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宋代新杂家论

朱熹之学应该概括为“宋代新杂家”,而不能概之以“新儒家”、“理学”。朱熹学说有着超越先秦时代杂家的内涵与特性,同时也有别于宋明时代一般意义上的“道学”,不同于明清时期学者所谓杂家。确定朱熹新杂家学派的属性,可以深刻体会朱熹思想的融合性,准确把握朱熹思想的先进性,全面理解朱熹思想的实用性,而看到一个真正的理学集大成者、时代文化创新者、内圣外王实践者。     

简论先秦杂家与西汉学术之关系

战国中晚期学术融合的潮流,不仅催生了黄老道家和先秦杂家这样兼摄百家之学的学派;反过来,先秦杂家在战国晚期和西汉前期又推动和引领了诸子百家杂家化融合的潮流。先秦杂家充当了先秦子学与汉代经学之间学术转型的主要载体和媒介,西汉诸子学的学术成就不仅打上黄老道家的烙印,更多的则是杂家化之后的产物。《淮南子》代表了西汉杂家最高的学术成就,《春秋繁露》则是西汉杂家儒学化后最为成熟、完美的产物。     

广东朱熹学术思想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

广东朱熹学术思想研究会于1992年4月1—2日在中山大学举行成立大会。到会来宾和会员代表130余人。会上通过了研究会章程,选举张磊为名誉会长,李锦全为会长,方志钦(常务)、曹平凡、丘士杰为副会长,通过了顾问、常务理事、理事和正副秘书长名单。会长李锦全致开幕词。十几位来宾和学者在会上就朱熹学术思想评价、促进朱熹研究、举办     

南宋四洪的思想和学术进退——宋代士人的别一种思想和政治生态

洪皓和洪适、洪遵、洪迈父子生活于北宋末、南宋初内忧外患煎逼的特殊时期.他们不像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和张械那样有系统的思想和学术建树,甚至没有比较固定的思想依从或渊源,却也抽取各家提炼治道思想,尤其是在事功学术方面颇多建树,事实上构成南宋时期的新杂家；他们没有像秦桧、王淮、张浚那样成为主要政治人物,却在种种进退之间实现本...     

钱穆的理学观

本文阐述了钱穆有关理学研究的以下贡献:认为初期宋学是理学的直接思想渊源,突出了初期宋学的历史地位,把它当成沟通汉唐乃至先秦与宋以后学术思想的桥梁.把理学分为宋明与清代二个历史时期,宋明包括北宋、南宋、元代、明初、明代中期、明末六个阶段,清代包括晚明诸遗老、顺康雍、乾嘉、道成同光四个阶段,并把这一发展与社会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分析,揭示了理学流变的特点及其内在逻辑.全面揭示了清代学术思想与宋明学术的渊源关系,指出理学不仅在清初,就是在汉学盛行的乾嘉时期仍有其影响,只有通晓宋明理学,才能很好地了解清代学术思想的特征及演变与发展.把朱熹置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去考察,从多视角揭示朱熹思想的精神,突出朱熹的历史地位.     

先秦杂家与黄老道家之关系

由于《史记》、《汉书》等文献对于"道家"、"杂家"界定上的含糊,现当代许多学者将黄老道家和杂家混为一谈。先秦杂家在理论方法、学术宗旨上与黄老道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区别。杂家的思想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黄老道家"精气说"、"刑名法术"之学和"天、地、人"一体哲学思想的影响,因而带上黄老道家的色彩和特征。但是,先秦杂家以"王治"为宗旨,不主任何一家地"兼摄诸子、融合百家",又是对黄老道家的超越和发展。     

民国学人论朱熹“心学”

民国时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提出朱熹讲＂性即理＂而为＂理学＂与陆王讲＂心即理＂而为＂心学＂相互对立的观点,对朱子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事实上,民国时期一直有学者持与此不同的观点：既有学者把朱熹的＂心与理一＂诠释为＂心即理＂,又有学者把朱熹的＂性即理＂与＂心即理＂调和起来,还有学者从＂心学＂的角度阐释朱熹的学术思想。这一状况反映出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进步与深入。     

薛季宣学术思想及其事功特质

薛季宣是永嘉学派发展历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在继承原有的永嘉程学一脉的基础上,注入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内容,他怀疑程朱理学自居正统的“道统之序”说,坚持道器不相分离,主张以经制言事功,经史并重.薛季宣学术思想为永嘉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叶适,指明了与程学分道扬镳的方向,并且对朱熹、陈亮、吕祖谦等人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论朱熹法律思想融合与创新特色

朱熹法律思想是一种以儒法思想为基础的融合了诸子百家精华模式的思想。在融合过程中,只求发明传统经典本义与真相,会通求于一是。朱熹法律思想创新具有采撷精华、不惟圣贤,只见其因袭、不见其创造,力图使其成为尽善之境的致治准绳的特色,体现了最能守传统与最能创新义的完美结合。     

论朱熹的身心健康思想

本文首先考察朱熹身心健康思想形成的原因 ,作者认为朱熹之所以在健康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 ,这与当时儒佛道三教相互融合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同时也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其次 ,作者分析了朱熹身心健康思想的主要内容。作者指出朱熹身心健康思想是以其生死观、性命论为根基的。朱熹在吸纳和总结历史上儒佛道养生思想的基础上 ,形成了一套养生法度 ,他以道德修养作为身心健康的重要门径 ,以为养生重在顺道、持中、主静、宜时。朱熹的养生思想是他心性哲学的逻辑表现 ,也是一种实践的体现 ,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中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徽学新说

徽州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近些年来．徽学研究不仅在我们徽州“热浪滚滚”,就是世界各地,也已研风日盛,成为一门“显学”。我们徽州先后成立了戴震学术思想研究会、程朱理学研究会和胡适思想研究会（绩溪）,并且年年有活动、岁岁有宏论,可谓成绩卓著,硕果累累。我有幸参加了朱子、戴学的有关研讨活动,学习了不少知识。但也感到有点困惑,即：朱熹的学术思想和戴震的学术思想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往往开朱子会时不免要“扬朱抑戴”：而开戴研会时,又得“扬戴抑朱”     

朱熹刻书事迹考

朱熹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学说。他所开创的学派被称为闽学，又称考事学派。由于朱熹长期生活在闽北，在此讲学和著书立说，晚年定居在建阳考亭，因此，以朱高为代表的考亭学派对南宋建阳刻书业的发展无疑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朱熹刻书，其目的有三。一是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播其学术思想，以及整理前辈理学家如周、张、二程等人的著作，便于继承和发扬光大。二是解决其所办书院生员的教学用书。三是弥补其律禄之不足，维持生计。辅广到武夷山求学于朱熹。友人送其诗说：“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吸残羹。”’…     

章学诚学术思想与陆九渊心学精神发微

在传统礼教与伦理观念方面,章学诚是朱熹理学的信徒,但在其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以陆九渊为源头的陆王心学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其学术思想中的三个重要面向都与陆学精神有关:著述先明大道与先立乎其大;别识心裁与师心自用;史学所以经世与陆学中的践履精神。     

理学对宋代社会及妇女的影响

理学是在封建土地私有制高度发展、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适应宋代中央集权政治思想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亦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的学术思想。理学是一个学派的总称,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糅合了佛、道唯心主义思想而形成的新儒家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宋史·道学传》中称道学。北宋初期的周敦颐是理学的奠基人,但对理学发展起突出作用的是程颢和程颐,即"二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理学体系直接师承于二程学说,故后人称理学为程朱理学。正因为理学成于朱熹,所以又称程朱理学为朱学。传统观点认为,理学在…     

《吕氏春秋》的思想主旨是“王治”

《吕氏春秋》一书 ,在《汉书·艺文志》中列为杂家著作。但许多学者却认为杂家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主导思想。其实 ,杂家就是杂家 ,“王治”是《吕氏春秋》的学派宗旨 ,取各家之善、形成一个新的统治理论模式就是其理论体系。不应用另外一个学派的思想来解释《吕氏春秋》。     

从朱熹的格致论出发——论儒家知识论传统的建构

学术界通常认为朱熹理学的出发点在于"理",而事实上,朱熹主要是继承并发挥了二程的格致论,并把格致论当作其理学的出发点.朱熹格致论是知识论的表述,也是一种融合了知识论并以其为基础的伦理学.它发挥了早期儒家"尊德性而道问学"的思想,把伦理学与知识论统一起来,因而是对儒家知识论的建构.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理学传衍述论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理学金华学派、湖湘学派、闽学与心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吕祖谦、张栻、朱熹与陆九渊的主要学术创见及其活动都是在乾淳之际完成或开始的。相对宽松的学术与思想环境是乾道、淳熙之时理学获得重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具备着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流派双重本质的理学在经历“元祐党禁”与“绍兴学禁”后的一次再生。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儒家学派,理学得以从学术思想层面发挥和阐扬儒家义理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客观上为最后获得主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的批判

传统观点认为,黄道周的学术思想宗崇朱熹.本文从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质疑和批判的视角,对此提出驳议.黄道周将汉儒纳入道统谱系,否定了朱熹道统说中的真空阶段;通过对理学家人性论的质疑,削弱了宋儒在道统中的地位;通过对“四书”作为“道”之文本载体的质疑,瓦解了朱熹道统说的基础.黄道周主张以“仁”代“心”,从易学角度推算出客观的道统之“统”,坚持以“六经”为道统之“道”的载体,凸显了自家之学在道统中的合理地位.     

朱熹理气动静说探析

朱熹吸收二程、张载和周敦颐的思想资源,在将本体论意义的＂理＂、＂道＂与含具宇宙生成论意义的＂太极＂融合而纳入自己的体系时,对太极之理究竟能否活动的问题表现出一定的曲折。从理本论思想的演变和理学家所关注的问题考虑,朱熹在理气动静问题上的＂曲折＂是不可避免的。牟宗三对朱熹太极之理＂只存有不活动＂的批评揭示了朱熹理气关系解释的思想特点,但同时这种批评也偏于一隅,与朱熹思想的实际是不相符的。     

从篇目选择看朱熹《楚辞集注》的注释原则

《楚辞集注》在对注释篇目的选择上,体现了朱熹注释《楚辞》的几点原则：一是重视精神和情感内涵及其流露的自然性;二是强调义理的深切阐发及其“有补于世”的价值呈现;三是重视作品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的切近。这种取舍原则,是朱熹理学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的融合与矛盾在注释活动中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