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崇拜与人类精神变革探讨

漫长的原始社会对于全部人类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奠定了人类历史的开端和基础。原始社会的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自在性和自然性。在原始社会,人类在总体上有了朦胧的类意识,而且这种类意识一开始就与宗教神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文章主要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的演变中探讨原始社会人们的精神觉醒历程。     

与实用意识相依相生的审美设计意识——中国原始审美设计意识(二)

原始社会是一个混饨而不开化的人类世界。这个历时漫长的人类世界,虽然在其晚期出现了两次社会大分工,但是最终未能突破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混和不分的生存局面。从主体方面看,原始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精神素质的水准日渐高级化,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趋于丰富化、复杂化,但是谋生需要与乐生需要交织缠结的心理状态,并未出现彻底分化。产生于如此人文状态中     

论原始社会的主要发展动因——兼评原始社会为“自然形成的社会”说

●作者在分析原始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指出,原始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因是人自身生产;物质资料生产关系被包容于或从属于人自身生产关系,所有制尚未产生,而所有制本身包含着统治和奴役的内容,不属于原始社会;认为“自然形成的社会”的说法把原始社会发展动因归结于自然界,忽视了人的能动实践活动的重大作用,实际上否定了人类历史。     

略谈原始社会两种生产的作用问题

<正>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解决我国当前人口问题的理论依据,这已为人们所普遍关注,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但对原始社会两种生产的作用问题,目前理论界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我们试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粗浅看法。一、怎样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人口生产作用问题的某些论述对原始社会两种生产的作用问题,大体上有两种流行的观点,而这两种观点的分歧都渊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关于原始社会两种生产作用问题某些科学论断的不同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原始社会里,两种生产“共同对社会起着决定作用”,“二者不过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已。”①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往往引用《德意志意识形     

中国原始社会史导读

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它是从地球上有了人类开始的.人类是由森林古猿转化而来的.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原始社会是人类的第一个社会形态,是一切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大约从一百七十万年以前起,我国就有了远古人类的活动,他们留下了原始社会的遗迹.在云南省的元谋,陕西省的蓝田,北京市的周口店等地区,都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原始人类化石和遗物,这些发现,说明我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我国历史上的高等教育及其特点

原始社会的教育原始社会的教育很简单,没有学校和什么高等教育。远在五千年以前,居住在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人群一我们的祖先,已经历了原始人群、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三个阶段。尽管当时的生产力极其低下,社会非常简单,但它也需要用教育来推动人类物质生产和人的再生产。原始社会教育的基本特点是: 第一,原始社会的教育还没有从生产活动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专门的社会活动,它是围绕着生产劳动实践进行的。为了解决人们的物质生活问题,他们最迫切的任务,是要把制造     

气感文化与生存智慧──文艺起源新探

本文就一个老问题提出了新看法．关于人类文艺的起源在学术界似乎早有定论而又莫衷一是，本文把问题放在原始社会这一历史范围之内，从气感文化与生存智慧的视角出发，得出了文艺起源于以生存为中心的人类三大生产的新结论．并从当代文化选择的历史动向、中国艺术精神的诗性气质、华夏人文源头的生命智慧三个方面，逐层推进地讨论了气化美学的内在机理，做出文学本体观念的全新解说．     

论教育在人类社会三种生产中的地位作用

人类的自身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三种生产活动。三者相互依存、互为作用,协同发展,共创人类历史和文明。人类自身生产是物质和精神生产劳动的原始动力;物质生产是人类自身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物质基础、决定因素;精神生产是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内在精神文化力量。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社会,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承担者,生产劳动的主体。劳动也创造了教育,教育的全部作用又集中于人,不断地“再生产”人类,再生产劳动力和生产力。教育就是通过培养人而作用于社会、全面渗透到人类社会三种生产劳动之中。这种作用是巨大的、与日俱增的、永恒的,它与人类的生产劳动共存亡,与人类社会共始终。     

论文化与犯罪的起源

文化与犯罪都起源于原始社会,说明从历史渊源上,文化与犯罪是不可分的。如果说,在文明社会犯罪在本质上是向兽性的复归,那么在原始社会,犯罪就是人类兽性的随意表露。因此,原始社会的犯罪必然更司空见惯,更被认为是社会的正常现象。由犯罪起源可知,从本源上讲,犯罪与私有制和阶级斗争没有直接的关系。私有制和阶级斗争能增加一些新的犯罪类型,能加剧某些犯罪,但不能决定犯罪的起源。     

“圣”字文化源流探考

甲骨文中的"圣"字,保存着丰富的原始社会文化内容。从它与"土"、"社"的关系来看,它不仅与原始社会的社稷祭祀文化存在密切关系,而且内含着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反映了人类社会原始部落、民族普遍的农业革命的文化现象。     

土著者说

在今日文化全球化的大浪潮中,幸存下来的少数民族族群和文化,其之所以能免遭强势文化的彻底冲击和毁灭,就在于它们的文明自成体系,而且与当地的自然环境达成一种和谐的关系。"西南土著文明论"认为,原始文明也是一种文明,而且自成体系,可能永远不再进化。要从根本上认识民族文化的优劣,必须通过长期不断的田野调查以及在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比较、感受和体会,才能认识到其民族文化的优点和价值。     

先秦时期我国水井文化初探

水井的出现,是文明社会的一种表现和重要特征,与水井相关的文化观念也渗透到原始先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诸方面,从而产生了许多与水井遗迹有关的无形的文化现象。以先秦水井为考察对象,初步研究先秦时期我国水井文化现象,以期拓宽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领域。     

人性与非人性的交织--《呼啸山庄》中人物形象的隐含意味

对<呼啸山庄>的评析,历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本文从小说人物形象的隐含意味入手,提出艾米莉·勃朗特所塑造的人物是依据精神生活为脚本的,而非伦理道德观念.希思克厉夫和凯瑟琳的语言、行为、动作都暗示着人类的非人性素质,而洛克乌德和耐莉·丁对故事情节的叙述,则显示出现实世界的人性素质.这种人性素质和非人性素质的对立统一,其实就是文明社会中成年人身上所共同具有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双重状态.     

冲突与调适：人性发展与社会变迁——奥格本《社会变迁》读书笔记

从初民社会到现代社会,人性的发展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与此相反,外界社会的物质文化环境的变迁却是巨大的。缓慢的人性发展和不断变化的物质文化环境的不一致,会造成各种现代社会的“文化病”。要解决犯罪、心理疾病等社会问题,就要诉诸对人性的探讨以及人性与物质环境二者的调适。调适的最基本方法有两个：替代机构和娱乐。这两种方法都是在人性的回归和诉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连云港城市发展中人文精神的现代性转换

在区域地理学的视野中,桥头堡的文化精神资源与最直接传承了儒家文明的齐鲁文化保持着更多的血脉联系,与中国文明非主导形态的长江文明相距较远,而齐鲁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根源于农业文明的政治伦理人文,长江文明在本质上则是一种超越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学之上的诗性人文,具有比伦理人文更高的审美价值,也是一种与当代语境中的现代化、城市化发展最接近的精神资源。在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市场经济必然转型以及苏北经济发展主动学习苏南模式的历史背景下,桥头堡城市发展中的人文精神面临着从政治伦理人文向审美诗性人文的转变。     

泰戈尔中国演讲及有关论争反思

1924年,泰戈尔中国演讲涉及东方与西方、科学与人文、文明与发展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我国文化界引起广泛讨论。泰戈尔反对以机器为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提倡以"达磨(dharma)"为标志的东方精神文明,是19世纪以来科技与人文矛盾的反映,与发生在中国的科学与玄学之争紧密联系。泰戈尔反对违背人性、破坏自然环境、破坏人的诗意生存状态的发展,期望有道德护持、由文明伴随、与完善并行不悖、有韵律的和谐发展。在20世纪初的中国,泰戈尔反工业文明、反现代化的思想和言论显得不合时宜,但与20世纪后期的新人文主义非常合拍。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生态学基础——以林业高校为例

高校是促进国家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机构。校园文化建设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校园文化能够促进高校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的大学校园文化要从自然景观、人文、精神、制度、行为等方面着手,把学校建设成为一片有民主、科学、人文、开放的育人环境和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的沃土。林业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应突出以林业为特色的学科和专业优势,遵循整体、协同、循环、自生的生态学原理,建设以自然和绿色为基础的和谐、民主、文明、开放的校园文化,培养具有生态意识、文化素质、健强体魄和优秀道德素养的人才。     

论土家族作家孙健忠小说的巫性书写

土家族作家孙健忠,后期创作了一系列具有神秘巫性色彩的小说,其致力于原始信仰的诗意表达和自然生命力的彰显,人神合一、人与动物神秘互渗、野性生命、本真人性、生殖崇拜等种种土家族巫文化元素渗透于作品之中,其巫性思维下的叙事方法则带给读者神秘的阅读体验。     

甲骨文所见殷商农业文明

甲骨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字和用它刻写的甲骨卜辞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当时社会风貌的痕迹。关乎民生大计的农业生产在甲骨文和卜辞上都有其原始古朴而又生动形象的表现。这种文字与文化在甲骨上的结合,为我们探寻殷商时期的农业文明提供了新的途径。本文分析甲骨文及卜辞,参考出土文物和考古发现,主要从字形这一微观视角,印证和补充传世文献中记录的商代农业生产规模、商代农业生产工具及农业生产工艺,重现商代农业生产的场景,为我们理解、感受商代农业文明提供新的方式。     

《西游记》中“大＂的隐喻功能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对“大”的使用,并非完全基于经验参照的“大”的“有限”性,更多的是基于原始认知的“无限”性与艺术创作的“变型”性。“大”的“无限”与“变型”的隐喻功能,反映了人类对非现实世界的好奇与探索,显示着人类缘于神话与童话的艺术气质;而“大”在现实中的“无用”的隐喻义,则启示人们对现实与人性中的种种缺陷,做出理性的思考,并由此管窥“大”与“小”所构成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真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