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的完善

资本结构包括股权结构和债权结构两个方面,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不仅决定着公司内部权力的配置,而且还影响控制权市场的运作;债权结构则通过企业债务契约的安排和破产机制影响公司治理。目前,我国公司治理尤其是国有公司治理存在问题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资本结构不完善,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以资本结构的优化带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具体来说,应当围绕优化产权比例、加强债务管理、合理设置股权结构和积极利用外部约束条件等重点方面进行改革,通过优化资本结构,使各种资本共同发挥作用,进而达到完善公司治理的目的。     

投资基金治理结构优化分析

治理结构的缺陷成为目前制约我国基金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本文依据基金治理结构的理论原则 ,从六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基金治理结构的优化措施。     

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

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着重大的影响。随着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标的确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入,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改革的成败起着关键作用。本文根据一些报纸和杂志所刊登的材料为基础,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为理论依据,分析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在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缺陷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对策,指出了治理结构的改革才是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一、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我国的股份公司绝大部分由国企改组而成,与改建以前相比,在政企职责分离、经营机制转换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改观,但在治理结构方面的问…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完善

社员大会的治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的核心。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虽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大会的治理结构进行了一定规定,但是由于立法的粗疏,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的构建仍需细化。只有从设立社员代表大会制度、构建合理的社员权利体系等方面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大会的治理结构,才有利于社员正当利益的维护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论国有资本运营主体的改造与重塑

国有资本在运营制度方面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缺陷 :国有企业内部所有者缺位 ;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 ;国有企业部门管理的分散性 ,造成国有资产缺乏流动性 ;缺少资本运营的权威宏观管理机构 ,政出多门。对此 ,要规范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机构 ,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体系 ,建立和完善国有资本的宏观管理机构。     

“十一五”期间民营经济发展成就、面临问题与解决途径

“十一五”期间,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民营经济的快速成长既得益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也有赖于其自身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但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地区不平衡、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技术相对落后、资金人才短缺等仍不容忽视.“十二五”期间要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在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增加税收和进出口等方面的作用,必须破除政策“玻璃门”,扭转其在融资和吸引人才方面的不利局面,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加速打造具有品牌和整体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北京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度研究

北京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取得明显成效,但问题也很突出,如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认识不统一、资产评估不科学、竞争性和公益型国有资产没有分开、授权企业治理结构不健全、考核体系不完善等。对此,应当从市国资委和授权企业的定位和权利界区、市场化资产评估、授权企业法人治理、授权合同和国有资产经营责任、经营者激励等方面完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度。     

浅谈如何完善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我国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在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后,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是建立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本文从完善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强化企业内部监督机制、健全企业激励机制等方面,分析和探讨了如何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问题.     

农村宅基地有偿取得与土地分利集团的崛起——以浙北D镇为考察对象

村组织是体制性宅基地治理单位,其与宅基地资源治理单位边界的不重合,埋下了宅基地取得过程中权力寻租的萌芽.一方面,乡村经济发展带来宅基地强财产属性;另一方面,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存在瑕疵,乡镇一级具有强烈的地利谋取冲动,宅基地有偿取得成为乡村治理主线.乡村组织与富裕阶层结成土地分利集团,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宅基地分利秩序.这带来村庄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挤压了中下层村民的居住权益.无权者为争取生存尊严"出气"式维权,带来了乡村的再政治化及深刻的治理危机.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决策应正视和保障大众的居住利益.     

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初探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公共危机治理,可以将公共危机治理放到社会结构这个更大的"网格"背景中来,旨在将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内化为公共危机治理资源,为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着眼点。从现实问题出发,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依然存在着民众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社会规范对部分不合法或不道德的行为约束力不强、能起到承载作用的社会组织网络少等难题。基于此,可以尝试从提升政府信用、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相关法律和拓展民众参与网络这三个方面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     

行政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

行政文化是支配和制约行政行为的行政意识的综合体系。行政文化是影响行政绩效进而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因素。根据行政权威、行政理念、行政价值和行政规则四个维度及其强度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行政文化模式。行政文化从总体上可分为整合型行政文化和离散型行政文化。协同性整合是整合型行政文化的最高境界。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必须优化行政文化，实现行政文化的协同性整合。行为学习、理念学习、价值学习和规则学习，从服从到顺应，再到认同和内化的学习过程，是实现行政文化协同性整合的内在机制，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途径。     

国家行政赔偿救济额度的立法完善

对国家行政赔偿救济额度 ,我国的国家赔偿立法采用了“半免责”的法律机制设置 ,而明显低于民事侵权赔偿救济 ,在某种程度上已限制了我国行政诉讼的发展并形成掣肘。文章认为 ,行政侵权赔偿 ,不仅应赔偿直接损害 ,而且对间接损害也应救济 ;不仅应赔偿客观的物质损害 ,对精神损害也应赔偿 ,考虑到行政侵权客观的表现形式 ,对于因限制人身自由的间接受害者的精神损害如已造成严重后果的 ,应考虑予以赔偿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     

我国企业购并重组的法律问题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中 ,企业购并应该由主体根据自身利益作出选择 ,政府不宜介入 ;政府必须拥有独立的国有资本投资机构 ,该机构没有行政权利 ,只作为市场中的平等民事主体。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发展初期 ,公司法对公司转投资行为施以一定程度的限制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公司合并的债权人保护程序 ,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可能会加重合并当事公司的负担 ,不利于合并进行 ,因此应加以修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企业购并公司立法在未来应向鼓励交易、促进投资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转变。     

“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国内外学术界提出了诸多理论概括,诸如“士绅自治”“吏民社会”“官民合作”,等等。本文从行政发包制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关于中华帝制时期国家—社会关系的现有理论概括,借助“行政外包”这一分析概念,强调特定的治理领域特征与行政外包的具体形态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揭示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逻辑。本文试图提出“一体多面”的概念,重新概括中华帝制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为理解中华帝制的“权力一元性”与“治理多样性”的奇妙结合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框架。     

论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

行政立法是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为适应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行政主体立法制度,为有效控制行政立法,美国确立了较完善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目前,中国行政立法大量激增,但公众参与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的缺失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而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应遵循行政立法主体主导、公众参与有效、可行、适当超前的原则。在具体制度建构上应赋予公众立法动议权,立法草案一般应经过通告、评议法定程序,立法案正式表决前可交付一定范围内公众先行表决以供立法主体参考,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情况应于立法案通过后予以公布。     

Multi-level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service expenditures: A Nebraska example

During the decade of the 1980s Nebraska restructured its social service (welfare) delivery system. Prior to the change,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for many social service programs was shared between the state and county governments. The restructuring brought the entire program under state administration. A primary reason for this policy change was to eliminate administrative inconsistencies evident in the decentralized structure. This article utilizes 1980 and 1990 data on the distribution of Food Stamp and AFDC program expenditures in Nebraska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restructuring on expenditure distribu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expenditures were more equally distributed and that arbitrary decision making was reduced when social service administration was centralized.     

论无能为力现象产生的制度根源

无能为力现象的产生与科层制度的构造存在着某些必然联系。通过数理分析,可以透视出导致无能为力现象的三个前提条件:晋级不可逆性,多层次性,递阶性;进而得出改变无能为力现状的对应性措施,即通过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来改变这三个前提条件。     

论我国上市公司的制度性缺陷

文章所述上市公司制度性缺陷主要是指公司治理的缺陷 ,它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两个方面 :从内部治理来看 ,主要是 :行政权力和行政机制几乎控制了从企业股票发行到上市直至公司运作的全过程 ;股权结构的畸形和单一 ;内部人控制 ;上市公司目标的扭曲 ;公司治理组织架构的矛盾和冲突等。从外部治理来看 ,主要是 :市场治理机制的不完善或治理力度不够 ;有关监管机构的监管不力和市场中介机构的不健全等     

论行政法的一般法律原则

行政行为应受成文法的拘束,是法治国家的根本,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行政行为仍须受法治国家一般法律原则的拘束。法治国家的一般法律原则,可作为引导行政行为的准据,更可提供法院作为审查的基础。本文拟尝试就台湾行政法学理论及实定法的规定与实务的操作,释论行政法的一般法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