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文学地图的重绘与"两岸三地"沦陷区文学之比较

在抗战文学研究中,那种仅以"七七"事变后的大陆时空而绘制的沦陷区文学地图是残缺的.自19世纪末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侵华战争,在中国的"两岸三地"先后形成了一片又一片沦陷区.所谓沦陷区文学,除"七七"事变后的大陆沦陷区文学外,还应包括"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文学,日殖统治下的香港文学和整个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在内.在由这样一个时间维度、地理维度和精神维度构成的沦陷区文学地图中,从比较视角对"两岸三地"沦陷区文学进行打量,将会对沦陷区文学的整体风貌、个性差异与抗战文学的多元构成有新的认识.     

东北沦陷区话剧文学的主题探赜

1931年至1945年期间的东北文学,被称为"沦陷区文学".沦陷区话剧文学一直处于边缘.纵观沦陷区话剧文学,其主题中的压迫中的抗争、隐忍中的反抗、专制中的附逆等精神和思想,体现了东北沦陷区话剧文学独有的艺术价值:反映了铁蹄下东北人民的斗争、呐喊、屈辱和叹息,反映了作家在民族危难时刻勇于斗争的精神和个别作家背离民族大义的错误立场.这些剧作增加了中国话剧文学主题的维度,在中国话剧文学史上是独有的一页,和沦陷区小说、散文、诗歌等共同构建了沦陷区文学的完整历史.     

沦陷背景下的女性言说——以张爱玲为中心

沦陷区女性作家的创作虽然也隐含着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与关怀,但疏离政治的日常生活仍然是其言说的主要内容。张爱玲等沦陷区女性作家的言说道出了民族危亡背景下的人们对于现世安稳的渴望,以及对家庭和民族的皈依感。由于沦陷区文学中民族叙事声音的低落与男性宏大写作姿态的不振,沦陷区女性写作的兴起与沦陷区特殊语境有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联。     

沦陷区文学中的民族历史意识

沦陷区文学中大量历史题材作品的存在彰显出中华民族拥有深厚的历史记忆。沦陷区历史题材作品不仅反映出沦陷区作家的情感倾向,也或隐或显地表明他们对待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为沦陷区人们提供了民族想象空间,更因言说语境的特殊而呈现出寓言式的丰富含义。通过历史记忆书写,沦陷区文学不仅延续且不断地深化、强化了沦陷区人们的民族认同意识。     

沦陷区文学中语言殖民与抵抗

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自我确认的最重要的基础与标志之一.日伪为更好地推广殖民政策,削弱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在沦陷区实行日语殖民教育.异族的统治令沦陷区作家强烈地体会到民族语言是精神的原乡,他们在沦陷语境中坚持汉语写作,保存民族意识,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     

论左翼文学的人民伦理秩序及其道德情感的形成

中国左翼革命文学是建构在伦理和道德化的"人民"和"人民性"的阶级话语基础之上的。左翼革命文学对"人民"进行了阶级论语境下的重新阐释,它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和俄罗斯民粹主义对于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各自独立的论述,而剔除了传统启蒙主义文化和人道主义文化中的公民和全民的涵义,确定了其对于无产阶级的特指,并建构起了一套完整的人民伦理秩序。根据这个秩序要求,资产阶级、知识主体与人民工农兵在文学想象中享受不同的伦理地位,并且建构起一种以"人民"替代民族、以革命政党代替"人民"和民族的结构。阶级论语境下的人民伦理秩序,直接造就了左翼革命文学的"人民性"情感规范和道德良知机制。在知识主体的文学言说中,享受不同伦理序位的社会阶层,在文学话语中接受差别性的情感待遇和形象待遇。"人民性"也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的道德化情怀。对于"人民"艺术形式和话语传统,"人民性"建构起的是对于它的道德崇高感和知识主体的精神皈依感。更为重要的是,"人民性"还是一种文学的良知机制。知识主体作为创作主体,其价值立场、情感姿态、艺术形式追求都受到自我道德的约束和监督,会因接近而生欣喜感和幸福感,并因疏离而生失落感和罪恶感。由人民伦理秩序及其所衍生的人民性道德情感构成了中国左翼革命文学的文化本质。     

沦陷区妇女的抗日斗争

抗战时期沦陷区妇女的抗日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册上不可缺少的一页。沦陷区妇女抗日斗争的历史向世人揭示;中国共产党是沦陷区妇女抗日斗争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沦陷区城市的妇女,主要以隐蔽、秘密的形式从事抗日斗争;沦陷区农村的妇女参加抗日工作比较普遍和深入,牺牲也十分惨重;沦陷区妇女抗日救亡,以秘密斗争为主要形式,但在某些地方,妇女也直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沦陷区妇女艰苦卓绝的反日斗争,配合了根据地、国统区的抗日战争,打击了日伪统治。     

论“孤岛”杂文的自由精神

抗战期间上海“孤岛”的杂文创作,不仅延续了鲁迅开创的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精神,而且在国土沦陷的特殊历史情境中,通过批判奴隶性、呼应全国文学论争、针砭现实政治和倡扬知识分子节操等多种言说方式,诠释着自由精神,有力地推动了沦陷区的文化事业,具有特殊的文学史价值.     

在解构中沉潜:上海沦陷区小说的“五四”底色——兼议抗战时期文学民族化

一般认为,上海沦陷时期日伪的严酷统治武力切断了新文学传统;狭窄言路下上海文学的异常繁荣被认为是畸形的、偶然的;异族统治下文学民族化的追求也被视为不可能.然而,异族高压、民族情绪、市民文化等多种话语力量的交错博弈形成了沦陷时期上海的异质文学空间,推动了理论与创作上极有文学史价值的“五四”重审.上海沦陷区小说一方面对“五四”经典主题、情节、人物进行着反讽叙事;另一方面也在题材选择和文学接受的调整中,继承发展了“五四”的精神实质.这一解构与沉潜并进的过程,促进了“五四”先锋质素的落地生根,展示了民族文学发展的另类经验.     

1949-1966年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思想逻辑

1949-1966年,美英论者站在西里尔·白之所谓"我们"的立场上,将新中国"十七年文学"视为一种异质的"他者"进行观察和言说.这种特有的"看"与"被看"的对立关系,构成了冷战语境中的美英解读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基本框架与展开言说的思想逻辑.美英所谓的"我们",有时是冷战意识形态维度上的,有时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层面上的,有时则是文学审美观念上的,不同的"我们"所解读出的"他们"有所不同,但在更多的时候是借以阐发其政治意识与文化理念,是一种自我想象性的话语表达.     

言说、意义及其关联——简论语言秩序与民族性格的统一性

族群文化所建构的整体性为解读文学言说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视角.个人的言说看似零散实际却有规可循,因为它始终接受着语言秩序隐秘地引导.语言秩序与民族性格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统一性,二者在族群文化提供的广泛领域内相互促生、融合,这可在文学言说形象的演绎与生动的表达中得到印证.     

东北沦陷区中文报纸: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分裂——对伪满《大同报》副刊叛离现象的考察

东北沦陷区中文报纸存在一个特别现象: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分裂,副刊叛离了正刊。当报纸正刊是日伪舆论宣传工具时,副刊却发表大量抵抗文学作品,成为东北人民精神抵抗的阵地。文章以伪满洲国国务院政府机关报《大同报》为例细述这一现象,同时发现《大同报》现象并非个案,副刊叛离在东北沦陷区中文报纸中普遍存在。究其根本原因,这是东北人民坚强抵抗的结果和日本侵略者统治的失败。     

文化散文:作为一种跨时空对话的语式

若将语言作为人的精神本体的存在方式予以观照和阐释,我们发现,文化散文是作为一种独特的跨时空对话的语式进入文学书写序列的.并且,因着个体精神生命的言说立场与语式姿态的多样性,为"文化散文"提供了多重表达的空间.     

纯文学的历史演进与价值取向

二十世纪初针对"杂文学"而提出了纯文学,80年代中期针对"政治文学"而提出了纯文学,90年代相对于"通俗文学"而提出了纯文学.纯文学应是文学理想的体现.以先锋的立场开拓文学的言说空间,坚守精神家园,谛听人类灵魂的声音,是纯文学的价值取向.     

妥协的或不妥协的男女之爱——《色·戒》与《海的沉默》之校读

张爱玲描写沦陷区男女情的小说<色·戒>和法国作家韦科尔的抵抗名作<海的沉默>,都是以男女之爱写人性人情的文学,但因作家人生态度及审美理想的异趣.张爱玲的<色·戒>在乱世奇情中难免有借情性文饰妥协的嫌疑;而韦科尔则力求曲折地表达不屈的人性和抵抗的意志.但两者都是"人的文学",区别只在于如何写和怎样写,对于"人的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应当破除对它们笼统的盲目的执迷,代之以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古代民主理念的历史变迁

古代民主将人民的统治视为民主的核心理念.但是对如何落实人民的统治却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古希腊雅典民主采取直接民主制,共和主义民主采用混合政体的形式,而自由主义民主则主张通过三权分立、宪政和代议制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正是在这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下,人民统治的理念逐渐演变成人民"统"而"不治"了.     

战争背景下的城市文化与女性写作——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女性文学的一种解读

虽然沦陷区女性文学关于城市的书写只能作为一种"异质"的书写方式进入作为书写重心的乡土文学,而且背负着现实政治的沉重负担,但它却以其创作实绩构成了战争时期女性文学的重要一翼.女性书写对于市民阶层生活的精准把握颠覆了传统的审视城市的眼光和角度,将日常的凡俗生活写出一派泼辣景象.     

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是语言并非文学的全部,这一观念使文学和图像的关系研究成为可能,而"语-图"关系则是其中的关键."一体"、"分体"与"合体"是语图关系的三大历史体态;与此相应,"以图言说"、"语图互仿"和"语图互文"是其各自的特点,其中包含并可能引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学术命题.特别是"语象"和"图像"的关系,作为语图之间的"统觉共享",当是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的平台.只有这些深入的学理分析,而不是止于情绪表达和表态,文学遭遇"图像时代"的困惑才有可能自然释解.     

吴宓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

吴宓文学观中最核心的思想是"道德".他深受儒家文化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哲学背景.这一文学观贯穿在他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批评论著中,涉及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人生与道德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功用等方面.吴宓文学观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文学转型期,研究吴宓文学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道德与语言

道德无论在形式的层面抑或实质的意义上 ,都与名言相联系 :“说”以及如何“说” ;“说”内含何种意蕴 ;“说”与“在”、“言”与“行”如何相互关联 ;等等。这些问题渗入于道德评价和道德实践的整个过程 ,并制约着道德理想的实现方式。在道德判断的层面 ,言说涉及描述、表达与规范的相互关系 ;在主体与主体间交往上 ,言说表现为对话与独语的统一 ;在境界的意义上 ,道德的言说落实于人自身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