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傅斯年的相互影响和交往述论

李大钊和傅斯年,都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二人还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李大钊对傅斯年曾经在思想上、特别是在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对傅斯年等人办《新潮》杂志也曾积极支持;当傅斯年等人受到诬陷时,李大钊和胡适等为他们辩白,1927年李大钊被捕、牺牲后,傅斯年曾用不同的形式为其平反与正名。     

思想分歧与道路选择:重新认识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

在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因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分歧,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以张东荪、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研究系在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上出现明显的差异。前者主张以社会主义方式开发实业,走俄国人的暴力革命道路;后者主张以资本主义或基尔特社会主义方式开发实业,走英德式的社会改良道路。论战双方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集中体现了五四思想界对该问题的认识深度和认识高度,导致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野。经过论战,双方都从对方接受了某些观点和启示,对自身的观点进行修正和补充,并调整了自己的政治视角;双方的意见虽未根本改变,但都有所丰富完善,并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点上找到了发展实业的共同途径。这场论战深刻影响了五四之后中国历史的进程。     

李大钊早期思想倾向辨析

早年的李大钊与进步党人交往较多，他的思想受梁启超影响较大，其思想倾向不是急进的，而是温和的，改良的。学术界之所以一度断定李大钊早期思想倾向是急进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忽略了李大钊早年的经历，忽略了对李大钊与周围人物关系的研究。     

近代救亡意识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观与民族主义——以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为例

面对近代中国面临的民族危亡，梁启超、孙中山和李大钊各自提出了救亡之策。梁启超排斥无产阶级革命，孙中山溶化无产阶级革命，二者都把无产阶级革命当作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内事务来处理，但只有把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融为一体的李大钊的救亡之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从“新民”追求到现代性判断——梁启超人学思想探微

论述了梁启超把握中国现代化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对新民的追求,又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并从中出现了社会主义诉求。指出虽然梁启超没有找到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途径,但却以一种＂初始性问题意识＂提出了关系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大命题。     

凝质与流质之间——康有为、梁启超的个性差异与其不同的政治境遇

康有为、梁启超师生二人各有鲜明的个性。康有为的执着、强毅、自信、自负、有成见、拘文牵义、不为流俗所动等性格特点,与梁启超的多变、机智、随和、无成见、不能持之以恒等个性特征形成鲜明对比,两人的个性差异主要是“凝质”与“流质”之间的差异。康、梁的性格特点与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动和失败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他们之间的个性差异又是造成他们不同政治境遇的重要因素。     

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李大钊是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革命新时代的伟大先驱。他在短暂的革命历程中所构建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他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并为之而献身的牺牲精神，他认识和研究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艰辛探索等，对新时期人们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异同及其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胡适与李大钊围绕着学理的探讨和实践途径的选择两个方面的争论,在学理的探讨上两人的观点基本相同,都主张既要研究"主义"又要解决"问题";在实践途径的选择上两人的分歧很大,胡适主张点滴改良,李大钊主张根本解决。"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李大钊的影响较大,促使他更多地研究实际问题,初步有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问题与主义"之争提出了中国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中国社会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中国国情的问题,二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长期关注的重大课题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将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始终。     

“自觉”的分殊及其文明史向度——欧战背景下东西文化论争的启蒙张力

在欧战启动的“新战国时代”,中国被进一步卷入到世界危机与国家危机迭加的境遇,针对这一复合性危机前提,陈独秀、李大钊、杜亚泉和梁启超等人都通过“自觉”的阐发来进行回应,其中包含着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乃至世界主义等不同向度的价值驱动,承具丰富的启蒙张力。欧战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论争具有文化自觉与文明自觉的双重特征,他们对战争与文明史观的批判成为超克帝国观念的契机,体现了经由主体反思通达人类世界普遍关怀的历史性突破。     

释中西文明之动静说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明遭遇空前危机,从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到陈独秀、杜亚泉、李大钊等纷纷研讨中西文明之异同,总结出中西文明之动静说.他们还从各自的民族立场和哲学观念出发,提出矛盾论、调和论和第三种文明论,试图解决中国文明遭遇的危机.     

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的含义、历史认识主体的作用、历史学的性质以及历史研究的价值等史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哲学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创见的史学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开创性贡献。     

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的含义、历史认识主体的作用、历史学的性质以及历史研究的价值等史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哲学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创见的史学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开创性贡献。     

国史、国学与国家——浅释民初清华国学研究院四位史家之思想与史学

清华大学四大史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李济之人生路程、人生观与文化观,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生于清朝末年,都是南方人,"旧学"根底都很深厚,都对"西学"即所谓"现代科学"与"科学方法"下过功夫。以上四点对他们的学术路程、思想定向、世界观与人生观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四位史家到清华执教时,思想与国家观已成型,以后鲜有改变,而其最后之生命归宿亦因之而注定。四位先生之治学皆起始于国学,后转究西学,再回应国运与世势之变而归入国史之研究,乃成其终身大业。其间由于家世、家学、个人品性与人格、人生经验、立身之文化观与世界观等等因素之异殊,而使其个别经验路程不同,但亦各有创新国学系统与开辟国史新研究领域之划时代贡献。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与教育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四位史家密切相关。四位史家在清华执教的1925年夏至1929年春这段时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黄金时期,使清华成为中国史学第一重镇,短短四年间培养出数十位史学精英。总之,国家变化、政治失修、社会失调及于个人世界之安危,使中国学术出现新局面,而国史之重整与翻新亦多为其相连之结果。     

从操纵论的角度看梁启超译《哀希腊》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第一个将拜伦的诗歌《哀希腊》引入中国,他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在当时都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利用操纵论,对梁译《哀希腊》进行分析,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了宣扬爱国精神和反抗意识,梁启超有意识有目的地超越当时主流封建意识形态,充分利用中华民族的文化潜能,对《哀希腊》进行改写、操纵,说明了文学翻译是对原文有目的的创造性叛逆。     

李大钊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努力

李大钊在中国率先宣传唯物史观 ,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 ,同时李大钊还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大量的努力。这一努力表现为心物关系、群己关系的唯物史观说明 ,历史变迁的辩证解析 ,大同理想的哲学探讨。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创者。     

李大钊、《言治》与天坛宪草

为了反击民国制宪中的右翼保守主张,推动民国第一部宪法的民主化,李大钊等领导的北洋法政学会以《言治》月刊为基地,围绕国会体制、孔教入宪、宪法颁布权等制宪热点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天坛宪草的民主化（该宪法草案因在北京天坛起草,史称天坛宪草）.天坛宪草虽因袁世凯政府的极力破坏而没能颁布实施,却是中国民主制宪的伟大尝试,是中国宪法思想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李大钊等推进中国民主法治的珍贵记录.     

试论近代新小说的正反合演变轨迹

近代新小说自梁启超倡导产生时起至"五四"时期,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是一条曲折向上的发展轨道,是不断发展中的文学长链中的重要环节,体现了文学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梁启超、梁漱溟文化民族主义比较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梁启超与梁漱溟以儒生的忧世情怀和担道意识,衍生出对民族前途和文化走向的深情关怀。随着国内外形势和自身认识的变化,他们的民族主义也相应地改变,从政治上的诉求到文化上的救赎,文化民族主义成为他们拯救苦难中国的最终归宿。对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进行初步的比较,可以更好厘清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危机四伏的中国的忧患之思。     

梁启超思想的佛教精神

梁启超于佛教早有因缘,梁氏的思想也深染佛教的精神。作为现代学术的奠基人,梁启超对佛教历史与典籍都有相当的研究。文章从佛教之信仰兼善非独善、广涉佛典愈治佛学史、兼摄佛学与西学互诠三个方面梳理梁启超对佛教的研究。     

读《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浅析梁启超目录学思想

本文以梁启超的《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为研究对象 ,深入地讨论了梁启超的目录学思想。指出该文既是对佛经目录的总结 ,又为近代目录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是一篇十分重要的目录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