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而忽略了“创造”与“叛逆”，强调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而忽略了文化层面上的转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成为研究对象。文章试图通过对“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阐释，证明“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和文学价值。     

“忠实”与“叛逆”——以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例

在文学翻译界“忠实”与“背叛”一直是一个争议性的话题，直到“创造性叛逆”概念的产生，较为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纷争。“创造性叛逆”把人们的视角引向对“文化”的关注。《生死疲劳》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美国翻译家葛浩文的英译本使得该作品在英语世界里广泛传播。文章以“创造性叛逆”的视角，选取《生死疲劳》英译本中典型的例子，从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化等五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因“文化隔阂”而产生的“忠实”和“创造性叛逆”现象及其所用的翻译手法，旨在揭示其文化价值，为文学翻译提供参考。     

文学翻译：“叛逆”中求“忠实”

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忠实”与“叛逆”现象一直困扰着译者,两者常被认为是僵硬的二元对立,不．可得兼。实际上,在“忠实”标准指导下适度“叛逆”往往是实现“忠实”的好方法,即：我们可以在“叛逆”中求得“忠实”。     

“另类的忠实”——论女性主义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和“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两个极端。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通过一种与“性别政治”息息相关的“写作方案”来演绎一种“另类的忠实”,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传统翻译标准的“忠实”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冲击,女性主义翻译为“忠实”这一重要而且最为基础的翻译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翻译“创造性叛逆”：一种深度忠实

传统翻译忠实标准强调理想化的忠实而轻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认为创造性叛逆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忠实和创造性叛逆是对立的。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论证了创造性叛逆忠实于翻译主体（即作者、译者和读者）,忠实于文化交流和传播,忠实于翻译自身的发展,从而得出结论：创造性叛逆不仅不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反而是深度的忠实。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赵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研究

回顾了“创造性叛逆”概念的提出，以及创造性叛逆所引起的争议，在创造性叛逆的四个规定性特征基础上，总结了其它两个特征，即主体性与完整性。对于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属于解释性研究，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由儿童文学的娱乐性、艺术性和审美追求决定的，最后得出结论——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为了更好地忠实于原文。     

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受到时间、空问、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翻译往往表现出某种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叛逆有多种体现,最具价值和研究意义的是个性化翻译.承认创造性叛逆,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承认了译者的主体地位.但创造性叛逆应是在忠实原意基础上的一种创造.     

忠实与叛逆的辩证统一——论翻译中忠实标准的兼容并蓄

翻译的忠实可分为源语文本派忠实、源语语境派忠实和译者认知派忠实。文章揭示了这三种忠实其实都只是忠实的一个方面而已,对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应有不同的理解。三种忠实标准的兼容并蓄,以及翻译中忠实和叛逆的辩证统一,或许才能还忠实以本来的面目。     

“创造性叛逆”:莫言《生死疲劳》英译特点及启示

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作品在海外得以传播，并于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译者功不可没。选取受西方读者欢迎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莫言“御用”英译者葛浩文的个性化翻译。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接受环境而导致了“叛逆”，翻译的“创造性”赋予了作品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使得原作跨越国界得以传播。个性化翻译是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研究《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个性化翻译，包括对原作的背叛、删减等，指出该英译本的英译特点和风格，并非有悖于传统的“忠实”原则，而是一种深度忠实，是现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接受不平衡这一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关于翻译标准“忠实”矛盾性的探讨

翻译标准"忠实"在中西方翻译界几乎得到一致认可。然而,中外学者又普遍认为客观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忠实。英汉语言差异及中西文化差异是翻译标准矛盾性存在的主要原因。虽然没有纯粹忠实的翻译,但"忠实"标准作为一种价值取向,阶段性的、相对的忠实还是可求的。     

是创造还是叛逆?——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近年来译学研究中"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创造与叛逆之间的关系还比较模糊。从文学翻译中的忠实性创造和叛逆性创造入手,尝试厘定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应在翻译这样一个动态的综合的过程全面的分析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重新定位,抑或三位一体?——论比较文学、翻译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以往人们一般都将翻译和翻译学视为小道,认为它只是比较文学的工具.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文化思潮打破了关于原文与译文的尊卑等级观念,认为翻译并非只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实际上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翻译学并非只是研究语言转换的技巧,而是要研究翻译过程中包含的复杂的文化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翻译和翻译学的地位.20世纪中后期,文化研究思潮兴盛,研究者着力探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研究受其强烈影响,并因此实现了"文化转向",开始注重探讨不同文本、不同语言系统背后的文化内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经过蜕变的翻译学研究领域得以加广加深,观察剖析翻译过程和翻译目的被视为探讨各种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阵地和最佳途经,它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和取代了比较文学的地位和功能,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因此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迈入新世纪后,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翻译学各自的特征和相互关系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工合作的局面.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已经过时,翻译学将居主要地位,是否如此,尚难断言.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翻译一直被看成以忠实为绝对准则,不具有任何创造性的行为。译者被认为应竭力摆脱主观性的束缚,使译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但文学翻译有着不同于其他翻译种类的很独特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很多因素必须被考虑在内,绝对忠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成为文学翻译不可避免的本质特征之一。     

解析胡适译作《老洛伯》的文本功能及翻译策略*

胡适译作《老洛伯》发表于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大时代背景下,它不仅是白话诗歌的范本,还是悲剧叙事诗的范本,具备多重文本功能。因此,在翻译策略上来说,既忠实于原文,又有所创新。译作从形式上忠实于原作文学体裁,遵从原作叙事风格和情节安排;同时,打破原作的韵律节奏,突出故事的悲剧性。     

文学翻译中的“叛逆“与“忠实“

忠实于原文是必要的,但没有绝对忠实的翻译。我们要弄清楚应该忠实于什么、如何达到忠实、叛逆与忠实之间是什么关系等。文章认为,在一定情况下,译者的有意识的策略性叛逆可以更好地达到忠实于原文的效果,创造性叛逆是好的文学翻译最常用的策略。     

对范·路文兹瓦特翻译比较模式的再思考

文章从理论阐述、译例选取两方面突出了范·路文兹瓦特（Kitty Van Leuven—Zwart）的比较模式在翻译转换中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结合东西方不同翻译理论流派的观点，从其可操作性和理论根源上剖析了比较模式的合理性、科学性以及存在的缺陷。     

“创造性叛逆”对描述翻译研究的肯定和背离

随着国际译学界“文化转向”的发生,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以原著为中心,以文本对照和语言分析为主要任务的规范式研究方法,而将翻译置入特定的文化语境下,从宏观的角度研究译作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对目的语文化的影响,即描述翻译研究范式。“创造性叛逆”便是顺应这一研究导向,由我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谢天振教授最先引进的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命题。作为描述翻译研究膝下的产儿,创造性叛逆是如何与描述翻译研究保持和谐一致,又有哪些自身特点暴露了描述翻译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呢？本文以此为突破口,展开分析。     

基于话题链的《永州韦使君新堂记》的原/译文对比分析

语篇的衔接和连贯无论是在语篇的构建还是在语篇的翻译中都尤为重要,话题链是构建语篇衔接与连贯的一种统摄机制。因此,文章结合汉英两种语言在主语、主题和话题链方面的差异,对柳宗元的《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及其英译本(罗经国译)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永州韦使君新堂记》的英译文基本忠实于原文,但在话题链的衔接方面需要完善,以保证译文的衔接和连贯,使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从而提升译文质量。      

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正名

"比较"和"对比"是两个不同概念的语言学术语,然而在英汉译学著述和翻译教学的科目设置中混淆通用."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和"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中的"比较"与"对比",形式与内涵完全相同,性质和目的也没有区别."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的课程设置受到专家的质疑,与其名目不无关系,故建议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目统一术语,确立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