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上世纪20年代初,亲历死亡威胁的周作人由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与否定开讲“生活之艺术”,由对国家、民族命运自觉承负的时代领潮人物一变而为彻底的颓废主义者;人生观转变之后,周作人的文学观也由坚定的“人生的”艺术派一变而为追求轻松写作、趣味阅读的“趣味主义”,其间经历了由“教训之无用”到“文学无用”,由“文学无用”到创作的“自足”,由创作的“自足”再到“草木虫鱼”三个层面的理论转换;周作人不仅通过《语丝》《骆驼草》等刊物为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营造了必要的氛围,培养了作家力量,而且也为其提供了合法性论述支撑,成为该思潮事实上的理论建构者,从而最终促成了这一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论周作人的道家立场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庄子一直受到主流思想界的激烈批判和否定,但周作人认为庄子的无君论、天道自然论和齐物论思想等对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和现代中国思想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宜全盘否定。在"五四"作家中,周作人对老庄道家的态度是相当严肃而别致的,虽然他的道家立场常被他的儒家身份所遮掩,但把他对道家的好感简单地等同于消极隐逸,甚至视为他附逆的主要原因,显然是极大的误解。     

论周作人的鲁迅研究

在众多的鲁迅研究者中，周作人显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不仅由于其特殊的人生遭际，还由于他与研究对象关系的特殊性。前者使周作人的鲁迅研究难以合法化并在相当长时间内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后者又使他注定与鲁迅研究结下不解之缘。较为客观公正的研究态度使周作人的鲁迅研究具有某种超越性。特殊的身份又使其研究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尤其在具体史料方面，更是无人替代。周作人的鲁迅研究并非没有缺憾，由于受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其鲁迅研究往往逻辑性不强，缺乏一定的深度。     

周作人与唯美主义

唯美主义作为一种生存体验 ,与东方古典艺术精神有契合之处。从“无形功利说”的文学观、“茶道”式的人生态度以及鉴赏式批评观等三个方面去辨析周作人与英国唯美主义之间的关联 ,可见其遭遇西方唯美主义 ,同时归依古典东方精神的复杂面貌     

论周作人的鲁讯研究

在众多的鲁迅研究者中,周作人显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这不仅由于其特殊的人生遭际,还由于他与研究对象关系的特殊性.前者使周作人的鲁迅研究难以合法化并在相当长时间内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后者又使他注定与鲁迅研究结下不解之缘.较为客观公正的研究态度使周作人的鲁迅研究具有某种超越性.特殊的身份又使其研究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尤其在具体史料方面,更是无人替代.周作人的鲁迅研究并非没有缺憾,由于受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其鲁迅研究往往逻辑性不强,缺乏一定的深度.     

周作人吴伟业合论

止庵原名王进文，是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的一位３０多岁的“老文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年纪虽然不大，却沾惹了一身遗老气息。他的文字刻意地学周作人，拿枯槁充平淡，从笔端排出些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絮语。在他的文字当中，见不到一丝一毫关于当下现实的思考、关于宇宙人生的哲思，当然，更没有少年的激昂与伟大灵魂的悲怆。不过，止庵的这种与灵魂无关的作文风格到的确引得那些没有心肝的文士的赞赏，他们从止庵的身上，看到了徒有辞赋之才的文丐阶级的美好前景；而正是这些全无心肝的东西，他们把周作人捧为了散文大师、思…     

论周作人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宗教气”的批判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始终对知识分子的"宗教气"和教士人格予以高度重视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认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绪并不比民众更少,尤其是在独断地相信自己或自己所在的群体掌握了超绝的客观真理、缺少对宗教的或准宗教的意识形态的警惕等方面,值得总结的教训很多.周作人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宗教气"的批判,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周作人的思想,而且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思考和把握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对“自由”的误解与周作人的人生悲剧

周作人的思想本质上是自由至上主义。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社会现实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对自由与正义的关系相应地存在着深刻的误解 ,这是周作人附敌从而造成人生悲剧的非常具体的原因。以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为前提 ,对“节”的批判和对作为“节”的重要内涵的“爱国”的否定 ,是周作人附敌的思想根源     

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现代价值

五四时期,周作人倡导的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发现并强调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的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特征,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自觉提供了观念上的巨大推动力。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与发展,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儿童文学在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健康发展,推动儿童向理想人格健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性与娱乐性价值,这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可谓是不谋而合,从而又凸显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独创性文化价值。     

论小诗批评的诗学建构——以周作人的译介与批评为中心

小诗是中国新诗发生期被创立的一种重要诗歌形态,有着丰富的诗学资源参与到这一诗体形式的建构过程。其中,周作人通过翻译与批评对小诗概念与艺术规范的确立影响最著,有些基本思想还应当在小诗建构的理论探讨中进一步发挥,或者由此总结应当汲取的历史教训。     

周作人元旦枪击事件新探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北京八道湾11号家中遭刺客枪击,因子弹打在钮扣上而侥幸逃过一劫。此次枪击事件与周作人出任伪职一事在时间上相互重叠,人们普遍认为枪击事件是促使周作人附逆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周作人在当时抑或事后对此事的解释总是避而不谈或自相矛盾。回顾整个枪击事件可以发现,这一事件并不是促使周作人落水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枪击事件导致了周作人附逆日伪政权,不如说是周作人借此事件将之前已存在的附逆行为公开化了。     

认同与叛逆:论建国后的周作人

建国后 ,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已不是整体统一的了。面对新政权、新社会 ,一方面他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认同的趋向 ;另一方面 ,他又无法完全抛弃个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价值理念 ,更加之“文化汉奸”的特殊身份 ,他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巨大复杂的矛盾之中     

周作人与台湾当代小品散文

周作人的小品散文在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在建国后很长一个时期里 ,冲淡型散文在大陆几乎销声匿迹。然而 ,在海峡彼岸 ,经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传播 ,由周作人开创的这一类型散文倒绵延不绝 ,成为台湾当代散文的一大景观。周作人与台湾当代学者散文形成了深刻的渊源关系。     

周作人散文研究述评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开创者与倡导者 ,对他的散文研究从五四时代开始迄今已有近 80年的历史 ,但对这类研究的整理往往混杂于周作人思想、人生道路研究的整理之中。本文从散文创作研究与散文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入手 ,将周作人散文研究划分为解放前 ,194 9年到 80年代末 ,90年代迄今三个阶段 ,对每个阶段尤其是三次高峰 (即 3 0年代、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后期 )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并指出其成就与不足 ,以求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参照与借鉴     

论周作人早期诗学理念

周作人是新文学理论的积极建构者,也是中国新诗的积极实践者,虽然他的新诗成就一再被文学史提及,但对他的早期诗学理念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周作人在新诗只满足于白话作诗的诗体大解放时代,主张新诗的融化气度和抒情本分.周作人对于新诗的最大贡献在于新诗形式和理论两方面的创造性尝试.     

洛学、新学、蜀学异同论

本文认为 ,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轼蜀学 ,并非都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有异有同。三家经过相互驳难 ,相互吸收 ,相互促进 ,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风格。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上 ,都希望变法改革 ,来挽救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局面。只是在具体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王安石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 ,总方针是“理财”、“通变” ;二程则认为应该通过行仁政、重礼义、重教化的办法调整社会关系 ,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主张“兴利” ,二程主张“尚德” ,二者产生矛盾。二程加入反对变法的行列。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在学术上 ,都为儒学的哲学化、儒经的义理化做出了贡献。在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之争是保守派内部的派系之争 ,他们都反对新法。他们的争论主要是表现在学术上的性情之辩 ,苏轼主张性情统一论 ,二程则主张性善情恶论。洛学、新学、蜀学经过长期的争论 ,最终是洛学派中的程朱理学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     

周作人思想与散文创作的现代源流

周作人的思想与艺术创作受到西方多种现代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呈现着极其复杂而特异的样态。作为源流之一,蔼理斯的思想学说起着主导性影响。一方面他的自然主义新性道德观、文化价值观以及生活艺术观不仅为其提供了先进的思想武器和新的创作主题、视角,而且促进了周作人独特审美理想的形成。另一方面,他的唯心史观和文艺观也为其退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