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会的功能拓展与社会吸纳——基于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的分析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部分社会治理功能被剥离出来转移给慈善会,原来由政府完成的行政吸纳也随之转变为由社会组织实施的社会吸纳。本文以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为例,通过对其功能及拓展途径进行系统梳理和经验分析,揭示了社会组织实现社会吸纳的两种不同类型,即精英吸纳和公众吸纳,以及两种不同模式,即体制内吸纳与体制外吸纳,并进而对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了延伸思考,以期为更好地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参考。     

中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发展趋势分析——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当前关于中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但从本质上讲,非政府组织是相对于政府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反映特定的社会结构,因此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才能掌握中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发展趋势。文章通过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提出由此决定的非政府组织的三条形成路径,进而提炼出了中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发展的本土化、依附性和自主性三个特征。     

西欧的"独特性"、"东方专制主义"与近代法治

文章认为,法治的生成和发展是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紧密相关的,而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在东西方却具有不同的演进路径.即在西方呈现的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复合(古希腊)--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古罗马)--国家吞并市民社会(西欧中世纪)--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分立和抗衡(近代资本主义).这种发展路径造成了多元文化和权利抗衡国家权力的西欧"独特性",并促动了近代法治的生成.而古中国及东方国家则一直处于国家吞并市民社会状态,形成了扼制权利和自由的"东方专制主义",法治便无以产生.这启示我们,中国要走向法治,就不应仅满足于法律制度的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也不应满足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种"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而应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谈中国特色社会工作行政体制建构

在中国情境下,社会工作发展与西方国家有不同特点,社会工作行政作为社会工作的间接专业方法,也有其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色。本文从社会工作行政与社会政策的关系问题、社会工作行政的对象问题、社会服务活动中的人力资源管理、学生实习的双重功能问题,以及社会工作行政的伦理困惑等五个方面,探讨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行政知识体系及制度架构所遇到的理论和实践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工作行政体制的政策建议,包括:建构与完善社会福利政策体系;构建与完善社会工作组织体系;加快社会工作行政高级人才培育;加强对于社会工作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和谐社会视域下执政党利益整合功能问题探析

整合利益矛盾,协调社会关系,是党在执政治国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转型的历史时期,利益主体复杂多元,社会阶层分化重组。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执政党的利益整合机制。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正是我们党回应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变化呈现出的新特点,强化执政党利益整合功能的必然体现。     

福利体制的国家安全保障功能研究

当前已有的福利体制研究与国家安全研究衔接不足。福利体制对于国家整体安全具有重要价值,尤其具有经济安全价值、政治安全价值和社会安全价值。英国福利国家抗疫策略失误说明,蚕食和破坏福利体制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大国竞合时代我国需要优化顶层设计,继续完善福利体制功能,构建外部风险内部消化机制,探索协同融合福利体制与国家安全体系,使福利体制能够为保障我国安全发展核心利益服务。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前后三十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如果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观察中国六十年的政治发展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政治和政府体制确定了相对合理的权力界限,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了有限的二元均衡;执政党制度性权威逐步确立,国家与社会之间达成了基本的有效连接;社会的有效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良性互动.但是,中国的政治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解决的关键就在于发挥社会有效制衡国家权力的作用,使国家的权力运行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从而使国家和社会进入相对平衡和有效互动的状态.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单位管理模式转向社区治理模式——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目标模式、制度创新及可行性

社区建设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是体制创新，是要探寻一种新型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替代传统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并通过这一新管理体制的有效运作，来动员社会，解决城市人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问题，实现社会政治的稳定。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社会的治理体系是单位管理模式，即通过各种各样的单位，来履行资源配置、社会动员、人的需求的满足等多种功能，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即管好每一个单位，就等于管好了城市社会。由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各种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均成为行政附属物或准行政组织，因而单位管理模式的…     

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关于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冲突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中国的社会秩序总体上是稳定的.但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稳定是"刚性稳定",这种稳定以垄断政治权力为制度特征,以绝对管治秩序为表象,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以控制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为手段.它缺乏制度弹性和韧度,忽视了内在的整合和发展转型的适应性要求.压力型体制下的各级政府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公平,忽视社会基本规则的建设和维护,从而导致政治合法性的快速流失.政治软权力的匮乏迫使当权者在面对社会力量的冲击时越来越依赖国家暴力.其结果是,政治体制用来维护自身生存和运行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支付成本的能力并不一定同步提高.从长远来看,一旦政治体制的维护成本超过其支付能力,就可能出现社会无序和冲突失控,"刚性稳定"就可能演变为"社会动荡".为了有效防范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司法、行政和政治改革,把社会冲突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使"刚性稳定"逐步转变成"韧性稳定".具有现实紧迫性和政治可行性的改革措施包括: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等等.     

和谐社会需要公平与效率并重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针对平均主义带来效率低下的传统体制的弊端提出的我国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现已成为影响和谐社会关系的重大隐患。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必须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使分配原则转向效率与公平并重,保证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论我国社团管理的制度化、法律化

一、理顺社团管理体制,合理界定社团管理机关和职责权限社会团体是人们基于共同利益与意愿的集合体,是人们为了一定宗旨,按一定原则而且自愿结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社团作为公民社会参与需求和结社自由权的现实表现形态,其实质是人们通过群体互动与整合,获取心理、行为和利益的自我满足、完善和实现,并使之不断社会化的重要社会过程。因此,社团具有社会性、民间性、自治性和组织性,是一支自发凝结的重要社会力量,衡平、调节着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在我国,社会主义国体和政体体现了人民总体利益,社团利益与国家利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因此,我国的社团是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地领导下,进行参政议政和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尤其是改革     

从当代中国研究反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现实时 ,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市民社会概念的标准、界定及其效用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在避开理论纷争 ,把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研究框架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工具时 ,当代中国研究在如何理解和评判中国的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传统与现代的反思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由此 ,我们从国家与社会有关视野研究当代中国时 ,应该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价值概念 ,拓宽研究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中 ,突破理论限制达到实践创新 ,重视实践对理论的反哺功能。     

当代中国行政法制探微

行政法是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行政机关依其行政职能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现代行政法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晶，它与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主建设同构，与民权观念的兴起紧密相关。其主要功能在于保护公民权利，控制国家权力的滥...     

和谐社会视阈下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研究

利益整合源于利益冲突,冲突源于差异.在利益整合过程中,应考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与具体利益的差异性;面对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利益分化,要坚持总体效率优先,兼顾个体间的公平.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而利益的争取和实现需要一定的过程,利益表达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当前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体现在正式层面和非正式层面两部分,无论是哪一部分都影响政府的决策,现阶段正式层面上利益表达失衡而非正式层面又出现强者与弱者的博弈状况,确立了利益整合机制的前提与基础.利益整合机制既要有高屋建瓴、统揽全局的气势和系统性思维,也要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发展水平的实际.基于此,和谐社会利益整合机制应包括利益的保障机制、利益分配的平衡机制和利益受损的救助机制.     

“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国内外学术界提出了诸多理论概括,诸如“士绅自治”“吏民社会”“官民合作”,等等。本文从行政发包制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现有理论概括,借助“行政外包”这一分析概念,强调特定的治理领域特征与行政外包的具体形态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揭示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本文试图提出“一体多面”的概念,重新概括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为理解中华帝制的“权力一元性”与“治理多样性”的奇妙结合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社会工作介入信访实践的拓展性探讨

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各群体正处于利益格局调整阶段,社会问题数量增多,且冲突化的趋势愈加明显。传统信访工作遵循以至上而下为主的工作逻辑,仅仅依靠思想政治宣传教育、行政管理作为主要工作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本文从"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价值判断出发,分析社会工作与信访工作的内在联系,凸显社会工作对信访工作理念的完善和案件技术支持的功能,认识社会工作介入信访实践的重要性。     

新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与政治学的使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和目标,意味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应当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统一.从21世纪的战略视野出发,现阶段应当加强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把政治发展提到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其中,民主相对于法治又具有目标上的逻辑优先性.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中国政治学应发挥应有的作用.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对民主政治发展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国家-社会、政府-市场关系等"体制外"问题不同,政治学直接触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这一民主化的"体制内"层面."体制内"与"体制外"是一种互补和互动的关系,但又有各自的发展逻辑.政治学所研究的国家、政府和政党及其制度,对于民主政治有着直接的决定性作用.当前我国政治学的重要任务应当是建构中国21世纪的政治发展理论,探索中国的体制内民主化道路,特别是把党内民主提升到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地位.     

多元化背景下行政主体之建构

行政主体概念最早源于西方国家,在这些国家里,行政主体制度既是社会利益多元的产物,也是行政分权和自治的法律技术,同时还是多元社会里行政实体制度的基础性内容。我国的行政主体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学术界缺乏对国外制度的详细考察,更由于我国没有行政分权和自治的实践,因而在引入行政主体概念的同时,也对其实质内容作了颠覆性改造。原始意义的行政主体被略去,独立的行政利益没有被作为行政主体的判断标准。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对应的是一元利益框架下公共行政的需要,今天,经济转型带来了社会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现行行政主体理论的局限性已日益凸现。改革传统的行政主体理论,建构以多元行政利益为基础的新型行政主体制度,是中国行政主体制度的发展方向,也为我国国情之所需。     

分权改革与国家治理:中国经验分析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集权体制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影响了财富的生产,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权化成为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精简机构、2000年以后的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改革表明,虽然政府改革的主题不断变化,但改革的总体方向保持了持续性——分权化。但是,这种分权化改革也产生了国家权力"碎片化"的倾向,没有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均衡。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种分权化进一步表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的经验显示,国家治理需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要解决好国家发展活力不足以及部门本位、地方保护、寡头分割等问题;分权化的目标不是重新切分"权力蛋糕",而是实现治理变革;分权化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是让企业、社会和公民最大化受益;分权化改革必须与促进统一性和均等化的制度变革同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