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到思想：中国古代文论学科话语的后古典范式转型

中国古代文论既是知识,也是思想。从思想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文论有助于中国文论的整体自觉。中国古代文论思想性包括学科、学术、文化和社会维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反思与拓展中,这些都有体现,并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中国古代文论学科话语已经进入了不同于单纯知识的新发展态势,即后古典范式转型。在这一范式转型中,知识学、方法论、价值观、精神性构成其核心内容,学科反思、学术反思、文化反思与社会反思构成其主要方向。从知识到思想的后古典范式转型,对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当代中国文论研究以及文化复兴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可行性路径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文论话语之争,聚焦于如何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衍生出本土化和西方化两种不同的入思方式,前者倡导中国文论民族特色之阐扬,主张藉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后者则主张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思想文化,以重建中国当代文论。前者钟情本土之玉,后者青睐他山之石。而要真正建立既具民族特色又能与异域文化对话的中国文论,则必须将上述两种思路结合起来,以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那么,如何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需要在文化、文心、文体三个不同层面,认真清理古代文论的理论资源和话语传统,深入探求中国文论的言说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如何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则需要在异质性、普适性和现代性的不同层面,精心辨析中西文论的内在差异,细致考量西方文论之中国化的可行性路径。中国文论话语重建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其成败关键在于能否打磨出内蕴普适神韵而外显民族肌理的文论玉石。     

"轴心期"理念与中国文论话语之重建

1995年,有感于中国文论的严重西化倾向,学术界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主张,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这是一个折射着百余年"古今中西之争"的学术论题,人们有理由期待着取得较大的学术实绩.但遗憾的是,持续了三年多的争鸣很快降温,具有实质性理论突破的学术成果似乎并不多见.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困境和复在之路

本文深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当下困境 ,力图将争鸣已久并在形态上渐趋成熟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理论进一步推向实践。文章主张培养学人们的理论素养 ,抓好基础教育 ;反对以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问题 ,认为造就一代密切关注哲学精神的新人是解决问题的长远之计 ;鼓励文论家们艰苦探索 ,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造势 ,形成一股强烈的社会文化思潮     

六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兼序颜昆阳教授《学术突围》

批判与反思精神的失落,一种思想的放假与精神的懈怠气息,在人文学界弥漫。很大程度上,后五四时代的批判性,也包含了知识人对自身知识套路的反思与批判。在文论与文学史研究中,由于习惯于20世纪的某些固定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模子,而导致西学流行的专断、意识形态的遮盖、传统真相的迷失、书写方式的简化、套路生产的泛滥。因而,不应一味"顺着讲",而应勇于"逆着讲""移开讲"。今天我们看人文学,应接上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人对于华夏文化主体的敬意与温情,应有更深层次的文化自觉与前瞻性的文化视野。更应深刻认识到,"后五四"正是暗合了20世纪以来世界发生的知识体系重建的重要趋向。整个21世纪,全球一体化思维、现代性批判、生态主义、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生物科技、互联网资讯技术等新一波所谓颠覆式科学技术革命,已经挑战了自19世纪以来的知识体系,我们如果仍然按照五四时代的学科分类与森严壁垒,完全不适应新时代气象万千的变化。中国古典学因其本来即不同于19世纪的知识体系,恰恰可能赶上新的时代机遇;因而,中国古典学研究返本以开新的重大意义,不仅是古典学本身,而且更有社会思想、当代文艺、教育哲学、文化创意等方面的影响与变革意...     

中国文论话语重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近十年来"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及相关问题讨论述评

持续近十年的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必定会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起到推动作用,但讨论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不足.其中有两点值得反思一是"转换论"命题的表述本身存在问题,容易引起歧义和误解;二是就古代文论在中国当代文论建构中的作用而言,争论其能否实现转换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更需要做的是从当代文论建构的现实要求出发,认真研究古今文论的"异质性"与"同构性",从而找到利用古代文论资源的立足点和切入点,使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真正取得实效.     

再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

现代人对于中国文论最大的误解,可能在于:第一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学问,第二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理论,第三是将中国文论只当作文学。文章再次申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所谓后五四时代,是中国主体思想发挥正面价值,由花果飘零,而灵根自植,而生根开花的时代。此时,对于古典中国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和主动的激活意识。文章以三个方面的激活为例:首先,中国文学与美学思想中的阅读传统与意义治疗对于现代人生的缘助作用,以及文论概念与术语的语境化,都是使文论生根、活化的途径。其次,中国文论不只是理论,而且是古典中国的文明素养。主张更深地回到古典中国辞章之学的教养,然后从辞章返义理,而不是像现在,从概念到概念。再次,中国文论不只是文学,应参与时代思想,回答时代的重大问题,并自觉走向世界。一是安身立命的传统,回应了现代中国人急于出人头地的取向;二是道的权威的义理,回应了现代中国政治思想中一元化的弊端。因而,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既立意与古代传统展开深度对话,也愿意与西方理论充分互动,更有意让现代中国分享成果,其意蕴新新不已,是一长青的诗思之大树。     

近代中国知识转型视野下的“命学”

"命学"(命理、命相之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学问,读书人对命运问题的思考和举措融入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中。这种情形到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期发生了巨变。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形态的日趋西化,不论在知识分类层面,还是在读书人社会身份和态度的转变层面,传统"命学"都处于颇为不利的境地。"命学"中的"学"或"道"被分离在近代西式学科的不同分支中,主要是在哲学层面讲求,但因与西学主流不符,在哲学中也难以占据主导地位,日趋边缘化;"命学"中的"术"或"器"则在强大的科学主义潮流面前败下阵来,从文化"大传统"的一部分沦落为"小传统"之一,走向衰微之路。     

从知识生产到价值承当——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

中国古代文论学科是在现代学科教育制度的背景中产生的,“整理国故”思潮给它提供了思想方法和研究范式。这使古代文论研究仅仅成为这个学科知识生产的工具,无法融入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意义建构中。在现代学科教育制度中,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应当转变思想方法和研究范式,从单纯的文论知识的生产中摆脱出来,主动承当起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在培育青年人格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     

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体系的不同特点--从开放教育两种文论教材的学习使用谈起

文艺理论是民族文化的精髓。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由于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民族文化心理、文艺实践活动的不同,具有明显的差异。从文学理论体系的本体特征、概念内涵、文艺观念等几个方面加以比较,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各自表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理解。     

面向文学史"说话"的福柯--也谈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问题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 ,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重新发掘和评价 ,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 ,可以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知识谱系学”方法 ,运用于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原则、方法以及历史分期的探索 ,并提出将“知识考古学”作为当代文学史的一种写作方式。但由于对二者语境化的处理和对知识 ( savoir)这一环节的忽视 ,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读、误用 ,使得人们对这种探讨的有效性产生了质疑。     

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反思

"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具体而言,主要经历了.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三条西化之路.要使中国古代文论从"失语症"中解脱出来,必须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承认中国文论较之西方诗学的异质性和话语独立性,避免"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的倾向;第二,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中进入"古今对话"的现代阐释性理论视域;第三,在"古今融会"的同时进行"中西化合".以中国文论的话语规则为本,融和或化用西方的理论资源,最终达到中西跨文明对话语境下的"中国化"研究.在承认中西方文论异质性因素的前提下,进行跨文明对话,中西文论思想的交流、互补和超越,最终达到"中西化合"的无垠之境     

从东方学史看中国"南洋学—东南亚学"的成型与转型

近现代中国学者利用得天独厚的关于南洋的汉文史料展开交通史研究,又从"殖民""迁民""华侨"等不同概念入手研究华侨史,从而形成了南洋交通史、南洋华侨史两种研究范式,作为世界上对该地区展开较早的区域研究,显示了"南洋学"的中国特色.20世纪80年代后"南洋"概念有所淡化,外来的"东南亚"概念跃升主位,中国视角的"南洋学"也...     

发"新潮"于"旧泽"--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对我国传统文论的消解与重构

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文学的界定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先秦以降,文学或被认为载道工具,或杂糅于其他文体而被视做“小道”、“末流”,一方面总跳不出儒家诗教的樊篱,同时其归属问题也始终游走于两可之间。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清末民初年间,值“旧泽已衰”、“新潮弗发”之际,深受“国故”及“西学”双重浸淫的周作人对我国传统文论作了大量的解构式话语操作。     

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与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如何研究中国边疆是令人着迷的问题。历史学虽在边疆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中国边疆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单一的学科都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研究。回顾社会学传入中国后的边疆研究历程,可知社会学致力于从边疆的田野中探索边疆社会的秩序与变迁,寻找边疆内在的方向感,生产关于中国边疆的知识,从而解决时代焦虑和国家的困惑。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立足边疆的实际,解决边疆问题;更需要立足于国家安定统一的视角,构建中国自己的边疆理论。社会学通过对边疆的田野研究,挖掘中国边疆的本土经验,使得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保持理论自主性的警觉,这是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的使命所在,也是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经之路。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话语"新体系和辞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创新发展的启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话语"新体系和辞学理论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及其最新成果指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理论大众化研究等,是克服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困境和"失语"状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有效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思想政治教育"为什么话语"的认识和理论来源于"为什么话语"教育实践,创新认识和理论必须运用于实践,指导并服务于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统一.     

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转型的哲学脉络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思潮在深层哲学精神上表现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性反思,揭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但最终又回归神话的“启蒙辩证法”成为这一文化/审美思潮的现代性动力;而世纪之交至21世纪初的文学思潮则将这种对启蒙的矫治及对理性的反拨,再度推向了从解放到神话的自我异化之途,演绎出一种可称为“欲望辩证法”的文化/审美逻辑。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既反映了90年代以来文学转型与文化动力的复杂性与逻辑必然性,也体现出这一时期文化精神式微的内在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