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理士多德悲剧净化说新释

本文梳理了净化概念的历史流变及其对亚理士多德悲剧净化说的影响，并考察了对亚理士多德净化理论的种种解释，认为亚理士多德的净化是其艺术幻觉理论在悲剧观中的运用，指的是悲剧在满足读者观众道德感的基础上，激发怜悯与恐惧之情并使之提升为悲剧欣赏的艺术情感，陶醉于悲剧的情节安排与戏剧意味之中，由道德判断进入艺术观照     

试比较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

“摹仿说”是古希腊哲学家、艺术家们研究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有本质的不同。本文从文艺与现实关系的诸方面对二人“摹仿说”的基本观点进行了比较,并通过对二人政治态度、研究方法和哲学思想的比较,探视了他们“慕仿说”不同的基础与实质。     

亚里斯多德“摹仿说”简论

“摹仿说”是亚里斯多德文艺思想的核心。本文从“摹仿”的标志、“摹仿”的实质 ,“摹仿说”产生的原因 ,“摹仿说”的意义等方面 ,对“摹仿说”进行扼要阐述。     

从摹仿到生成:德里达对传统摹仿论的解构

摹仿作为西方诗学与美学中的核心范畴,也是德里达解构主义文论中的重要论题。德里达认为传统摹仿理论建立在形而上学哲学基础之上,它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意义并未完全呈现出来。因此,德里达从书写/文字、文本、主体三个维度对传统摹仿论进行了“清淤”与解构,提出了一种新的摹仿理论——文本摹仿论,为人们解答“何谓文学”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真理与艺术：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

诗哲之争由来已久。诗在时间上先于哲学,但在哲学诞生后,它的合法性却要用真理来检验。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对真理的理解虽有不同,但是无论哲学是以诗无真理非诗,还是以诗含有真理为诗辩护,都反映出了哲学家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有着共同的政治情结。     

亚里士多德“摹仿说”再考察

本文旨在重新考察和解释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认为"诗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这一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文本中未必能够得到确切的证明.细读<诗学>文本,详察他所论述的摹仿对象的位置,可以发现,摹仿并不是"复制"现实世界,而是按照可然律进行的创造;亦不是对所谓现实"原本"的仿制,而是在诗中对目的的追寻.无论艺术还是文学,它们与自然或现实的关系,都不是"复制"所能说明的.     

厚乐薄诗：柏拉图“反艺术说”辨正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诗歌与音乐的艺术地位是不相同的。他的批判集中在诗歌,对于音乐却持欢迎的态度;他不可能提出“把音乐驱逐出理想国”的口号。本文认为这种“厚乐薄诗”的差异是对古希腊诗歌与音乐的特点直接关怀的产物,并具体从柏拉图关于诗歌与音乐的创作来源、社会功用(主要关涉到他的政治观念、文化理想)两个并非独立自足的层面来透视产生差异的复杂原因,试图对学人所谓柏拉图“反艺术说”有所辨正。     

“顿悟”说探源

"顿悟"说是完全中土化的术语和思维方式,它兼容了儒道思想,是东方人感知世界的根本思维方式。人们对"顿悟"之意的理解大多来自隋唐以后的禅宗,而对"顿悟"说产生的渊源缺乏详尽了解。拟从"顿悟"说产生的渊源流变之维度,结合佛学东渐的脉络及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事实,较系统地探析"顿悟"说的源流、历程及其文化内涵,力求对此作系统的梳理。     

论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

本文全面论述了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认为它涉及艺术的源泉、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主体性、艺术对现实的反作用等问题，并将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与柏拉图、贺拉斯、郎加纳斯等人的理论进行了比较，从而指出了亚里斯多德的“摹仿说”的承前启后作用。     

“恶”是什么-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都把善分为两个层次:幸福是最高的、真正的善;其他的事物则因作为实现幸福的手段而成为第二类的善。对于至善他们都认为是没有恶与之相对应的,恶只是与第二类的具体善相对应,恶也就都是具体的、存在于现实中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现至善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德性,德性就是第二类的善,因此,恶就是与德性相对应的人的品质。这样,他实际上表明了,行为以及每人的善恶实际上都在于自己,恶要由行为者自己负责。     

说“从……到……”

“从”和“到”带上宾语同时用在一个句子里的时候,它们之间或是直接成分的关系(他从家里到了学校了小王从早到晚都在学习),或是间接成分的关系(他从十点写到九点)。①象下面这句话里的“从……”和“到_1……”之间是直接成分的关系,和“到_2……”之间是很疏远的间接成分的关系:“从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到_1亿万斯年以后的可以轻易地离开我们的小小的地球,到_2别的星系、别的空间去做客的未来人,在这无数个一代又一代人中间,你是幸福的一代!”②通常把有     

说“从……到……”

“从”和“到”带上宾语同时用在一个句子里的时候,它们之间或是直接成分的关系(他从家里到了学校了|小王从早到晚都在学习),或是间接成分的关系(他从十点写到九点)。①象下面这句话里的“从……”和“到_1……”之间是直接成分的关系,和“到_2……”     

从“自来水”说到“自来得”

不论清代的君主们如何顽固地抱残守缺、闭关锁国,但大势所趋,被动也罢,主动也罢,横竖是出现了一条弯弯的渠道,挤进了一些西方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应该感谢当时译学馆内那些著名和无名的译员们,不知费了多少心血,才把从未听过、见过的西方“玩意儿”摆弄成方块字,且不谈是否“信、达、雅”,单是译得准确,使国人接受并传播开来,就是很了不起的事。     

从孔孟“仁者爱人”到朱熹“仁者,爱之理,心之德”

对于孔子讲"仁",朱熹发挥孟子所言"仁,人心也",认为"仁"是以仁之性为体,发用于爱之情,由内而外不断生发的动态过程,兼性情、体用、仁爱、内外于一体,既不是汉唐诸儒"以爱为仁",又不是二程门人"离爱而言仁",因而是"爱之理"。同时,仁又具"生意",而包"仁义礼智"四德,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因而是"心之德",是"人心之全德""本心之全德"。相对于今天对孔子"仁"的解读,或只讲"仁"为外在道德,或只讲"仁"为内在心性,将二者分别开来,朱熹把"仁"界定为"爱之理,心之德",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柏拉图“迷狂说”的理性内核

“迷狂说”是柏拉图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之一。从古到今,对于柏氏这个基本命题,喝彩和反对的人,多如牛毛。喝彩者——如十八、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们,为这个命题的神秘和反理性,推重激情与想象而欢呼;反对者——如苏联和中国的学人们,则对这个命题进行批判或指斥;即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国,学术界解放思想,小心翼翼地重新讨论“灵感”问题(柏拉图“灵感”与“迷狂”紧相联系,甚至     

诗论:喻体的选择——从柏拉图到华兹华斯

从柏拉图到华兹华斯,西方诗论历经两千多年.在其漫长的建构过程中,围绕"什么是诗"这一命题展开的讨论从未停止.柏拉图以客观唯心主义立场把诗界定为"模仿的模仿",华兹华斯以情感立论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外溢".然而,无论诗的源头是出自"眼睛"还是出自"心灵",对"什么是诗"的回答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变换喻体的方法.本文旨在揭示五彩滨纷的诗论背后隐伏着的隐喻思维.     

胡裕树“功能分类说”探源

对现代汉语的词进行分类,语言学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一是以意义为标准,二是以形态为标准,三是以功能为标准。胡裕树先生从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坚持功能分类。功能分类在他所主编的《现代汉语》中,都有明确的论述。他说:“语法上区分词类的目的是为了指明词的外部结构关系,说明语言的组织规律,因此,分类的基本棍据是词的语法功能。”探究胡裕树先生的功能分类说,可使我们从中认识区分词类,在历史上是经过一个曲折发展过程的,还可认识区分词类,语言学者是经     

从柏拉图到西塞罗:殊途同归的混合政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共和主义"在西方得以复兴.而共和主义思想中制度层面上的混合政体论完全可以在从希腊到罗马的思想家的论著中找到论证.西塞罗是西古代方混合政体论的集大成者和积极的倡导者.他的政体循环论和混合政体论都可以在古希腊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中找到渊源.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波里比阿再到西塞罗体现了混合政体论由消极到积极、由萌芽到发展到鼎盛的过程,也反映了共和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的逐步成熟.     

从人生超越到艺术超越──东坡词特质探源

苏东坡以庄子的自然天道观为武器，斩断一切心灵螺绁，进入无所拘羁、自由和谐的境界，实现人生的超越。自谓“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令其词笔“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惆傥不羁、豪放旷达，摧枯拉朽、标新立异，实现艺术的超越，创作了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不朽词作。借用东坡的话说，造就东坡词者，“非才也，气也”。     

从“痛苦”到“艺术”──文学语言的艺术特征

文学语言作为普通语言的提升与强化．是作为文学作品的机制而存在的．它从作者面对审美体验时的＂语言痛苦＂升华而为艺术．以其深层特性突破＂言不尽意＂的困境．形成独特的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