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行为与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

以重庆农转非社区居民为对象,研究农转非居民的媒介行为与市民化的关联。研究发现,农转非居民的媒介行为和媒介内容偏好对其向城市人观念与行为转变有一定影响。促进农转非居民的媒介使用,长远看来会对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产生更为积极的作用。     

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及其市民角色意识：重庆例证

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不仅是其居住地域的变迁和户籍的改变，而且蕴含着一种向市民角色转型的内涵。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将谈话作为研究主题，研究发现农转非居民市民角色意识开始显露．在农转非居民的生活空间中存在旧乡村话语和新社区文化下的话语变体。话语变化程度反映农转非居民市民化的程度，这一视角有助于了解农转非居民市民化过程中的真实状态。     

城市化、土地"农转非"与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

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使大量耕地非农化,由此导致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人数进一步增加。现行的土地农转非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及农地征用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失地农民在现行征地体制中的一些矛盾。因此,要在深层次上解决失地农民保障问题,就必须积极探索土地制度改革,促进我国土地产权制度的健全和土地的合理利用,解决失地农民劳动就业,进行农村土地经营,使失地农民能够获到长久稳定的收入。     

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分离、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均表明他们未能真正融入城市,而是呈现一种“虚城市化”现象。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农民工的“虚城市化”只是其市民化进程中所经历的阵痛。为尽快完成这一转变,一方面农民工应提高自身素质,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应当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努力增加制度供给,改善制度环境,并且积极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农转非人员生活现状调查：以重庆为例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转非人员逐渐增多。征地农转非后,农转非人员生活水平持续下降,生存状况不容乐观,形成城市里新的贫民,成为社会的一大不稳定因素。应高度重视农转非人员生活状况改善问题。巩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多渠道促进农转非人员再就业,提高农转非人员社会保障水平是改善农转非人员生活状况、促进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繁荣活跃地区经济的现实可行决择。     

“城市新居民”市民化与“制度阀”效应——一个制度分析的视角

本文从市民化涉及的主要对象及概念出发,结合相关的研究与理论观点,主张应重点关注"城市新居民"及其市民化困境。结合中国当前城市新居民市民化遇到的突出问题,通过"制度阀"概念,充分认识市民化过程中的"制度阀"效应及其结果,进而探讨促进城市新居民市民化进程的制度变革与创新之路。     

就业机会与就业能力--杭州滨江区农转非人员就业的调查研究

近年来城郊农转非人员的就业和生活保障问题逐渐凸现.本文以对浙江杭州滨江区农转非人员的社会调查结果为基础,分析农转非人员的就业现状、未来机会和能力,并对这些人员实现就业的制度障碍和能力障碍进行分析.从政策取向来看,各级政府不仅要关心农转非这一特殊群体的当前就业和生活保障,更重要的是应该提高他们未来的就业能力.     

农民的“终结”与新市民群体的角色“再造”——以上海郊区农民市民化为例

农民市民化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上海郊区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非农化和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因土地被征用而产生的"新市民"群体.与既有的老市民相比,这些新市民群体目前还存在着许多特殊的困难和问题.如何对农民市民化以后的新市民群体的角色进行再造,将是未来各级城市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市民的角色再造除了依赖于农民自身的因素外,更需要政府相关制度的创新和政策的重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作为农民工群体的特殊子集和主体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直接影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成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既面临宏观层面的群体边缘化困境,又面临微观层面的诸多现实问题。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就业环境的改善,应当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展开。     

论失业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制度障碍与途径——基于就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丧失基本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二元用工制度”和现实存在的“城市二元社会”使失地农民失业并且缺乏基本的就业保障。当前,失业失地农民市民化存在着制度障碍。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失业失地农民市民化提供城乡一体化的就业保障和相应的法律制度。     

组织化:农民工“虚城市化”到市民化的理性路径

在我国具体国情和制度背景下,农民工群体中呈现出"虚城市化"这一暂时现象,为消除这种现象,尽快完成农民工向市民化的转变,应该大力提升农民工组织化建设,它不仅能促进诉求机制的发展,塑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还能产生聚合效应。农民工市民化的组织化路径是在确立制度原则的同时,完善制度支持和组织载体建设。     

论我国的户籍与农转非制度改革

论我国的户籍与农转非制度改革陈迪桂我国现行的户籍和农转非制度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这种制度在我国工业化初期，为避免城镇人口过分膨胀、保持社会安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其弊端与消极作用日益明显，已成为经济和社...     

我国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对我国城市化进展有着深远影响,当今我国农民市民化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水平,也低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要推进我国城市化,必须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我国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不足,现行土地制度和较高转化成本等制约了农民市民化,针对这些问题,根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可以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城市就业吸纳能力,推动土地流转,降低农民市民化的门槛等途径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工具选择

加快城市化步伐,提升城市化质量与层次,需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市民化进程面临市民化能力强烈,但市民化意愿不足的困境.从政策工具的角度入手,以权威为本、信息为本、组织为本和财政为本的政策工具为基本框架,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体系和路径,可以优化城市化发展进程,实现城市化与市民化的互动和互促.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考量

社会认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至关重要.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经历、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和精神要求、市民化意愿等方面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但目前社会认同困境阻碍着他们的市民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制度制约、自身地位制约、社会关系网络制约等.摆脱这一困境,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环境,城市居民宽容接纳,新生代农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及劳动技能等.只有达到了身份认同、城市认同和自我认同相统一,他们在城市才能感受到“主人翁”归属感,从而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     

夏河县拉卜楞“塔哇”村居民生计方式调查

“塔哇”村是拉卜楞地区典型的传统村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对于生计方式带来的转变与城市化进程、旅游业的发展对于生计方式的影响在此产生交集,在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塔哇”居民的生计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村民们从传统的农牧业拓展为手工业、商业、建筑业等。这些新的生计方式使“塔哇”成为一座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藏族村落。     

论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的社会保障

失地农民大量出现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现象,失地农民市民化也正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和必然结果。分析失地农民市民化必然性、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社会保障的必要性,探索推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与市民化制度创新的对策思路,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论城市化进程与农民工问题的制度变革

加快城市化进程与解决农民工问题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在于农民工的市民化。故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与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对现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和社会公共服务制度进行综合变革。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二律背反”现象及其应对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二律背反"现象是指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市民化意愿强烈,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但是由于市民化能力不足、落户城市困难而又不愿舍弃农村的特定社会现象。"二律背反"现象不仅延缓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还会诱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主要根源在于以传统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消除这一现象,必须深化户籍和相关配套制度改革,构建合理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推进城市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农民群体分化与农民工市民化

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完成农民从体现传统社会特性的“村民”角色向体现现代社会特性的“公民”角色的转型,即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因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农民群体内部发生了分化,而且其不同群体市民化的难易程度也不同。我国的农民市民化必须结合实际,坚持由易到难的原则,积极、稳妥、有序地按步骤、分阶段推进,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首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