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兴衰看前秦民族政策之得失

五胡十六国之际,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受秦汉以来"华夷之辨"民族观的影响,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前秦政权推出了独特的柔性民族政策,使民族矛盾得到缓解。前秦政权能够完成统一北方的功业,与其民族政策的先进性密不可分。可是由于当时民族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弭,这就注定了柔性民族政策并不能真正地解决当时的民族矛盾。前秦民族政策一方面帮助前秦政权统一了中原,另一方面又注定了统一格局的不稳固性,这种自身的矛盾性决定了前秦政权最后的结局。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与佛教高僧关系探讨

十六国时期就国家政权与佛教高僧关系而言,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后赵政权与佛图澄、前秦政权与释道安、后秦政权与鸠摩罗什及北凉政权与昙无谶。通过考察这四组少数民族政权与佛教高僧的关系,可知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统治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少数民族政权与佛教高僧的结合经历了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利用,佛教的传播也是由粗放传播到理性发展。     

前秦氐族文人赵整考论

赵整是前秦氐族一位优秀的学者。他的文学活动体现了十六国时期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状况。他的诗歌通俗晓畅质朴无华,以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风格自然呈现。同时由于他崇尚佛学,对前秦时期的佛教翻译整理工作做出了许多贡献,代表了前秦氐族文学创作的较高成就。     

试论后赵、前燕、前秦统治政策汉化成分之差异及其原因

公元4至5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十六国的前期,即淝水之战以前,先后有三个少数民族政权主宰过中原地区。它们是羯族人建立的后赵,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和氐族人建立的前秦。建立这三个政权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前,其社会发展水平均远远落后于汉族。入主中原以后,为了能在内地站稳脚根,其统治者不得不适应汉族发达的封建经济而与汉族地主阶级结合,从而逐步走上封建化的道路。因此,其统治政策也就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汉化的成分。不过,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他们所执行汉化政策程度各不相同,对待中原汉族人民的态度互有差异,其客观效果也就很不一样。本文拟就此作一粗浅的论述。     

十六国北朝时期黄淮海地区户口与劳动力考述

十六国北朝时期黄淮海地区的显著特点是 ,胡人涌入 ,土著外流 ,政权更迭 ,战事连年。著籍户口严重不实 ,“百室合户”、“千丁共籍”者有之 ,“长复不役”、“迭相荫冒”者亦有之。史籍又缺乏系统而完整的记载 ,使户口与劳动问题成为研究难点之一。作者对现有零散的史料 ,进行了系统的辨析 ,对先后统治这一地区的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及北朝诸政权的户口与劳动力状况逐一作了认真的考订     

十六国选举制度刍议

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前凉的张轨、后赵的石勒、前秦的苻坚、前燕的慕容氏、后秦的姚苌、南燕的慕容德等为例，论述了十六国重视办学堂、举贤能；第二部分论述了十六国选举制度的共同特点：恢复和使用中原选举制、重视汉族士人、讲求实用、考试铨选方法被重视等。     

浅析前秦国主苻坚的个人悲剧

公元4世纪,中国北方正值我国历史上称之为“五胡十六国”的动荡时期。在这一时期,氐、鲜卑、羌、匈奴、羯等各个少数民族在各自领袖人物的带领下先后在中国北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这些少数民族领袖中,有一位气度恢弘才干非凡的人物,他就是氐族政权领袖、前秦皇帝苻坚。在他的治理下,前秦一度成为十六国时期最强盛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是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政权。但由于淝水一战的惨败而使国家解体,最后使统一的时间向后推迟了二百多年。苻坚的失败固然有其自身的失误和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规律,但偶然性的因素也是造成历史最终走向的原因之一。     

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之汉文化特征及其现代启示——以汉武帝以降“崇儒兴学”的汉文化传统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其间正当两晋南朝玄风弥漫之际,十六国北朝却儒风雄劲。从十六国中后期开始,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胡族统治者大力吸取汉、魏、晋以降汉族统治者的治国之道,颇具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前秦、后秦政治、经济、文化诸项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整个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比较探究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有助于从文化层面进一步了解十六国中后期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规律,而且对当前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均具有较大的启示。     

后赵末年姚氏动向浅析

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掀起了此起彼伏的立国高潮,西部的羌族也加入了这一潮流。特别是后赵政权的瓦解,为这个被徙关东的民族提供了良机。在流民纷纷回迁的大势中,在民族认同意识的推动下,姚氏利用各方力量,围绕立国目的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     

北朝时期少数民族贵族的汉文化修养

继十六国之后的北方少数民族贵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及汉文化修养明显加强。汉文化修养的提高使北方胡汉大族在文化上渐趋一致。南方汉族政权统治者也因此改变了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传统看法。在此基础上民族融合最后形成。民族融合的形成,对其后历史影响至深,其中最主要的是观念的改变和政策的调整。观念的改变,使传统的“贵中华,贱夷狄”的偏见遭到否定;政策的调整,使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少数民族贵族在上层统治集团占据重要地位。当时接受汉文化是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的普遍现象,除十六国时期延续下来的民族外,增加了北朝统治民族鲜卑拓跋氏、宇文氏、高句丽等。     

关于十六国时期河州的若干问题

关于十六国时期的河州,以往学者的研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辨正分析.前凉张骏出于假凉王和加强对东部地区控制的需要,于345年设置河州,领有八郡,统有狄道以西、河水以南的洮水和大夏水的中下游地区.十六国时期,河州易主达十多次,曾先后为前凉、前赵、后赵、前秦、西秦、后秦、吐谷浑等政权和当地的地方势力所控制.     

十六国时期民族文学述略

西晋灭亡以后,黄河流域成为北方少数民族争取统治地位的战争场报。这些民族主要有匈奴、羯、氐、羌、鲜卑,史称“五胡”。他们先后建立了地域割据性的十六个国家,其时从公元316年到439年,史称“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文学,尤其是民族文学,由于战乱、语言隔阂等原因,本来就难以发达,保存下来的文献则更少。在后来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有些汉语文学文本也难以确辨其民族属性。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残存的信息,大略描写这一时期民族文学发展的轨迹。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学术与风俗习惯的汉化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在学术方面的汉化主要包括经学、史学、诸子、文学、律学、兵法、武术、科学技术等;在风俗习惯方面主要包括婚礼、丧礼、姓氏、语言、一般礼俗、服饰等.由于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到十六国末期,中原少数民族基本上完成了汉化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为北魏孝文改制奠定了基础.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与孝文改制是前后相继、紧密相连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其影响极为深远,最终导致北朝末年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实现和南北大统一的完成.     

使各民族繁荣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

我怀着革命的激情,一遍又一遍地学习了总理的《讲话》,深深感到他老人家对我们少数民族的无限关怀,每句话都紧贴着各族人民的心。《讲话》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照亮了我们各族人民前进的道路。周总理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的曲折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迭遭战乱,社会动荡,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极为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一般说来,在北方地区相对稳定和社会经济逐步好转的曹魏、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前秦以及北魏孝文帝改制后的各个历史阶段,北方商业曾出现过三次发展与兴盛时期;而在晋末永嘉之乱、淝水战后前秦政权瓦解以及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和北齐、北周相争的年代里,北方商业也出现过三次破坏与衰落时期。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社会经济并未被破坏到难以恢复的程度,商业复苏的生机亦未被斫丧殆尽,它在重重阻碍下艰难发展,并经历了“三起三落”的曲折过程     

前秦法制初探

前秦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惟一统一了北方 ,且政治较为清明、最具有规模气度的一个政权。前秦统治者对儒学推崇备至 ,决定了其法律思想为 :德化为先、礼法并用和约法慎刑。在选官制度方面 ,前秦采取了多途径选贤求才之策 ,并通过推行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法律措施 ,促进经济的发展 ,前秦统治者对法律的运行亦颇为重视 ,主要体现在司法机构比较健全 ,注重督励官吏公正和严格执法。前秦之所以能出现十六国时期仅见的盛世 ,与其法制建设不无关系     

论羌族政治家姚兴

羌族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民族,最早活动在我国西北地区。羌族在很早就部分地进入中原。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前的大禹治水时,一部分羌人就因佐禹治水有功留居在黄河以南,被封为许多姜姓国。这是羌族进入中原最早的记载。魏晋十六国时,羌族又一次大规模的进入中原,并建立了强大的后秦政权。其间出了不少政治家、军事家,后秦第二代君主姚兴就是其中之一。 一、危时受命,攻灭符登 姚兴,字子略,羌族,生于公元365年(前秦符坚建元元年)。其父姚苌“为坚大将,累有大功”。淝水之战后,前秦政权衰败。姚苌率部脱离前秦并击败符坚,于公元386年建立后秦,建都长安,姚兴被立为太子。姚兴幼年聪明好学,为人机警。     

我国历史上的羯人爱国者—石勒

历史书上写到的爱国者多是汉族,而少数民族的爱国者却很少提到,这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南,从我国多民族的实际出发,在宣传汉族爱国者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宣传少数民族的爱国者。在我国历史的长河中,曾涌现出大量少数民族的爱国者,而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创立者石勒就是典型的一个。     

中华制度认同与后赵天王体制的演变

[提要]后赵君主采用了有别于皇帝称号的天王号并为十六国北朝政权所仿效,然而后赵天王体制只是君主在其统治基础薄弱情况下对皇帝制度的调整。由于建政缺乏部族基础,后赵在建构王权时较为依赖君主家庭成员,在礼仪权威上模糊彼此间的差别,但这一调整并不成功,宗室内争的反复出现迫使后赵回归传统的皇帝制度。从政权架构来看,后赵以魏晋王朝为样板,一方面沿袭吏兵配属制度、宗室出镇制度,以保证“皇室作为一个家族驾于其他家族之上”;另一方面天王以宿卫亲军为王权的军事基础并建立内朝决策机制,以保证天王的王权专制。在后赵的政治实践中,吏兵配属、宗室出镇存在着反噬王权的发展面相,这一矛盾既根源于视宗室为一体的天王体制,也根源于自我矛盾的魏晋旧制。后赵天王体制的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华制度传统对少数民族政权的约束,而以魏晋为样本的政权架构则反映出后赵的中华制度认同。     

魏晋十六国以来巴人的迁徙与汉化趋势

本文考察了魏晋以来历成汉、前赵、后赵、冉魏、前秦、北魏、西魏诸朝，巴人在巴西、汉中、关陇、河东、河北的迁徙及其在北方民族大融合中的汉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