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月兆辞赋探析

谢月兆辞赋主要集中于西邸文人汇聚之时和供职随王子隆前后,这和其本身文学侍从的社会角色有关。他的赋作内容有咏物、游览、归隐、酬答四个方面,无当时盛行之艳赋,较前人、时人多有发展。谢月兆赋作有明显的屈原、陶渊明情结。他的赋作也体现了艺术上的探索,有明晰的文体观和其他文学特色。     

陈寿《三国志》的史识与史德

作为前四史之一的《三国志》,其史学价值不言而喻,但部分篇章的内容受到众多非议,认为陈寿有曲笔回护之嫌。如果通观陈寿的史识史德,并从陈寿当时所处环境仔细斟酌,陈氏还是比较中肯地记载了历史事实,并未有意混淆历史事件。故不应当给《三国志》披上谤书的嫌疑,更不应当怀疑陈寿的治史之功。     

《诗品》“贵公子孙”疏证——兼论王融对永明声律论的贡献

魏晋六朝之际,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渐趋衰落,武兴沈氏逐步兴起,这代表了当时门阀士族发展之大势。王融、谢月兆和沈约以贵公子身份相号召,文人影从,永明体新诗的创作成为南朝诗坛一道靓丽的风景。沈约与谢月兆对永明新体诗的贡献向来为学界所认可,而王融因理论不显、创作不著而被学人所忽略。实际上,王融对永明体有首创之功,他对永明声律论的贡献不容小觑。     

论永明时期的赋学批评

永明时期,是赋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江淹复中有变的辞赋观与其拟古而不泥于古的创作倾向完全一致;谢月兆所谓的“欲申之赋颂,得尽体物之旨”,则体现了陆机“赋体物而浏亮”这一说法的深远影响;而沈约的声律说及其对“文体三变”的总结,则集中体现了永明时代的文学观念。     

钟嵘《诗品》江淹条新解

钟嵘《诗品》评述江淹“筋力于王微 ,成就于谢月兆” ,后人理解多有分歧。本文从钟嵘《诗品》的诗歌批评理论出发 ,结合对王微、鲍照、谢月兆等的评述以及相关资料进行探讨 ,我们认为 ,其字面意思应为 :筋力强于王微 ,成就低于谢月兆 ;其隐含之义为 :筋力成就在王微和谢月兆之间。     

制度转型与赋圣司马相如的崛起

汉景帝、汉武帝之世,正是中国历史由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关键时期。"七国之乱"爆发,迫使汉帝国寻找削弱诸侯王的有效途径。司马相如用当时流行的赋体创作了长篇巨制《天子游猎赋》(即《子虚上林赋》),歌颂汉天子对诸侯王的征服,歌颂汉帝国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反映了历史转折时期的面貌,因而甚得汉武帝青睐。司马相如因此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也成为赋体文学的代表作家,被后人尊为"赋圣"。司马迁等人褒扬相如赋与《诗经》一样具有讽谏精神,扬雄等人却指责相如赋"劝百讽一",失去了讽谏之义,其实都没有领悟到《天子游猎赋》宏大的政治主题。     

由辞赋异途看扬雄赋论

扬雄赋论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扬雄对屈原的评价以及扬雄的理论著作可以归纳其赋论的主要内容为尚丽、尚则、尚用,重视诗人之赋而贬抑辞人之赋。其立论的背景在于当时辞赋异途的现实。而辞赋异途的实质在于辞赋异源,辞起源于楚文化,赋肇始于齐文化。辞、赋二体在形式体制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鲁迅"曲笔"索解

鲁迅曲笔的形成 ,受我国史学和美学传统的影响 ,但更受制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鲁迅运用曲笔 ,既是自觉的 ,又是被迫的 ,他把曲笔作为对敌斗争的一种武器。研究鲁迅的曲笔 ,不是要学习鲁迅的隐晦曲折 ,而是要学习他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继承我国优良的文学传统 ,克服文学创作中的平板、直露和肤浅 ,不断丰富文学创作的表现手法     

谢朓辞赋探析

谢朓辞赋主要集中于西邸文人汇聚之时和供职随王子隆前后,这和其本身文学侍从的社会角色有关.他的赋作内容有咏物、游览、归隐、酬答四个方面,无当时盛行之艳赋,较前人、时人多有发展.谢朓赋作有明显的屈原、陶渊明情结.他的赋作也体现了艺术上的探索,有明晰的文体现和其他文学特色.     

情深文明的诗人之赋——论薛季宣的辞赋创作

薛季宣的辞赋创作显示了当时理学对文学的宽容和对文学精神进行改造的努力。他的赋,具有浓郁情思和壮大气势,具有饱满的济世热情和追求文道统一的愿望;他的赋涉笔成趣,有极强的娱乐性,充分发挥了辞赋滑稽诙谐的传统;他的赋纵横捭阖,充分展示了其渊雅的学识和驾驭辞章的能力。他的赋虽然也多是道德之文,但是由于文学性比较强,从而淡化了、遮蔽了其中的宣道的成分,他因此也表现出一个赋家应有的特质,这是他和其他理学辞赋家所不同的地方。他的赋情深而文明,其内容的端方严正和辞藻的华丽切合"丽以则"的"诗人之赋"。     

《清实录》编纂中的曲笔

《清实录》记载了清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众多方面的历史,是中国最后一部实录体史书。其编纂的过程,同历代实录一样,存在实录不"实"的问题。《清实录》编纂中的曲笔主要有粉饰性曲笔和受权力所迫的曲笔。实录的编纂制度和史官自身缺乏直书精神是造成史官曲笔的主要原因。     

张衡《西京赋》与汉画百戏

<正>张衡(公元78—139年),今河南省南阳县石桥镇人,是东汉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的《西京赋》是“精思傅会,十年乃成”的大赋名篇,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在这篇赋中曾对当时的百戏演出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描绘,是了解汉代百戏艺术的最为真切的文字材料,特别是当我们把汉画像与该赋结合起来探讨汉代百戏的时候,则更显其重要。许多研究汉代百戏的学者早已注意到了《西京赋》,本文仅试图将此赋中有关百戏的记述与已发现的汉画百戏内容进行比较,以求对汉代百戏有更清晰的认识。     

清代台湾凤山县诸赋的环境描写

明末以来,府县方志日趋完整,描写台湾山水形胜之赋亦迭有创发。台湾地理环境藉赋篇生动之描述,读者得以因辞逆意,以意摩情,足以阐扬先贤荜路蓝褛之功。本篇列举清代台湾府、凤山县方志中有关南部凤山县山川胜境之描写,对照铺写台湾地理、形胜之赋篇,如台湾赋、台湾形胜、地方山水、鸾堂等篇章,并佐以名士诗章之讽咏,参以今人实际登览考察之结果。以供文史相参,熟知当时凤山县之山岳、潭泉、沙洲岛礁、县学、宫庙鸾堂及其传说等重要历史景观,其于好古者或非无益焉。     

赋韵考论

赋是有韵之文.赋有不同体式:诗体赋、骚体赋、散体赋、骈赋、律赋.其用韵方式有同有异,律赋严格限韵,其他不限韵.赋韵源于诗歌,早期赋都用<诗经><楚辞>的韵系和韵式.汉代散体大赋和宋代文赋用韵最宽松自由,韵位疏密和韵部转换皆无定式,行文中有很多无韵的散句,加之古今音韵变化,有些韵脚今人已经不觉得是押韵,因此,除了专门研究古代音韵的学者,普通读者会觉得散体赋韵若有若无.骈赋和律赋用韵整饬,通常偶句押韵,不断换韵,可称为骈排转换韵式.这种韵式对赋的文体结构、内容之铺陈罗列、诵读的感觉都有重要意义.每个时代的赋韵,使用的是当时的音韵系统,在汉赋中,甚至有少数赋韵还带有作家的方言因素.     

初唐“四杰”新文体赋之新变综论

从赋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先后出现了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诗体赋、律赋、宋文赋等不同的形态。有关文体赋的起源学界向有争议,其实,汉代的散体赋、唐代的新文赋,都可称之为文体赋。但初唐四杰的新文体赋主要是非赋名篇的赋作品,以赋名篇的具有文体赋因子的赋作如《浑天赋》较少。且某种文体的兴盛,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趋向作用的结果,因"四杰"历文风革新之际、诗体新旧代变之时,学风、文风、时风熏染异俗,其文体赋作品在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与汉代的文体赋有所差异。同时对文体形式的选择,总是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密切相关,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作家个性特点和人性衍变之迹,以相如之《子虚》《上林》、"四杰"中之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新文体赋之流变生新,皆可一一明睹胜览。     

魏晋南北朝武功赋论略

魏晋南北朝武功赋创作主要集中在建安时期,在艺术表现和思想深度方面都显示出粗糙的初创痕迹,但这数量不多的赋作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在艺术上也为后世的武功赋创作提供了一些借鉴。     

法式善《同馆赋钞》与清代翰林院律赋考试

清代翰林院馆课、散馆、大考均考试律赋,于是继唐代之后,律赋在清代又一次呈现兴盛的面貌。大批馆阁赋集纷纷涌现,其中汇集乾嘉时期翰苑考赋之作的法式善《同馆赋钞》最具有代表性。《赋钞》中赋作体现了赋与学术的结合、讽喻的消解以及颂圣之风的昌炽、清秀的赋风等特色。馆阁赋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体国经野与空戏滑稽 ——北大藏西汉简《妄稽》为文人所作俗赋蠡测

2009年初北京大学受赠一批西汉时期竹简,竹简内容除了十七种抄写于西汉中期或是久已亡佚,或是独具特色之古书外,另有两篇赋体的文学作品,其中一篇定名作《妄稽》,形式以四言句式为主,内容则叙述当时一个士人家庭中发生的故事,通篇含有浓厚的俗文学特征。而《文心雕龙·诠赋》以为赋体在汉初经陆贾、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王褒、扬雄、枚皋、东方朔等文人将其开端发展,继承扩大后,形成赋作有"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等雅正端肃之内容特色。     

由周邦彦《汴都赋》观宋代献赋之氛围

周邦彦生平材料于史载录不丰,即使留有文字踪迹,其所征之事或年代亦难指实,较可确知者,如《宋史·文苑六》所记,元丰年间,建国已久的北宋王朝,在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冲突中,经王安石"熙宁变法"施行各项新法后稍微得到气氛缓和之际,周邦彦当时以太学外舍生身分献《汴都赋》呈宋神宗,赋文以歌颂新法为主,内容澎湃热情,充满理想,周氏因献赋一举被擢为太学正,赋中内容乃歌颂新法施行以来国家繁盛富足之景象。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