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抚养与隔代抚养家庭儿童动力绘画比较分析

儿童对家庭的感受以及情绪的表达,除了语言之外,绘画活动是通往他们内心的重要工具。同时,家庭模式和结构的改变,影响着儿童对家庭的认知。隔代抚养家庭下的儿童,他们与亲子抚养家庭儿童在家庭关系、自我概念等等方面有何差异,引发很多学者关注。本研究在Burns和Kaufman的家庭动力绘画（K-F-D）理论的基础上,对亲子抚养家庭和隔代抚养家庭儿童的家庭动力绘画进行分析讨论,并从绘画表现的差异特征中了解和探知其家庭关系和家庭成员的互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亲子抚养家庭的互动较隔代抚养家庭较差,存在父母对儿童的潜在忽视;2）隔代抚养家庭的养大于育,儿童存在情绪困扰状况,对父母认同感较低;3）不论亲子抚养还是隔代抚养家庭,家庭的阅读气氛不佳。     

关于家庭因素与儿童问题行为关系的初步探讨

采用文献法，对主要家庭因素与儿童几种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方式与态度、家庭结构与类型、家庭感情气氛及亲子互动关系等与儿童的攻击行为、多动违纪、孤僻暴躁等密切相关     

分家、代际互动与农村家庭再生产——以鲁西北农村为例

鲁西北农村分家与代际互动形态对既有家庭再生产理论形成冲击。伴随家产的累积与流动,家庭的“分—继—合”体系发生重组,进一步呈现出虚“分”、弱“继”、实“合”的特点。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家庭发展压力,母家庭成为子代核心家庭应对生活压力时的转嫁对象,代际互动过程中的家不仅没有裂分,反而紧密地粘连在一起。现代农村家庭结构趋于代际合作的实质,是分家后围绕家庭再生产所形成的亲子两代核心家庭之间家庭资源的整合利用。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并非意味着家的整体性的退场,中国的现代家庭依然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面向。     

母亲工作-家庭冲突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育儿压力的中介作用

为了探讨母亲育儿压力在其工作-家庭冲突和儿童问题行为间的中介效应，以工作-家庭冲突量表 （WFC）、简式育儿压力问卷 （ PSI-SF）和长处和困难问卷（SDQ）为测量工具对627名工作母亲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工作-家庭冲突、育儿压力、儿童问题行为三个变量之间呈两两正相关关系；2）育儿压力总分在工作-家庭冲突及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育儿压力中育儿愁苦、困难儿童两个因子在工作-家庭冲突及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亲子互动失调因子则无显著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母亲工作-家庭冲突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儿童问题行为，可以通过育儿压力，尤其是育儿压力中的育儿愁苦、困难儿童两个因子发挥作用。     

农村单亲家庭的亲子沟通——基于儿童特点的家庭教育指导

《健康中国行动》明确指出,要对包括单亲在内的处境不利学生给予重点关爱。在家庭结构缺损、父母一方教养缺位的情况下,儿童更容易陷入发展困境,表现出各种适应不良问题。亲子沟通作为亲子互动和家庭教育的核心机制,对儿童的积极发展和健康成长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问卷调查191名单亲家庭儿童发现,与2135名完整家庭儿童相比,单亲家庭农村儿童的外向性、谨慎性、宜人性和开放性水平都明显更低,他们在与父亲(母亲)的沟通方面开放性更低、存在问题更多,并且单亲儿童的情绪性、宜人性和谨慎性特点能够显著预测他们的亲子沟通状况。农村单亲父母需要注意营造积极情绪氛围、掌握科学方法、尊重并顺应儿童的个性差异,才能更好地突破亲子沟通困境,发挥其促进儿童发展的教育功能。     

不良家庭类型与子女心理健康

国内外研究表明,不良家庭类型对儿童的心理发展及健康极为不利。常见的不良家庭类型有危险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家庭以及婚姻状况不良的家庭,这些类型的家庭对儿童情绪、社会性、性格等都具有不良影响。     

亲子互动失调与学前儿童行为问题的关系研究

为了探讨亲子互动失调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为学龄前儿童行为问题干预提供参考，笔者采用整群随机抽样 法，对徐州市354名学前儿童家庭一般情况、行为问题、亲子互动失调进行调查，主要结果为：行为问题检出率7.06％；每天没 有看书，没有户外活动，亲子互动严重失调是学前儿童发生行为问题的危险因素(P值均＜0.05)。亲子互动失调与儿童行为 问题呈显著正相关（r=0.28，p＜0.01），主要发现：亲子互动失调与儿童行为问题有关，应加强亲子互动的训练，提升亲子互动 水平，减少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     

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家庭危险因素及其预防

家庭危险因素对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影响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形成自杀青少年的人格缺陷 ;二是作为自杀的直接诱因。造成人格缺陷的家庭因素主要包括缺乏爱心、过分干涉和保护、虐待儿童等不良的教养方式以及婚姻不和、亲人死亡、父母心理变态等不良的家庭环境 ;直接诱因包括亲子冲突和被虐待。预防自杀的措施很多 ,人们应予以重视。     

中国养老模式:传统文化、家庭边界和代际关系

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的养老模式,从亲子间互动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及由此引出的家庭养老模式;社会经济变革剥夺了老年父母在家庭内部的核心地位,当父母失去了经济控制力及孝道所赋予的权威,子女也不再对父母绝对顺从,亲子之间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代际关系;虽然中国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削弱了家庭中长辈的权威,但维持良好并持久的亲子关系的客观经济需求却仍然存在;在中国包括孝道在内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父母通过投入大量家庭资源以建立强有力的亲子关系,并由此保证成年子女履行代际之间的"合约"不失为一个非常有效的选择;父母和子女这种互动行为的结果是家庭的边界涵盖了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的相对独立的家庭,而且家庭养老能够在没有来自国家或个人家庭负面惩戒的情况下得以保证.     

母系偏向的情感整合：转型期农村三代家庭生活实践的新趋向

随着现代化转型的深入，农村家庭的伦理和功能整合已经不足以呈现家庭转型的丰富面向。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农村三代家庭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出现了母系偏向的家庭整合样态，其特征表现为日常互动的母系偏向、资源整合的母系偏重和儿童抚育的母女合作。在母系偏向的整合实践中，少子家庭下的情感合法性支撑构成了整合空间，家庭利益需求下的情感策略作为整合动力，权变结构下年轻女性的情感资源成为整合优势，凸显出偏向母系家庭的情感整合样态和家庭秩序。情感整合的出现说明情感结构足以成为影响家庭样态的前台力量，中国家庭开始从父子一体转向亲子一体，家庭功能实现的情感权重显化，并且在双系互动中由于情感资源的优势，女系开始隐性崛起。由此表明，家庭的情感化和亲密化是理解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的又一重要面向。     

中国家庭结构变迁与家族企业的永续经营

家族企业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企业形式。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家族企业联系紧密的家庭结构及功能的变迁对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造成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为实现家族企业永续经营,企业家应树立永续经营的理念、建立良性的用人机制、处理好代际传承、明晰内部产权、走专业化经营的道路等。同时政府也应提供相应的配套制度予以支持。     

试论我国转型期的家庭教育

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型。社会转型给家庭变迁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家庭教育也面临着许多难题和冲突。本文从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变化,探讨了社会转型期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之提供了一些对策性意见。     

现代化进程中的空巢家庭

在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结构也正在发生现代化的转向,其重要的标志就是非传统家庭结构的出现和增多,而空巢家庭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具有标志性的家庭结构,尤其令人关注.运用现代化的理论,阐述现代化背景下的家庭结构类型变化,旨在说明现代化--家庭结构--空巢家庭之间的逻辑关系.     

江浙地区上市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现状研究

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事关家族企业的永续发展,但对江浙地区76家上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家族企业普遍存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度低、股权高度集中、股权制衡度弱以及人才机制不合理、高管薪酬激励不足等问题。因此,未来中国家族企业应从优化股权结构,健全董事会和监事会结构,优化人才机制和激励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中国传统家文化对古代家庭教育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文化居于核心地位,家文化既包括整个大家族系统内部的文化,又包括个体的家庭内部的文化。在中国人的价值系统中家的意识具有核心价值的作用,而以子女教育为核心的家庭教育是家族延续的关键因素,因而中国人十分重视家庭教育,这种重视通过家庭教育的思想、内容体现出来。     

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

家族企业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重要构成。创业导向对于推动我国家族企业转型升级和持续成长具有重要作用。文章研究了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同时考察了家族涉入（家族管理权、家族代数）、制度环境对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的调节效应，利用中国东西部地区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第一，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家族管理权对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即随着家族管理权的增大，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增大；第三，管理企业的家族代数和制度环境对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即随着管理企业家族代数的增加或家族企业所处制度环境的改善，家族成员心理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减小。文章丰富了新兴经济体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前因研究成果，同时也为我国家族企业创业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试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家庭道德问题

家庭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功能，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建设有道德的和谐家庭。当前广东居民家庭道德建设中，必须关注和解决缺乏家庭责任感、对老者不尽孝道、对幼者缺乏爱心、追求庸俗生活方式等问题。建设有道德的和谐家庭的对策是：充分认识家庭功能，形成家庭工作机制；创建新型家庭美德，加强宣传普及活动；提高家长道德素质，指导家庭道德教育；认真研究家庭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家庭农场治理的法人化进路与现实选择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市场主体并未上升至法律概念。其法人化治理模式是当下农地产权明晰、土地流转频率加快背景下发展集约化、现代化家庭农场的适宜选择。家庭农场资产构成种类较为单一,以家庭承包土地或通过入股、转包等方式受让的流转土地为主;农户家庭成员和家庭农场成员是2个独立的概念,家庭成员成为家庭农场成员除了应当具备当地规定的户籍等特定条件外,还应遵循自愿原则;家庭农场以家庭经营为主,但不排斥外来投资。在构筑法人化治理模式时,尤其是在表决权上,宜将家庭农场中家庭成员与非家庭成员的股东权利区别对待;在机构设置上,非家庭成员股东不宜以董事身份参与农场日常经营,但可作为家庭农场监事或由董事会聘为高级管理人员。     

从儒学看家庭美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组织形式和人伦之源。家庭美德是维系家庭和谐、幸福的主要精神支柱,是社会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保障。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家庭美德建设也永无止境。     

改革开放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 ,在改革开放的巨大革新力的影响下 ,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反映在家庭结构上 ,表现为家庭类型多样化 ,家庭规模小型化 ,家庭职能新发展 ,家庭关系与家庭观念新型化。改革开放对家庭生活的巨大分化与整合给家庭两性构成造成一系列困扰。家庭结构在改革开放中的变化与冲突 ,预示了新世纪家庭结构的新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