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1900年长江中游地区自立军起义

1900年8月,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自立军起义,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期间,发生在南部中国的一次震惊中外的事变。自立军的英雄们,同义和团的勇士们一样,用自己的鲜血,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张年历,涂上了一层殷红的色彩。然而,关于这次起义的性质,长期以来却众说纷纭。誉之者或称为“辛亥革命的先声或序幕”;贬之者或斥为“反动的勤王运动”;调和者则说成是从维新向革命转化的“中间环节”。一个历史事件,引起如此的歧议,一方面说明它     

关于萍浏醴起义的性质及其影响

一九○六年十二月三日,在江西、湖南交界的萍乡、浏阳、醴陵地区爆发了一次由同盟会会员策动的大起义。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尽管起义群众仍以旧式会党为基础,可是它已迥然不同于单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会党起义,而是赋予了新的内容与任务,完全属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武装斗争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起义性质的辨析关于萍浏醴起义的性质问题,解放后有关辛亥革命的论著一般多把它列为同盟会领     

清朝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性质的再探讨

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在陕甘爆发的回民起义,是当时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全国各族人民反抗清朝反动统治的重要方面军。对其历史作用,史学界给予了应有的肯定。但是,对这次起义性质的看法,却有着较大的分歧。1963年,我曾著文认为,这是一次“反抗清的反动统治”的斗争,同时指出:“这次起义具有突出的反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特点”。有的同志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这是一次“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另外,也有的同志认为这是一     

试论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中的作用

托洛茨基,是现代世界历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曾经在震撼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他在这场革命中的评价,却是众说纷纭,褒贬各异。褒之者将其说成起义“全部准备工作和起义本身的领导者和推动力”①,与列宁一样,是“十月革命的化身”②。贬之者则把他斥为十月革命的破坏者     

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论述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十分关注。为了纪念他逝世一百周年,本文拟谈谈马克思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论述。一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当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了马克思写的题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巳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满怀激情地欢呼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和发展,而且把它称之为“中国革命”,同时明确地揭示了太平天国革命与鸦片战争的关系。马克思之所以把太平天国运动称之为“中国革命”,笔者认为,这不仅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具有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性质,而且马克思是把它作为亚洲     

评《南风报》的性质

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桂林出版的《南风报》,是秘密的广西同盟会支部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有人认为它是宣传革命、鼓吹革命的刊物,具有浓厚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色彩。但是,也有人认为它不是革命的刊物,而是“反对革命的刊物”,因为,“它和《南报》一样,主张军国主义,而以‘民族建国之思想’和‘知世界竞争之趋势’为‘确定’其军国主义的必要条件。它宣称‘不敢主排满革命’、‘不敢谤朝廷皇族’,它称革命军‘大逆不道’,是反对革命的刊物。”(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12月出版的张枬、王忍之编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笫862页)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关系到对《南风报》(包括《南报》在内)本性质的评价问题,到底哪一种符合实际呢?     

辛亥“腾越起义”述评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云南是最先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它推进了革命进程的迅速发展,加速了清王朝的彻底崩渍,在中国近代史上作出了它应有的贡献,是辛亥革命不可分分割的组成部份之一。云南辛亥革命是由腾越起义(1911、年10月27日)昆明重九起义(1911年10月30日,即农历9月9月)临安起义(1911年11月1日)共同完成的。三个地区条件不同,所起的作用也各有差异,但不能因昆明是云南省会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便于发布命令,号召全省等原因,而以昆明重九起义来概括云南辛亥革命的全部。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云南辛亥革命中的三次起义,比较起来,腾越起义较早,革命态度坚决,很少带有与封建主义妥协的软弱性痕迹,而是努力按照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进行,“推翻专制,拔救同胞”。虽然这次起义远在滇西边陲腾越,不处于滇垣的政治经济中心,但起义宗旨明确,它以“纠合党人起义腾越,以滇西作根据,建瓴东下,规复长江上游各省”,“进军大理,会师武汉,直捣幽燕为目的”。很显然,腾越起     

关于安源六千矿工参加l906年萍浏醴起义问题质疑

史学论著提及1906年萍浏醴起义,多说:“起义群众以安源六千工人为主”;“在这次起义中,安源矿工六千余人成为斗争的主力,他们参加起义虽然还是自发的,并没有阶级的自觉,但却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史揭开了光荣的首页”;这次起义的“另一特点是,史称六千安源工人参加了这次起义,这是目前所见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大规模武装起义的最早记录”;“在萍浏醴起义过程中,安源矿工六千余人成为斗争的主力。……中国近代     

关于陕甘回民起义中回汉“联合”问题的商榷

清朝同治元年至十二年(1862—1873年)在陕甘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回民起义,这是回族人民不堪清的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而进行的一次英勇不屈的斗争。但过去有的论著把这次起义说成是“联合”汉族人民进行的起义。韩敏、邵宏谟二同志在《论清代陕甘回民起义的性质》一文中,也把这次起义说成是“以回族劳动人民为主体并联合一部分汉族人民共同反抗     

析“农民革命”

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的起义斗争是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而不可回避的问题。正确认识农民起义的性质,不仅关系到对农民阶级在封建社会里地位和作用的估价,同时也是我们正确认识,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分歧也较大。多数同志持“农民革命说”,亦有部分同志认为农民起义不能称为革命。后一种意见虽然提出来,但尚未展开讨论。下面,笔者拟就这个问题谈谈管陋之见。     

北魏末期的山胡勅勒起義——北魏末期人民大起義研究之二

我们在上一篇论文中申述北镇起义的阶级斗争性质,同时,我们也认为北镇起义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所以具有这样的色彩,是由于这次镇民起义是和北镇及其附近地区的山胡、勅勒人内反魏斗争交织在一起的。而北镇镇民不小一部分即来自山胡、勅勒,他们和本族人有着一定的联系。由于这(?)斗争具有民族的色彩,因此北魏统治者有时把它笼统地说成好象和拓跋本     

清季陕甘回民起义运动管见

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甘肃两省相继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回族人民反清武装斗争,从而揭开了陕甘回民起义运动的序幕。这次起义运动历时达12年之久,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我国少数民族斗争史上实属罕见。它是清朝统治阶级长期进行反动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回族人民卫教保种的民族自救运动。     

是革命宣言,还是反动说教——评《水浒》中的一篇“言语”

《水浒》第七十一回有篇“言语”,单道宋江“把寨为头”后“梁山泊的好处”。这是作者集中宣扬孔孟之道,歌颂投降主义的大暴露。可是过去有人却把它说成是起义农民“等贵贱,均贫富”的“具体化”,堪称为梁山的“革命宣言”。现在应当分清是非,还这篇“言语”以本来面目了。     

“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

“八王之乱”是西晋统治集团之间一场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开始是宫廷政变,后来演化成大规模的屠杀战争。在这之前,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本来并不尖锐,社会秩序是比较稳定的。干宝描述说:“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晋书·食货志》也说:“平吴之后,……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这些话虽有极大夸张,却并非子虚乌有。而从“八王之乱”开始后,情况就大不同了。规模比较大的少数民族起义和流民起义,接踵而起,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不过二十几年,一个强大的帝国就土崩瓦解了。很明显,“八王之乱”是西晋灭亡的一个关键性事件,所以古今论述它的不乏其人,笔者在这里想仅就爆发的原因谈一点粗浅的意见。     

论皮日休之死

解放以来,晚唐诗人皮日休一直受到研究者不应有的、太多的推崇和辩护,推许为“我国文学史上唯一参加过农民大起义的革命诗人”、“伟大作家”、“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等等。影响所及,在他“究竟是怎样死的”这个问题上,被搅和得成了四十余年来中国文学史上最混乱不堪的问题之一,它是那样扑朔迷离,悠远神秘,一直到今天尚未解决。概括起来,关于皮日休之死学术界有四种说法:一、“流寓宿州”说,认为皮日休晚年流寓安徽宿州,死葬宿州顺河     

秦末起义是以农民起义为先导的全民大起义

“秦末起义是一场农民大起义”,这是史学界迄今为止的定论。纵观秦末大起义的全过程,我认为应当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前期是农民大起义,后期则转化为全民或日全社会大起义。至于推翻秦王朝后的楚汉战争,显然已不属于反秦起义的范围。因此,秦末反秦起义,只能说是一场以农民起义为先导的全民大起义。其实,司马迁对此在《陈涉世家》中写得很明白:陈胜“将数百之众,转     

黄花岗起义以阳历三月二十九日为纪念日的由来

1911年4月27日(旧历辛亥年3月29日),同盟会在广州领导的黄花岗起义,是一次影响深远的重要起义。孙中山先生在评价这次起义时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悲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这次起义死难的革命先烈们,一直受到人们的怀念;烈士们为     

一九一三年的湖口起义

1913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军事独裁统治,夺回已经失去的辛亥革命的成果,曾经组织了一次武装斗争,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二次革命”,或称“癸丑之役”。这次革命以江西讨袁军在湖口起义为开始,斗争地区曾波及南方七省,是我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现仅就江西湖口起义的历史,作一初步探索,错误之处,望读者指正。     

《水浒传》梁山起义性质辨析

从《水浒传》中梁山起义军的组成成分、起义的原因、起义的目的、起义的纲领或口号等几个方面,剖析了梁山起义的性质,针对学术界在《水浒传》评论中普遍公认的“农民起义说”,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和见解,认为把梁山起义定性为农民起义是片面的,梁山斗争的性质已不仅仅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还包括了统治阶级与市民阶层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因此,这不单纯是一次农民的起义,而是包括了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在内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革命斗争。     

《水浒》究竟做的什么文章——与《<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兼说“起义说”与“市民说”》的作者商榷

李庆西同志的《<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兼说“起义说”与“市民说”》(《文学评论》1986年第三期,以下简称《辨略》)一文,提出了对《水浒》主题认识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关系到对一部古典名著认识价值的评价,今天继续进行探讨确实显得很有必要。不过,《辨略》一文在具体论证某些观点的过程中,对与已相悖的意见予以全盘否定,笔者实在难以苟同。现仅就其中涉及的“起义说”问题,略陈已见,以就教于李君及方家、读者。一、难道《水浒》不是“反映农民革命的教科书”吗? 《辨略》的作者认为“‘起义说’如今大势不妙”。理由之一便是:“梁山好汉中间,真正农民出身者甚少”,由于这种人物布局,证明“《水浒》一书并未意识到农民问题”,所以不能说《水浒》是“反映农民革命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