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革新与新文学史的叙述模式

在多重现代文化与思想观念的推动下,汉语书面语言的现代化革新,形成了多重纬度的语言观念、文学观念,并最终体现为不同性质的文学史观念。因此,通过梳理不同文学史著作对不同时期语言革新的叙述方式,可以推导出语言革新与文学史之构成的紧密关系,继而发现语言革新在现代文学史著述模式中的构成作用。     

文学史模式论

文学史模式是文学史研究主体借助于想象与抽象能力,对文学史事实从内在深层结构上进行全面把握的某体性设计和构思,包括理论设定和文学史事件整合两方面内涵它促成并影响、支配甚至限制人们的思维。作者由此认识出发,对以往文学史治史模式进行批判性审视,指出：可以有一种开放性的文学史,它保持文学史文本及文学史记载材料的零散性、偶然聚合性和不断的分延性,不以一个统一的中心来辐射文学史全程,不以一个统一的逻辑或线索来勾连文学史历时,而代之以一个又一个边缘性论述,让这些边缘性论述彼此构成一张网络,从而在量上构成对文学史全方面的包罗,但在质上保留大量的空白、互交、相悖。这或可称作反模式的文学史。     

进化论：新文学史叙述的生成

新文学史的研究者们用来证明新文学的合法性和必然性的,最初是文学进化论的观念.本文追溯了五四时期进化论如何成为知识界的常识以及在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变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那些对新文学所作的进化论式的阐释如何重建了文学史的"秩序"和"分期".     

《百年流变——中国视野下的英国文学史书写》简介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段汉武教授撰,海洋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该书全面回顾和梳理了百年来中国学者书写英国文学史的成果,归纳、分析和研究了中国学者在英国文学史书写中对诸多问题的处理,包括文学史观问题,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文学史叙述中的     

复制与重构——也谈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模式"

在过去的英国文学吏的编写中,存在两种模式,即英美模式与苏联模式.所谓"英美模式",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中国出版的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是和当初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的,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则和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即所谓"求新声于异邦".不过,这类英国文学史基本上是英美同类著作的编译或者说"复制",而且都很简略.所谓"苏联模式",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中国出版的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同样和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则和全民政治思想教育密切相关,即"文学为政治服务".这种模式虽然"系统性强"却有着致命缺点.于是,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化"问题即"中国模式"问题便成为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模式"应该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以一种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审视和解读英国文学的发展,述写英国文学的历史变迁,使之既符合英国文学的原有事实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这方面,王佐良先生等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无疑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20世纪以来关汉卿的文学史叙述历程

20世纪以来关汉卿的文学史叙述起于平淡,继之绚烂,复归于平淡,历经曲折和起伏。此中之演变既有学术理念变迁的原因,也与时代独特的意识形态因素相关。支撑和转移关汉卿评价的诸多要素与条件直接导致各时期文学史叙述的差异性。关汉卿地位之升降转移正折射出文学史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重建文学史的坐标体系与叙述线索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如果仅从学科内部来看,目前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处于繁荣的局面,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有些是具体的学术方法、学术观点的问题,有些则很有可能是关系到一代学术的格局和一代学人的自身素质的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传统、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多方面探讨,正反映了学界对古代文学学科存在问题的积极应对。本栏目所提供的五篇文章,都是作者对自己长期研究领域内的学术问题的前沿性思考。其中赵敏俐先生的论文强调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指出文学史研究中对辞赋研究的严重不足,由此而探讨了如何突破现代学术语境中所建构的中国文学史叙述体系的缺陷。钱志熙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史的研究如何与作家、作品研究构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的问题,指出对于某些时段的诗歌史来讲,后人按照诗歌史主流所建构的诗史及其评价体系,与那个时代诗坛的评价体系常常是有较大的差异,如南朝至初唐的诗史、北宋的诗史,都存在这种情况。刘勇强先生的论文对近期人们关注的关于如何重建文学史坐标系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分析造成近期文学史研究坐标系改变的几种因素,强调多元、立体的文学史叙述线索。周裕锴先生的论文,提出诗歌的文本类型与阐述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如“纪事之事”与“象喻之诗”,其阐述的方式就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中国古代诗歌阐释史上“知人论世”与“见仁见智”两大传统。吴承学先生与何诗海先生的论文,实际上是指出如何突破习惯的文学史料范围,充分利用更广泛的文献领域中的文学史料,如本文具体如何利用类书、字书研究早期的文学观念与文体理论。总的来说,这些文章,既不过于笼统、宏观,又不是微观的,可以说是一些“中观性”的具体问题。尤其对目前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的思考问题的状态,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古代文学学科的思考与实践,不无启发之处。本刊也希望能够继续关注古代文学研究者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讨论。     

论文学史的观念与文学史的编写

文学史的编写以文学观念为逻辑前提,编写者应该运用历史的眼光和发展的思想,按照当时人所理解的文学观念去客观描写当时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实;此外,还要有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认识,各种文学史观念都有其合理成分,同时存在认识的局限,编写者应尽量使自己的文学史观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和文学史自身的逻辑。要想清晰地描述文学发展的历史,应注意做到文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有机结合。     

《野草》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变迁

鲁迅是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无法绕过的一个话题,《野草》作为鲁迅内涵最复杂、丰富的作品,不同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大都以相当的篇幅对其进行了解读。1930年代以来各时期的大陆学者对《野草》的解读凸显出不同的内容,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各个时代的文学史塑造出的鲁迅形象;而海外学者以其新颖的解读视角为文学史叙述带来了世界性的宏大视角。通过梳理各个时代和不同语境下《野草》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变迁,能够揭示文学史叙述模式和解读视角的某些内在规律,为文学史叙述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欧洲启蒙文学史叙述中的缺失

在18世纪欧洲启蒙文学史叙述中，历来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习惯性地忽略对启蒙主义的实质及其民族差异进行辨析、把欧洲启蒙文学的特征过度总体化、回避乃至贬低启蒙文学中的古典主义遗产，等等。文章提出应当消解法国启蒙文学在欧洲启蒙文学史叙述中的霸权地位。     

论历史理论叙事研究范式

从宏观的角度,对历史过程进行概括,揭示其历史规律的史学研究,被称为历史哲学、思辨历史哲学、理论史学、宏大叙事等,在本文中作者以历史理论叙事命名。后现代主义否定历史理论叙事三十年后,历史理论叙事呈现出复兴的趋势。作为一种史学样式,它的方法论是什么？学术价值何在？本文运用莫兰的科学研究范式理论,从主导概念、关键概念、关键原则进行解释,阐述了历史理论叙事的方法论范畴,并对学术上存在的一些争论进行了评议。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中国文学叙事观念的古今演变

中国文学叙事观念经历了长期的古今演变过程。秦汉时期,叙事观念初步萌芽;魏晋南北朝时期,叙事理论已经发生;唐宋时期,叙事理论进一步发展;元明清时期,叙事理论继续深化。中国文学叙事观念以传统的传记、叙事散文、小说、戏剧等为对象,由批评上升到理论,具有感性批评的鲜明特点。     

先秦史传文学叙事传统与汉代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

先秦史传文学作为中国早期的叙事文学代表，对后世叙事文学影响巨大。汉代今文诗学著作《韩诗外传》中的某些叙事篇章，与《左传》、《晏子春秋》等先秦史传文学有着明显的直接承袭痕迹。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中继承了杂史类叙事传统，而对《左传》中的故实，或不加采信，或加以改编、敷衍。这种出于经学目的的文学化叙事，客观上促进了叙事文学的发展，对后世的子部小说及杂史类传记文学都有直接的影响。汉代经学叙事对早期史传叙事传统的继承、发展和新变，是中国早期叙事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论金代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以往的金代文学研究由于资源的局限,以汉语书面文学为主。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满族说部”的崛起,将金代女真族的长篇叙事文学通过口传心授活态传承数百年,为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别开生面的新的生长点。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不仅给金代文学带来了生动的原生态作品和新的文学资源,而且给中国文学史的传播方式补充了同书面文学并行不悖的口承文学范式。这一传播范式的确立,将在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激相融、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互动互补中促进学科建设,推动中国文学史的总体架构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多维多元的创新体系转型与嬗变．     

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看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写作精神上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著述精神和西方史学研究思想的影响,在叙述方法和艺术标准上以文学本位观念为出发点,他的文学史研究是带有史学精神影响痕迹的对文学发展进行自主叙述的研究.     

论金代文学的叙事性与俗化倾向

金代末年一些知名文士将写作重点放在叙述史实的作品上,诗歌之中也表现出明显的叙事化倾向。金代诗人自然平易的风格,和曲的美学追求相一致,还采用俗语进入诗文。因此,研究金代文学就成为正确理解和评判元代文学的基础和关键所在。     

关于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方法

文章就历史方法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运用及其意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总结了历史方法在实践中的三个不同的要求,同时还对所谓历史主义与历史方法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和界定。文章力求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文学史研究进行思考。     

论叙事文学中的时间意识类型

时间意识并不是随着文学的诞生而进入文学创作的，但是没有时间意识文学便无法生存。从人类的生存经验来看，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维度。而叙事文学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必然与这三种时间维度有密切的关系。     

毕飞宇《叙事》的叙事特色

从毕飞宇小说《叙事》的叙事分析来看,毕飞宇历史小说在历史叙事上有着自己的独特风貌:多个层面中的多重叙述,跳脱叙述的历史沉思,叙述历史的当代回应。叙事的特色凸显其闪耀历史蕴藏的同时兼备现代哲思的突出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