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简《孔子诗论》文字考辨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中的《孔子诗论》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文字考释也是研究的一部分。简文整理者对"文"、"唯"和"词"等字的隶定欠妥;对"攻"、""等字则未能作出考释。属于这两种情况的字共有19个。这些字的考辨要借助于字形分析和传世文献。     

上博简《诗论》第17号简“《将仲》之言”探析

《诗经·郑风·将仲子》篇的诗旨历来多有争论,汉儒谓之为“刺庄公”之作,宋儒以“淫诗”视之,当代学者则多以“人民性”解读此诗。上博简《诗论》17号简对于此诗的评析,证实了《将仲子》篇关于“郑伯克段于鄢”史事的影射,简文中的“言”即指庄公之言,“不可不畏”表明孔子对于庄公这种心口不一的“巧言”的畏惧。《诗论》所评代表了孔子时代的道德评判取向,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上博简《诗论》“童而皆贤于其初”中“童”字考

对上博简《诗论》童而皆贤于其初中的童字,一些学者解为其它的字,其实没有必要,童直接按童本身解即可,连词而可以连接名词主语和谓语,表示主语和谓语间的连接或转折的关系。这里的童正是指少年人超越其本能情欲,而达到礼的境界。     

试论《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

要清晰了解《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和发展状况,必须清楚《诗经》和儒家学说在楚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唯有两者同时在楚地得到传播和发展后,带有儒家思想倾向的《孔子诗论》才有在楚地得到接受并被传播的可能。文章认为,若《孔子诗论》成书于春秋时代,当为七十子后学所作,并经由任不齐或澹台灭明传入楚地,则其成书当为孔子卒后即前479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前465年之后;若成书于前376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荀子任兰陵令的前257年—前238年之间或之后。但《上博简》为战国晚期贵族墓陪葬,战国于前221年结束,故《孔子诗论》入楚当限定在前257年—前221年的范围内。综合《上博简》的整体情况来说,后一种推断更具有说服力。       

上博简《甘棠》之论与召公奭史事探析——附论《尚书·召诰》的性质

上博简《诗论》多次提及《诗·甘棠》篇,说明孔子对于召公奭的重视。简文之论可以与《孔子家语》、《孔丛子》等的相关记载相互印证,表明了孔子对于宗庙祭典的看法。孔子认为只要有大功德于民于国,就可以在宗庙里面受到祭祀,嫡庶之别并不重要。召公奭是周文王的长庶子,他恭行文王之德,对周初政局影响很大。简文还启发我们重新考虑《尚书·召诰》篇的性质以及孔子的宗法观念的复杂性等问题。     

从上博竹简看《论语》的编纂特点

上博竹简中有一批孔门七十子后学作品,将这些竹书与《论语》进行对照,可以看出《论语》的某些编纂特点。经过研究发现,今本《论语》中的孔子语录应该经过编纂者的节选、提炼和取舍,因此它既不能完整地反映孔子思想学说的全貌,也不能代表春秋战国之际的诸子散文水平。     

从上博竹简看《论语》的编纂特点

上博竹简中有一批孔门七十子后学作品,将这些竹书与<论语>进行对照,可以看出<论语>的某些编纂特点.经过研究发现,今本<论语>中的孔子语录应该经过编纂者的节选、提炼和取舍,因此它既不能完整地反映孔子思想学说的全貌,也不能代表春秋战国之际的诸子散文水平.     

由《说苑》引《诗》和上博简《孔子诗论》再看孔子诗学

为了重新认识孔子诗学理论,将出土文献上博简《孔子诗论》与传世文献《说苑》对比分析。分析认为,《说苑》引《诗》内容与传统理解中的孔子诗学理论相和,而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诗的解读虽然有其实用性、功利性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从诗本身的意旨出发,揭示诗的文学艺术特质和诗人自身的情感抒发。从《孔子诗论》到《说苑》引《诗》,诗的教育功能与诗的艺术功能并重发展为偏重于对诗的教育功能阐发,对《诗》解释路径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     

《上博馆藏楚竹书&#183;诗论》在《诗》学批评史上意义三题

上博<诗论>的发现,对整个先秦<诗>学批评的产生具有重大意义一、在从孔门<诗>教到<毛诗序>的流传过程中,上博<诗论>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二、上博<诗论>对后世<诗>评具有指导性;三、上博<诗论>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深远意义.     

上博简否定副词“弗”用法考察

对上博简否定副词“弗”的考察表明:“弗”字句的谓语主要是动词谓语,动宾结构做谓语可能是古语的留存;“弗”的主语多为在上者;“弗”在复合句中多处于后续句中,“弗”与“不”的连用有一定的规律。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礼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下）

在最新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中,有一篇简帛文献（甲乙两本）与传世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内容基本相同,这是礼学文献见于战国楚简的又一案例。综汇兼采已发表的40多篇考释文章,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简文集释本。传世礼书与出土简帛的行对证研究表明：第一,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武王的铭物自戒就已是一个公认的儒家故事;第二,战国竹简的甲本和乙本,与唐代孔疏所引之郑注本、唐代传世本进行校勘,有助于厘清《大戴礼记》文本流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要判定这几种文本的优劣,目前尚为时过早。第三,上博七《武王践阼》篇与此前公布的上博二《民之父母》（《孔子闲居》）篇,原来可能是合编为一卷的,但在传世礼书中却分别收编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之中。这证明,汉代二戴在选编《礼记》时,对这些古书进行了重新整理,或“分类去重”,或“增广扩充”,才形成后世所见的两种《札记》汇编。汉人对战国礼书的“增广扩充”现象,尤其值得注意。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杂识

上海博物馆藏竹书《民之父母》篇中的"勿"应该读作"物",从"言"从"午"从"又"的字应该释为"语"。论文还就《容成氏》篇的"密"字与古文字"审"进行形体上的比较分析,以期避免因二字字形相近而产生误识。     

《鲁邦大旱》歧释文字管见

上博简《鲁邦大旱》文字歧释严重 ,学界各持己说 ,莫衷一是。本文辨析各家之释 ,折中以疏通文义 ,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上博馆藏楚竹书《诗论》作者研究综述

自《孔子诗论》(载《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出版以来,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整理者马承源先生认为这部竹书是孔子授诗记录,定名《孔子诗论》。学者们对此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述者搜集刊物和网站发表的文章,归纳整理,将有关《孔子诗论》作者的观点综述如下:(一)孔子说王齐洲教授在《孔子、子夏诗论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一文中,比较传世文献与《孔子诗论》对具体作品的评论,认为竹书《诗论》的立场和方法与孔子较为一致,竹书定名为《孔子诗论》是合适的。王教授引用竹…     

谈安大简《诗经》的一个异文

《诗·周南·关雎》“寤寐”之“寐”,安大简写作“ ”。此字形当分析为从“丬”,“帚”声,系“寝”字异体。“寝”古训“寐”。《诗经》早期版本作“寝”,因 “寝”、“寐”义同互训;加之秦朝焚书坑儒,典籍失传,至汉代,文献的流传靠口耳相授;且“寐”字有一种形体从“寝”,汉代学者可能误认为是“寐”了,于是“寤寝”就变成了“寤寐”。     

评石川三佐男教授的《诗经》《楚辞》研究

本文介绍了日本著名汉学家石川三位男教授在研究《诗经》、《楚辞》上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并举实例对石川教授将文化人类学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的学术路径作了说明。文章希望中国学人能从石川教授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中吸取到有益的借鉴。     

上博简《郑子家丧》之利木试解

上博简<郑子家丧>中使子家利木三寸的利木一词,学术界有梨木和离木等不同的解读,但都存在问题.文章结合上下文和古代葬具用材的有关资料,认为应该读作厉木,意思是恶木,即贱劣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