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中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授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试论蒋介石依赖国联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幻想及其破灭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日军侵略面前,蒋介石先是采取“不抵抗、不交涉”的政策,而后又过渡到“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最后倒向全面与日妥协,与日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蒋介石对日政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这一时期蒋介石对国联的态度,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蒋介石依赖国联解决九·一八事变主张的提出 目前笔者所见到的蒋介石主张公理解决东北问题最早的资料是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秉承蒋介石旨意转给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实行了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依赖国联的政策;在对日交涉问题上,经过了由反对“直接交涉”到主张日军退出占领区后在国联“照拂”之下交涉的过程。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第二九七次会议前后,即锦州危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开始标榜“抵抗自卫”,但“抵抗”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其对日妥协的政策仍没有改变。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实行了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依赖国联的政策;在对日交涉问题上,经过了由反对“直接交涉”到主张日军退出占领区后在国联“照拂”之下交涉的过程。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第二九七次会议前后,即锦州危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开始标榜“抵抗自卫”,但“抵抗”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其对日妥协的政策仍没有改变。     

张学良“九·一八”不抵抗原因新析

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不战而退 ,不仅仅是奉行了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结果 ,还有其错综复杂的内在原因。他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形势估计不足 ;对蒋介石、日本政府、国际联盟抱有幻想 ;事变前东北防备松弛 ,事变后希求事态不扩大 ,轻易撤兵 ,延误了战机 ,造成想战又不能战     

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蒋介石在这一政策形成过程中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是他个人决策的产物,而是以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早已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而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来看,它是“九·一八”事变以前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来看,“九·一八”事变以前所形成的总想利用国联这一外交途径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策倾向,是“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     

论"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军政治作用的变化

东北军是一支以驻地和官兵来源为名称的地方军队。它的前身是北洋军阀张作霖领导下的奉系军队。东北易帜后 ,东北军成为一支势力强大的地方实力派 ,即地方军事集团。在“九·一八”事变之前 ,东北军的政治作用主要表现为几次出兵制止军阀之间的混战 ,“九·一八”事变之后 ,东北军率先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 ,并在张学良将军的领导下和杨虎城将军及西北军发动了西安事变 ,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     

论九一八事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在日本侵华史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研究中不应回避“第二次币原外交”,正是它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打开了绿灯。南京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是长期一贯的,事变爆发后也无实质性的变化;推原祸始,“不抵抗主义”的倡导者是蒋介石,而不是张学良。南京政府当时的对日政策是一个整体,即“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不屈服”,它的外交努力具有两重性。     

东北军民联合抗日活动综述——兼论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笔者谈谈东北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一、日本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是实现其法西斯对外扩张政策的重大步骤,东北军民联合抗日,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下令不准东北军抵抗,在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沈阳全城,15万东北大军不战自退。不到一周时间,日本法西斯军队以不足2万人的兵力就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多座主要城镇和控制了12条铁路线,不到半年时间又占据了包括热河在内东北的大好河山。广大东北军民面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日本法西斯军队的疯狂进攻,都义愤填,自动组织起来奋勇抗日。 1、东北军部分中下级军官违抗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率部奋起抗日。“九·一八”事变当晚,驻沈阳北大营第七旅参谋长赵振潘率领部分官兵英勇抵抗,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冲出北大营;19日凌晨驻长春南岭和二道沟的中国守军同日军展开顽强的战斗,击毙日军68人,伤79人,27日在沈阳北红花岗附近部分东北军打死迫击他们的日军山口军曹和杉井等官兵多人;28日在郑家屯南一棵树附近,东北军第20旅656团1营营长于     

日本移民对中国东北土地的掠夺

向中国东北移民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作为一种主张和思潮,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中由来已久。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为巩固其在中国东北南部攫取的权益,向中国东北移民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但是,当时一方面受中国当局的抵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向中国东北移民问题,在日本政府中并没有形成国策,日本政府对此尚未全面倡导和组织。 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概况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兵侵占整个中国东北,为公然全面向中国东北移民创造了条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可以1936年7月日本政府确定“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为界限,分为试验移民期和大规模移民期两个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和拓务省就多次研究,制订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计划和方案。关东军在1932年10月1日确定的“关于向满洲移民要纲案”中,明确提出了日本农业移民所具有的四项军事、政治作用,即规定“日本移民以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民族为指导以谋求远东文化之成就为重点”。就是说,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是为了加强对中国东北的统治力量,充实对苏作战的后备兵源,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和进行奴化宣传。此外还有一个目的,那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

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 ,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 ,到与国联合作 ,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 ,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 ,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     

评抗战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不断加深,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又把侵略势力深入到华北广大地区。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味与日妥协的政策开始有了转变,并进行了一定的抗日准备。南京政府的抗日准备很不充分,但它却是国民党集团被迫转向抗日的重要行动标志。本文试就此专题作一些初步的评述。     

张学良、蒋介石对锦州危机态度之差异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锦州设置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这里成为东北政治、经济的中心。面对日军的武力威逼,张学良和蒋介石在解决锦州事变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本文拟就双方的态度差异及原因进行分析。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蒋介石和张学良

1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不宣而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骄横的日本关东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象样的抵抗,仅用4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三省和一个特区的大好河山。东北沦亡,山河破碎,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纷纷指责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追究丧师失地军政官员的责任。著名的爱国学者王造时愤怒地指出:古今中外的历史,丧权的也有,失地的也有,甚至于亡国的也有,但决找不出丧失土地之多而不抵抗的例子。有之,只有“九·一八”后中国这般最可耻最卑怯的污吏!王造时问道:实行不抵抗主义的人们,还有什么理论可以自行辩护呢;失去东三省不抵抗;失去热河不抵抗;将来失去华北恐怕还是不抵抗;不抵抗主义不但断送了数百万方里土地,数千万的同胞,并且贻我中华民族万世之羞! 面对全国人民的唾弃,舆论的谴责,狡黠的蒋介石,把丧师失地的责任委罪于张学良,一时间,张学良成了众矢之的,辱骂张学良怯懦无能,是“不抵抗将军”;指责东北军是     

“九一八”事变的教训

“九一八”事变绝不是几个日本军人擅自策划的偶发事件,而是日本国家意志的体现和日本整个国家机器协调运营的结果.若槻内阁决定将“事件”当“事变”处理,等于对中国不宣而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断送了国共合作形成的大好形势,为日本发动新侵华战争提供了机遇。蒋介石拒绝张学良的团结抗日主张,压迫东北军贯彻不抵抗政策,致使遏制侵略的可能无法变成现实。国联袒护日本强占中国东北,继之又想从日本手中共管东北,助长了日本侵略气焰和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从此世界进入了战争年代。     

“九·一八”事变期间中日两国在国联的外交斗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确定了对日不抵抗,将事变投诉国联解决的方针。中日两国遂在国联的“调处”下,围绕着事变展开一场外交斗争。这场斗争影响着事变的发展。本文略述斗争的梗概及经验教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和第二天,即9月19日,中日驻国联的代表即分别向国联第65届行政院会议通报了事变发生的情况。中日两国在国联的斗争由此开始。当时,中日两国都是国联的理事国。中国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将制止日军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联的“调处”。而日本则出于独占中国东北的目的,不愿国联介入。 9月21日,中国代表施肇基正式照会国联秘书长杜吕蒙:要求国联行政院根据盟约第十一条所赋予的权力,“立即采取步骤,阻止事情之扩大而危害各国间之和平,并恢复事变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的性质与数额”。9月22日,施肇基又在行政院会议上报告日军继续占领各地的情况,并公开提出上述照会中的要求。根据盟约第十一条的规定,如发生战争或有发生战争之虞时,联盟应当采取相宜行动,以保证各国安全。按此条无对侵略国制裁的规定,当时日军的行动已属侵略战争行为,中国应援引相应条款要求对日实行制裁,但抱着     

爱国主义与地方主义对张学良重大决策的影响

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里，爱国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地方主义居于从属地位。东北易帜体现了张学良鲜明的爱国主义立场；在九·一八事变中，影响和支配张学良作出不抵抗决定的则主要是地方主义因素；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他爱国主义与地方主义思想交互作用的结果。     

国共两党对“九一八”“七七”两事变的立场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和1937年7月7日,发动了旨在侵略中国本土的军事事变,这是世界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两起重大事件。“九·一八”事变粗暴地挑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太平洋战场的帷幕,“七·七”事变则宣告了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对这两个事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采取了完全不同或不尽相同的立场,现作一比较。 “九·一八”事变前,驻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毫无准备;事变后,蒋介石对日军的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的军事准备探析

六十年前的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全面侵略中国的序幕。“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华计划的重要步骤之一,为实现这项阴谋,日本关东军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军事部署。一、关东军对事变的策划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独占中国东北的野心日益扩大,企图通过推行“大陆政策”,逐步实现其武力吞并“满洲”,进而吞并中国,以至称霸世界的梦想。1928年日本关东军制造的“皇姑屯事件”就是一次准备出兵占领东北的尝试,但由于诸种因素的影响,中国人民反日运动的高涨,日本政府未做好充分战争准备,日本政治集团内部对侵略中国东北计划上的分岐,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揭露和掣肘,加上事件爆发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送他回宁的张学良。正当西安的“三位一体”积极寻求解救张学良的方案时,东北军内出现了武力解救与和平解救的岐见。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主战派头头枪杀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等４人,史称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本文通过对张闻天在“二·二事件”发生前后的言行考察和研究,揭示了这一事件的性质、真相及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