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在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时期寒士诗人中的先驱地位

本文论述了杜甫在中国封建社会转型时期对中国诗歌创作的贡献 ,从而证明了他在寒士诗人中的先驱地位     

蒲松龄的寒士际遇与《聊斋志异》中的寒士画像

蒲松龄一生在科举中坎坷不遇,他终生都是一个寂寞失意的下层寒士。《聊斋志异》中描写失意寒士的精神创伤、落魄际遇和自我抚慰,以及他们对科举、对人世的幻灭感,都是作者的生活在小说中的投射。在这些作品中,都弥漫着一种感伤意识,实际是一种时代与社会的特征。     

城中十万户 此地三两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新探

杜甫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他在成都的新居落成才几个月,一场秋风不可能大规模卷飞屋上茅草,因而他不是写自身的不幸,而是为贫穷的乡邻、为天下寒士而歌。杜甫通过群童与老人、娇儿与慈父等形成对比的人物,来表现战乱流寓中的孤独与寂寞,唱出了时代与历史的沉重,唱出了几十年忧积于心的悲歌。     

查慎行与《长生殿》案

清代是一个寒士诗大盛的时代,查慎行不愧为康熙朝江湖寒士诗第一家。追溯其江湖寒士之调的形成,《长生殿》案无疑是重要的“催化剂”。《长生殿》案虽起于黄六鸿攻击报复赵执信,但查慎行、洪昇、陈奕培等四门之员“同被吏议”,已决定了这场案事并非专对赵执信而发。将《长生殿》案比连于“南北党争”,悖于史实;将之归于纯粹的“个人意气之争”,虽揭示出事件的偶然性,但又不免将问题简单化。《长生殿》案与康熙中叶士风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对文学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南查北赵”及洪昇受案事牵连最剧。查慎行未曾进学,其国子生资格来之不易。在这场风波作用下,慎行科举心态、人生道路、诗歌创作都发生明显的变化。在江湖载酒的人生重塑中,慎行养成“山野之性”,从而促成一代江湖寒士之调。     

身为知州,心向寒士:刘大观的诗歌理论与创作

刘大观是清代高密诗派中比较特殊的一位诗人。迥异于诗派中其他寒士诗人,他仕途顺利,曾经位居知州。虽处高位,刘大观却早早勘破世情,表现出对寒士心态与诗学主张的强烈认同,因此,在他身上呈现出一种主体身份与心态的悖反现象。在诗学上,刘大观以师古不泥古为原则,对高密派诗学进行了合理的吸收与发展;在诗歌创作上,他能遵从内心情志而自写本色,诗歌风格也随其年龄、经历的变化发生改变,总体呈现着清真雅健的风貌。     

论东晋孝武帝、司马道子之重用宗室、寒士与寒人

由于高门士族的衰弱,东晋孝武帝时期一度皇权强化。为巩固皇族的执政地位,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不断起用宗室人物、士族社会中门第较低的儒学寒士,甚至大力拔擢门寒地微的寒人。以上几类政治群体,对皇权具有一定依赖性,而对高门势族则有抵触,特别是社会基础薄弱的寒人,他们甘于充当皇权与皇族的政治附庸与工具,肆意攻击士族,加剧了皇族的乱政。新的政治势力与群体的出现及其相关政治举措,预示着晋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某些趋向,成为南朝政治的先声。     

寒士阶层的崛起与受挫——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代处于士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过渡的社会转型期,在科举制的激励下,寒士阶层积极投身政治,但他们的现实政治处境却多是坎坷沉沦,这造成了唐代诗人普遍的缺失性体验。这种缺失性体验,成为唐诗创作的心玛动力,促成了唐诗创作的繁荣。     

寒族士人之崛起与鲍照之"险俗"诗风

晋宋之际,寒族士人崛起,这不仅直接刺激了文学创作的繁荣,而且推动文学题材与表现内容发生转变,促使文学表现技巧进一步发展.作为寒士杰出代表的鲍照,其诗风以"险俗"著称,主要体现为:情感悲愤,表达直露;语辞生新险奥,节奏急促;关注中下层人士的日常生活与思想情感,借鉴民歌清新靡嫚的风格.这对南朝乃至唐代诗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驻扎大臣制度的演进看嘉道时期对新疆的治理

关于嘉道时期的总体历史地位,学术界主流观点是在"嘉道中衰论"的前提下予以"守成"的评价,又间有"维新""务实性退却"等一些观点,对这一时期的地区治理也有类似主张。实际上,嘉道时期的新疆治理较为有力。新疆驻扎大臣建置沿革、职能行使状况等情况表明,对于乾隆朝始入清朝版图的新疆地区,嘉道时期做了很多制度上的整理工作,对新疆的治理步入规范化和常态化。嘉道时期,南疆变乱迭起,但动乱最终都能得到较为有效的遏制,统治秩序得以较快恢复,说明清廷对新疆依然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所谓"嘉道中衰"在全国各地区的表现并非同步,对这一历史阶段的评价也不能简单地用"守成"或"维新"等一种标签去概括。     

从判例看嘉道时期蒙古西部的民族交流

清代嘉道时期汉族移民不断迁入蒙古西部阿拉善地区,蒙汉交流愈益频繁,双方在土地垦殖、商业贸易、借贷等多个领域的民事纠纷不断增多,从留存下来的判例可以看出,嘉道年间,蒙古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已悄悄发生转型。     

危机中的调适:嘉道时期的关税改革

嘉道时期,清政府通过停止三年比较、确立关税盈余办法,以及分赔章程大讨论、严厉追赔办法及盈余六成以内免议处等方面的制度调整,来力图控制关税征收,减少关税欠收.鸦片战争后,通过中英<南京条约>,英国人明确了五口通商权利.随着国门的洞开,洋货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在随后的执行过程中,清廷适时地调整了沿海各关的政策.简言之,嘉道时期,通过清廷的多方努力,这一时期的关税征收,从总体上来说还是相对平稳的,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下降.从这一意义上说,嘉道时期的关税改革,值得肯定.     

清代嘉道时期新疆移民落籍方式初探

本文通过对学界关注较少的嘉道时期的新疆移民状况的考察,探讨了移民的落籍过程和途径.研究揭示,嘉道时期的移民进入新疆后,主要通过直接安置、升科纳粮、经营地产、服刑役期满为民等方式落籍,成为新疆民户.而落籍方式的不同选择,不仅与移民的来源、身份和职业有关,更与统治者移民政策的弛禁和时代变化有关.     

姚莹理学思想初探

嘉道时期社会剧变,封建王朝危机四伏,清政府面临着旷古未有的变局.在这种情况下,清代的学术文化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程朱理学有了"复兴"之势.作为宗理学者姚莹在学术上宗崇程朱理学,但又具有时代特点:黜虚崇实,注重经世致用,把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给当时的学术注入了一股活力.他的理学思想反映了嘉道时期理学"复兴"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试论清代顺治——道光年间东北封禁政策之演变

清入关后到鸦片战争前东北地区的封禁与开放政策之演变,大致可分为顺治康熙时期、乾隆时期、嘉道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其政策也形成了开放、局部封禁、全面封禁、局部封禁、全面开放的变化轨迹。     

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与创作主题

嘉庆、道光之际 ,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的前夜。即使没有后来的外敌入侵所引发的鸦片战争 ,清王朝所面临的诸种危机 ,也必然会诱发巨大的社会动荡。其中消息 ,最先为生活在这一时期具有敏感触觉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群体所窥知。生活在嘉道之际的知识群体 ,一方面像惊秋之落叶 ,向社会预告危机 ;另一方面 ,则上下求索、寻求补救弥缝之良方。本文在对嘉道之际士林与学术风气转换历史背景考察的基础上 ,着重描述了这一历史时期议论军国、臧否政事、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主潮的形成及其发展。文章认为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历史中 ,嘉道之际一代士人所开创的学风、士风、文学精神被继承延续下来。嘉道文学的主潮 ,为中国近代文学作了一个气势不凡的开场白     

论清代学风及学者治学方法的变化

清代的学风经历了清初、乾嘉、嘉道以来几个不同阶段的嬗变,学风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学者治学方法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也因学者们的学术渊源和学术传授系统的不同及治学宗旨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对清代学风和学者治学方法变化的分期研究,不可"一刀切",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俞正燮《仪礼》考据探析

清中期礼学研究的复兴与嘉道时期考据学积弊丛生,成为俞正燮《仪礼》研究的时代背景。如何使考据继续发扬"求道"的治学旨归,并同时使得学术能在与百姓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理欲、情理等诸问题中继续发展,成为俞正燮《仪礼》研究需面对的问题。该文力图通过分析俞正燮《仪礼》研究内容,归纳其研礼特色,探析嘉道时期礼学研究的发展动向。     

阮元与清代经学

文章不赞成对阮元的经学持否定态度。主张把阮元的经学放在明清之际学术流变中去考察;放在嘉道时期社会矛盾、社会发展客观现实中去认识;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去理解。认为阮元继承了由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的传统,承袭了乾嘉学派的主流学说,实事求是地把清代经学推向新境界,在许多方面值得肯定。     

文人小说和平民小说的分野与兼容——论清代嘉道时期章回小说的创作格局

文人小说和平民小说共同打造了清代嘉道时期章回小说两翼齐飞的创作格局。两者所表现出的审美品位、价值取向和艺术成就均有着一定的差异,同时又彼此沟通、渗透,形成了对峙中有交汇、竞胜中见兼容的互补式关系。文人小说和平民小说还以各自的努力为近代小说的崛起作出了程度不同的贡献。     

试论包世臣的历史地位

刘广京先生说：对嘉道年间经世思想研究，“可发掘我国制度改革及思想进化之内在根源。此大题目乃研究儒家思想今日尚未发明之关节。”①包世臣正是这一“思想进化”过程中的关键人物。目前学界对包氏研究不及与其同时代的龚、魏，这不仅仅关系一个历史人物的显晦问题，亦系于一时思想的全面研究。爱作是篇，就其思想的历史地位发表管见，质诸学界同仁。揭露弊端，抨击黑暗，是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特征之一，人们普遍认为，这也是龚自珍、魏源“开风气之先”的一个主要方面。检阅龚魏诗文及传记资料得知，龚自珍14岁（1805年）“始考古今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