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诗和旧诗的创作问题

新体和旧体只是艺术形式问题 ,一种新的诗体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的诗体消亡 ,在一个长时期内仍将并存并荣。“五四”开创的新体诗当前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 ,在继承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吸取中外艺术精华、创作新时代的诗篇 ,是现代诗发展的方向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     

从语言形式角度看旧诗与新诗的本质区别——由废名诗论谈起

废名在1930年代指出:旧诗注重语言形式的定型化,内容如何不是关键;新诗不注重语言形式的定型化,内容如何才是关键.今天看来,这份见解自有道理,其不足则是将语言形式和内容彻底分开.其实,两者原是一体共生的,旧诗语言形式的定型化,必然给内容范围造成约束;新诗语言形式的非定型化,必然给内容范围带来解放,使之趋于无限.这才是旧诗与新诗的本质区别.     

新旧诗之争中的废名诗学

现代作家废名的诗论,是还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有关新诗的重要思想之一。废名认为,新诗与旧诗的区分,不在语言上是否使用白话;旧诗过分依赖其调子,就形式而言是诗的,而其内容则是散文的;而新诗在内容上必须是诗的,其形式则是散文的,即没有公共和固定的格式。废名的目的不是否定旧诗在古代的价值,而是意在证明旧诗在现代已经失去了其作为诗的价值。废名将新诗作为旧诗的"复兴"来看待。废名诗论的价值,在于其对新诗的"质"的创造性定义上,这在有关新文学的文学思想上都具有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接续"五四"精神重建新诗传统--论艾青重归诗坛与其诗歌创作

本文剖析了艾青新时期诗歌创作的精神实质和哲理倾向,突出分析了贯通其早期和晚期创作意识中的科学民主意识,并着重强调了他在新时期重返诗坛的重大意义.他的归来标志着发端于"五四"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复活,是新时期文学重续"五四"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个信号,是复活诗歌园地的一阵春风.     

“五四”新诗语言的现代性反思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五四”新诗无疑具有里程碑性质,标志着中国诗歌由传统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文学革命及其新诗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它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和价值维度,正是借助进化论,新诗运动为自己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据,进而确立了现代对传统、白话对文言的话语优先权,并以一种断裂的方式对文言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及文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简单地以白话代替文言,认定只有白话是新诗的“唯一利器”,而不顾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必然造成理论的偏至以及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新旧诗之争中的格律与语调问题——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

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从区分新诗与旧诗二者的“根本差别”入手解决新旧诗之争中的对立问题.叶公超强调新旧诗是用并不相同的“语言”(即白话,语体)与“文言”写成的,有各自不同的节奏与语调.叶公超认为旧诗的语调是“吟唱的语调”,新诗的语调则是“说话的语调”.叶公超以“音组”为基础提出了关于新诗格律的基本主张.叶公超的独创性,在于他从对现代诗“说话的节奏”这一特点的阐发中,发见中国新诗与旧诗的基本出发点的不同,并为中国新诗界定了不同于旧诗的“表现思想”的特质.     

新文学家旧体诗的文学史意义

新文学家的旧体诗写作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旧体诗词与新文学在艺术功能、表现对象上的互补性,使得新文学家有了在新旧文学之间腾椰转换的自由空间.新文学家旧体诗写作的广泛存在,表明20世纪对中国文学来说,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新文学的世纪,而是一个新旧文学交替的世纪.在新文学家旧体诗的评价问题上,我们需要纵横两个坐标系,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视角予以现照,才能对其做出公允、恰当的结论.     

黄遵宪诗文革新与“五四”新诗内在发展逻辑——兼与李卫涛先生商榷

关于"五四"新诗的原初建构,只能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找。黄遵宪作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其革新与实践创作的诗歌,早具"五四"新诗的雏形。他对自由化与通俗化的诗歌追求,是古诗通向"五四"新诗的必由之路。只有展示或摆明"五四"新诗之源,才能凭借对它来龙去脉的清理而揭破片面观念的荒谬与无根,找到"五四"新诗的内在逻辑发展前景。     

"五四"传统与新时期女性文学

"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现代性信仰并没有提供一套性别语言,使研究者能够在启蒙思想内部描述出妇女问题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五四"启蒙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影响是综合、复杂的它一方面赋予此期女性创作以"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另一方面却也同时规定了女性问题提出的限度.     

五四新文学与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理念是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但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并未像日本文坛那样形成典型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中国文学环境的独特性使自然主义经过改良后成为诠释启蒙文学观的载体。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提倡自然主义,是试图用自然主义来克服写实主义"不忠实描写"的弊病,将它的某些法则加以改造而成为现实主义理论的有机部分。     

五四时期陈独秀"反封建"命题评析

以"反封建"作为中国近代民主运动的中心题旨,是陈独秀从日本"大正德谟克拉西"借来的一种法兰西式的激进主义表述.陈氏的"反封建"命题忽视了中、欧、日历史的巨大的差异,开泛化"封建"之先河.因此,有必要重新反思五四"反封建"的口号.     

“五四”女作家对两性关系的审视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将女性置于与男性相对的非人的地位上 ,女性主要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和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存在。她们的生活空间也仅仅被限定在家庭、家族之内 ,因而传统妇女文学所表现的大多是女性对男性的“发乎情 ,止乎礼仪”的单方面相思 ,即或有对男性哀怨也是“温柔敦厚”、无伤大雅的。只有到了“五四”这一妇女解放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对女性作为“人”的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启蒙 ,伴随着个性解放热烈呼声的对女性独立、自觉意识的热切召唤 ,首先唤醒了一批最早从睡梦中醒过来的知识女性 ,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中国女作家才第一次以群…     

早期革命党理论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朱执信为个案的研究

早期革命党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以“五四运动”为界,前此对之漠然视之,此后则充分认识到其价值,积极参与这一运动。朱执信作为早期革命党理论家中的佼佼者,五四运动后发表了一系列赞助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其言论避免了不加分辨的否定传统的弊害,在保守与激进之间谋一中道,为国民党的改组作了理论铺垫。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尤见功力,至今仍有其价值。     

"五四"散文的现代性阐释

"五四"散文是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的标高和标志性的存在.作为一种显著地有别于传统散文的现代品格,"五四"散文的现代性,既表征为主体精神的开放,自主和独立--作品主题取向的鲜明的个性主义倾向和强烈的批判性,是这种精神的具象,又体现在散文语言的自由化以及与此相关而生成的现代散文的文体型态.有多种历史性的因素造就了"五四"散文的现代性,其中媒介的因素和晚清的因素,是甚为重要的.     

五四运动与民主观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变化

1915--1924年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观念与科学观念相伴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口号与价值认同。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对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影响,促使中国人重新思考追求民主、实现民主的道路,进而促使中国人对民主观念的理解和阐释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对欧美民主政治的单一性理解,转变为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对民主政治的不同追求。陈独秀对“民主”内涵的新阐释,孙中山对“民权”道路的新探索,胡适力主从“问题”人手实现“民主”,梁漱溟强调在儒学基础上认肯“民主”,这些都是对民主政治不同追求的有代表性的体现。民主观念的这一变化,具有多方面的合理性,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积极的值得肯定的意义。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往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评价过低。其实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并不保守,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他理应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     

评孔思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潮有特定的时代条件,它必然地同新文化运动产生关联性。这种关联性表现为,新文化运动以评孔批孔为焦点,以新旧对立为区别,在三个领域以三条互相联系的线索展开。虽然三条线索在空间上是平行发展的,但在思想逻辑上则是不断推进的,由此掀起了长达八年时间的汹涌澎湃的新文化激流。五四时期的评孔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的良性互动关系,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变迁增添了丰富而崭新的时代内容,在中国思想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宗教观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对宗教的认识与评述,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前期批判并力主废弃宗教,中期倡导基督教,后期批判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本文以《新青年》为主要资料,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研究“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宗教观。该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陈独秀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我们了解宗教的近现代变迁,及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