学第三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极致。尤其6O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上的起飞,为新儒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活力”,借此“生机”,新儒家则直接把东亚经济发展说成是儒家“内圣”之学合乎逻辑地开出的“外王”事功。他们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标以“儒教工业文     

禅宗与儒家心学

禅宗与儒家心学杨应龙禅宗作为中国传统暂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尤其对儒家心学有着承先启后的重大理论贡献。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发展到孟子，形成了一种特别强调主体自我的新型儒学，即心学。传统观点认为小学只限于儒学中陆王一派，而事实上，在先秦，心学从发生到发展...     

论孔子的“外王”人格观

论及中国传统人格观 ,总要涉及重心性的“内圣说”与偏事功的“外王论”之间的争议。其实 ,在尊重历史情景的前提下 ,以同情理解的解读方法仔细研读原典会发现 ,“内圣”与“外王”的人格观的区别 ,在孔子那里并不像后人区分的这么极端 ;孔子对圣人人格的评价 ,更偏重外王事功 ,而对圣人的内在之心性并不十分苛求。     

容错性民主:传统儒学现代转换的新途径

大多数现代新儒家未能全面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缺乏普适性,导致其过去近百年来选择了“内圣外王”的错误研究路径.在批判西方民主理论基础之上提出来的容错性民主,将“委托试错权、保护政治精英的试错权和履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修正错误的义务”视为民主的核心,而不是西方自由民主强调的多党竞选.以容错性民主为标准,通过挖掘儒家君子的道德内涵,便可初步实现传统儒学与民主之间的融通.具体地说,就新外王而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政治精英需要履行的义务;就新内圣而言,“公开自我批评”的精神和行为是一种美德,符合儒家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容错性民主理论的提出,修正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路径:从“返本开新、内圣外王”转变为“开新返本、新外王新内圣”,初步解决了困扰现代新儒家的世纪性难题“传统儒学现代转换问题”,并在制度层面与深圳市、重庆市建立的“容错机制”相呼应.     

儒家的“内圣外王”论评析

郭洪纪先生在《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发表如题文章,从四个方面对“内圣外王”论进行了评析;①“内圣”与“外王”的渊源与演变,作者认为,内圣外王,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母题,也是儒家知识分子百世不移的最高理想,孔子依“天下为公”的思想,把极高的社会理想托始于远古,遂有大同小康社会之说,为后世立下了内圣外王的圭臬。汉代尊五经,有存“三统”之说,还有阴阳家的“五德终始”之说相配合,主张政局衰坏,便应让位于新政。魏晋以后,玄学的兴起与道家思想的膨胀,使儒削弱;佛学的传入与禅宗思想的发展,又使儒学受到挑战。唐末五代的百年大乱,社会残破,道德败坏,人心空虚,宋儒起来重建人生,修复王朝,内圣外王的精神有了复兴的目标。明代君权专制高涨,政治恶化,许多学者不愿从仕而有志于圣学。清代,皇权主义和官僚政治发展到了顶峰,文字狱大兴,儒学无论讲内圣还是讲外王,都可能触祸,因之转而讲名物考据。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代的形成,一些学者重提内圣外王,以求图强。此时由于中西文化的碰撞,更多的学者转向西学之中吸取精粹来进行启蒙教育,终于动摇了儒学独占的局面。②内圣外王的伦理价值与局限。儒家之所以能独     

孔子的中庸思想与儒学的中道性格

孔子的中庸思想与儒学的中道性格李翔海南开大学哲学系中庸之道是孔子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被后儒称作“圣之时者”（孟子语），是“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的（朱熹语）。而中庸之道在孔子那里既是一种最高的德行，也代表了一种最高的智...     

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自觉与重建——以李二曲"体用全学"为中心

儒家的学问乃是 "内圣外王"之学.经过宋、明时期的发展,其内圣面得到充分揭示,但对于外王面则重视不够;且在儒学内部还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争论.不仅如此,随着西方科技的传入,明清时期的儒家又面临着新的时代问题.而对这些问题不同程度的解答,其实也就意味着儒学向现代的转型.这个转型由明末清初的大儒李二曲开启,并由现代新儒家尤其是牟宗三予以深化.     

后新儒学的“公民儒学”建构及其问题——与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比较

儒家正义论的当代重建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是林安梧所建构的"公民儒学"与黄玉顺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就"公民儒学"来说,尽管其对于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效应,但其本身的内容架构却有待贯通与深化。与"中国正义论"相比较,"公民儒学"存在着诸多内在缺失:首先,混淆了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的区别,导致二者关系发生错位,即"以礼为义";其次,这种错位关系的根源在于后新儒学"外王—内圣"的思维架构的不彻底,"内圣"与"外王"的"逆转"未能真正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困境的超越;最后,"公民儒学"本身的证成陷入了"公民伦理"与"公民社会"的循环论证。"公民儒学"所存在的这些缺失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公民儒学"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推进。     

孟子“仁者得位”思想发微

关于"德性"与"位"的关系,孔子主要强调德性修养对"位"的前提性和先决性。孟子的"仁者得位"的政治主张则认为,由于"德性"与"位"的关系只是一种应然而非必然的关系,"德性"修养也即"内圣"并不必然开出"位"的"外王"实践。因此,在孟子"仁者得位"的理论架构中,对德行修养的关注让位于对"位"的重视,"位"成为德性修养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德性修养自我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方式和途径。进一步看,孟子认为,要实现"仁者得位"这一理境,唯有"王"位才是最根本的方式和手段。而"内圣"与"外王"的高度统一成为孟子"仁者得位"思想的理想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