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阮籍、陶渊明看儒家归隐思想的特征

归隐,历来被认为是道家的专利。其实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归隐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它对中国古代士人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以前常被认为是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阮籍和陶渊明,事实上正是儒家归隐思想的体现者。他们的生平和诗作所表现出的“时隐”和“道隐”,正反映了儒家归隐思想的特征。     

陶渊明式归隐移民题材影视剧的美学哲思

两千年前,陶渊明生逢乱世,怀才不遇,只得归隐田园,可他却以出淤泥而不染的诗文风格为后人创造了一片南山之畔童话般的精神家园。而今,后工业时代的弊端以及消费主义的流毒正一点点侵蚀掉人类寄居于地球之上的诗意。归隐与逃离,是当下影视剧创作的两大主题。影视艺术创作者,应该效法陶渊明,创造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美,在光与影的交织中,为人们幻化出一座治疗心灵疾病的美好精神家园。     

从诗与酒看阮籍与陶渊明的不同

阮籍和陶渊明都爱饮酒,都是诗人.但是,阮籍的诗中几乎无酒,而陶渊明诗则几乎"篇篇有酒",其中的原因既在于陶渊明的时代,看惯了乱世的变迁,思想变得平和,更在于陶渊明通过儒家"固穷守节"、"安贫乐道"的修身之道,达到了道家的"抱朴守真"的既躬耕又脱俗的生活境界,诗与酒的融合便缘于此,不是酒与诗彼此融合,而是二者都融合在生活里,成为一体.阮籍诗与酒的分离,亦缘于生活的两面性:表面反礼教,内心执著于礼教,诗与酒的分离实是心灵的自我分离.此外,阮、陶二人亦有着时代思想的传承关系.     

从陶诗看陶渊明与酒之关系

陶渊明把酒与诗的关系直接联系起来的 ,陶渊明使酒和文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紧密的、重要的联系。主要表现在 :第一 ,有些时候陶渊明通过酒来韬晦免祸 ,自我保护 ,委婉地表达自己对当时政治的看法。第二 ,陶渊明时常借酒来化解人生的种种感伤、焦虑、痛苦。第三 ,陶渊明在酒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和慰藉 ,并借酒寄傲养真。     

陶渊明归居田园的精神困境--重释陶渊明

归隐田园使陶渊明从空间上避开了世俗社会的困扰,虚拟的桃花源亦可从意念上修正现实田园生活中的种种缺憾。但儒道思想的影响、仕隐无常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的两重性带给他社会归属、道义归属上的困难。他的心灵深处是复杂的,他在精神上直至死亡也是无可归依的。陶渊明只有从“形”上彻底消逝,方能达到其“神”的理想王国。     

自然美景与理想境界的完美结合——试论陶渊明的归隐与田园诗的形成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官场污浊，使其毅然弃官走上归隐之路。同时，由于深受修道思想影响和对田园美景的热爱，创作了不少别具特色的田园诗，实现了自然景象与美好理想的完美结合，体现了思想的淳朴、心灵的纯美和人生意趣的博大深邃。     

《诗归》中的陶渊明——兼论明代复古派对陶渊明的评价

<诗归>是一部代表钟惺和谭元春诗学观念的重要诗歌选本.<古诗归>选录陶渊明诗作数量最多,且评价极高.本文通过<诗归>对陶诗的选录与评点,以复古派对陶渊明的评价为背景,研讨钟、谭对陶渊明的接受情况及原因.     

论陶渊明的二重人格

在陶渊明深层心理中 ,存在着二重人格 ,一是理想人格 ,一是现实人格。理想人格主要源于家庭血统积淀和东晋士人矫前代士风之失而形成的人格理想。现实人格主要源于陶氏家族的沦落和诗人疾患所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倾向和自卑情结。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倾向决定了诗人一生无论出仕与归隐 ,都摆脱不了人生孤独困境 ,迫使诗人从精神上寻找一个守节固穷的群体归宿。自卑情结使诗人一生始终贯穿着自我拯救、不断超越的过程 ,这一过程便化作在人生优越感驱动下的自我理想化和生活诗意化。     

从建安、正始到东晋的酒诗演进——陶渊明范式的建立及其意义

陶渊明酒诗既不同于《诗经》礼酌型酒诗,也不同于建安、正始的忧愤格与李白的狂歌型模式,而属于“旷达酣适”模式,其特点是将儒玄兼综的玄学思想深解于酒中,追求形神合一的境界,并进而将酒味升华到一种冲和平淡的味道,大大淡化、稀释了魏晋文士的生死痛苦。陶渊明范式的确立反映了从建安、正始到东晋饮酒心态、酒诗创作风貌的变化,对后世影响深远。     

古典诗歌注释与农村生活经验——以陶渊明、黄庭坚诗为例

农村生活经验,往往能和陶渊明田园诗以及其他与田园相关的古典诗歌相印证.历代家不太熟悉农村生活,偶有注释不够充分或者注释错误之处.本文讨论陶渊明诗、黄庭坚诗注释数例,意在说明农村生活经验与农业生产知识,对于鉴赏中国古典诗歌尤其田园诗应该是有益的.但这并不是说为了鉴赏古典诗歌,必须要有农村生活经验,因为那些经验已经记录在古今的农学文献里,成为容易获得的知识.中国古典诗歌往往具有写实的性格和深厚的生活气息,因此,鉴赏古典诗歌往往需要多方面的知识条件.农村生活经验及农业生产知识,只是鉴赏相关古典诗歌的必要知识条件之一.     

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的史学价值

明朝万历年间,广东诗人区大相曾以翰林院官员身份参与了中朝军民联合抗倭的“壬辰之役”,并写下一批有关这场战争的诗文.区大相诗具有鲜明的纪事诗风格.诗中反映了明朝统治者对这场战争的心态变化,揭露了一些正史不曾记载的史实,探讨了中朝军队难以取胜的原因,分析了这场战争对明朝政权的损害,并希望认真总结这场战争的历史经验.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从赠答诗看陶渊明的社交心理及社交关系

陶渊明归隐后并未断绝和官场中人的来往,他的赠答诗体现出他仍然归属于当时的文人社交圈、创作圈内.从赠答诗的数量比例和创作时间看,诗歌酬唱在他归隐后的日常生活占着一定的比重.其赠答诗中答诗多于赠诗说明陶渊明显被认为是文人群体中的成员,而他也没有拒绝参与这种社交活动,只是处于被动地位.在其17首赠答诗中,除了给从弟敬远和不知名的客人以及他希望与之隐居的朋友的诗外,都在诗题中称呼对方的官名,是希望通过正式的职务称呼拉开与赠答者的距离,同时不显眼地强调自身的隐士身份.诗歌赠答活动对陶渊明的诗歌保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延续到他死后.     

论陶渊明的玄言诗

两晋“玄言诗”大开诗歌说理之法门,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人们对诗歌“言理”功能的认识与实践。陶渊明阐释玄理的“玄言诗”,与众多“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是“玄言诗”升华出的精品,标志着我国哲理诗的成熟,其创作影响,衣溉百代。陶渊明作为我国哲理诗成熟代表诗人的地位,以及他的哲理诗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应给予充分肯定。     

从陶渊明诗文中的典故看《论语》对陶渊明的影响

《论语》在东晋时已经基本成为一部儒家经典,陶渊明对《论语》更是十分熟悉,并且在其诗文中屡屡化用。通过对《论语》和陶渊明诗文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论语》质朴、隽永的语言,对陶渊明"语淡情深"的语体风格有着直接的影响;陶渊明积极入仕和自甘归隐的人生向往,是对《论语》中仕与隐思想的一脉承袭,他对自然的爱恋,他所具有的仁者情怀也都受到《论语》和谐理念,仁爱主张等或多或少的影响。     

陶渊明诗两首译注析

【写作时间】本诗写于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陶渊明15岁。钟优民先生指出：“细味其诗,疑系渊明早年自况之作。”（见《陶渊明论集&#183;陶渊明的咏怀诗》）又,诗中称“年始三五间”,即15岁。诗人54岁所写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中有言“结发念善事”。“结发、总发,指15岁（逯钦立先生校注《陶渊明集》第50页）”。     

无依的孤云:陶渊明与晋宋政局

本文从《归去来兮辞》出发,结合《命子》诗以及丰富的晋宋史料,对陶渊明的仕隐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还原性阐释。陶渊明的出仕和归隐,都有现实的政治原因,尤其是投身于桓玄幕府,主要是在门阀政治理念的支配下所作出的选择。在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军事集团和以桓玄为代表的荆楚政治集团对峙、拼杀的过程中,他始终站在桓玄一边。陶诗中的自我形象与历史生活中的陶渊明本人肯定是有差异的。同时,陶渊明的一生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政治阅历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永远不会超越政治,一个没有政治情怀的人也永远不会有回归田园的梦想,陶渊明能够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能够创写不朽的田园诗,也是由其政治阅历和政治素养所决定的。浔阳陶氏家族在门阀政治领域的失败在客观上促成了陶渊明诗国巨子的不朽地位。     

从艺术家的需求满足看陶渊明的自我实现

本文结合马斯洛关于艺术家进行创作是为了满足自我实现的最高需要这一理论 ,对陶渊明的创作心理进行了新的诠释 ,认为陶渊明一直深藏着“著文章”以“自娱”、“赋诗”以“乐其志”的自觉 ,充分体现了其实现人生价值的积极追求。以诗文传世的思想和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造就了陶渊明 ,他正是这样以文学创作这种精神生产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从而达到了“自我实现”的理想境界 !     

论鸟意象的变化与陶渊明思想的转变

鸟在历代文人笔下皆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文学意象,一是追求宏大的理想境界,是经过拼搏后的积极进取拼搏奋进的意象;一是选择退隐避世的自由空间,是疏离主流群体的自由回归悠然自得的意象。两种鸟的原型意象,在陶渊明诗中兼而有之,他从入仕为官到退隐田园之思想转变,可以用他诗中鸟意象的变化一以贯之。     

莎士比亚第30首14行诗文体特征分析

从音系层、词汇/语法层、语义层细致考察了莎士比亚第30首14行诗的文体特征及其对表现诗主题的作用.     

归隐中的人格精神——对元散曲隐逸意识的解读

归隐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恒久的主题,但它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像在元代那样表现得如此强烈和普遍。较之前人,元人的归隐是不同的。他们不是消极避世,首鼠两端,而是对现实和历史深刻反思后所做的坚定而明智的选择,是肯定自我价值后找寻到的一种新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元散曲中就流露出浓厚的归隐意识。那种时不我遇之后的强烈的反叛精神在其中得到前所未有地绽放,表现出散曲作家蓬勃的活力;那种悠闲处世淡泊存身的人生态度,使他们享有潇洒自在又饱满充盈的生活;那种挣脱名利羁绊后新生的喜悦和对生命自由的热爱,表现了突现自我、放荡不羁的生命意识,展现了独特的人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