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归纳逻辑思想探赜

亚里士多德的归纳理论一直饱受争议.在其存世的著作中他并没有详尽而系统地描述归纳法.虽说亚里士多德的归纳逻辑并不像其三段论逻辑那样完善,但是他对归纳逻辑的早期探索也有一些深邃的思想,为后来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能量.首先,亚里士多德认为归纳是我们获得普遍前提知识的唯一途径.其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归纳不只是推理,同时也可以是科学认识论.古希腊时代还没有近代的实验科学,没有建立系统化的学科知识体系,只能借助归纳,或是从足够多的具体事例中概括出普遍命题,或是证明三段论推理自明前提的合理性.亚里士多德的归纳逻辑作为一种科学认识论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逻辑学的认识论回归

本文评析了对亚里士多德、培根、康德和黑格尔的逻辑思想的误读,讨论了逻辑主义的反认识论的错误,呼唤逻辑学的认识论回归,并介绍了构建认识逻辑学的思路历程。作者认为,演绎的公理是认识中长期没有发现反例情况下、心理认同逐渐被强化的经验归纳,归纳是类比的发展,类比、归纳、演绎整合的推理链,是科学发现的逻辑的轴心,西方归纳派和演绎派的长期分歧被推理链整合了,认识论的研究也深入到了微观的逻辑层次。     

中世纪阿拉伯逻辑再探

中世纪阿拉伯逻辑是在翻译和解读亚里士多德逻辑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在继承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基础上又有了不少的发展。阿拉伯逻辑学家把逻辑当作一种工具性学科,充分强调了逻辑作为一种思维工具的重要性;他们普遍认为逻辑由关于概念、定义部分和判断、推理和证明部分两部分组成;另外在模态逻辑和归纳、类比以及逻辑的形式化等方面也有很多贡献。故认为中世纪阿拉伯的逻辑理论在逻辑史上具有重要的传承作用。     

因明、“墨辩”、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

古印度的因明、古中国的“墨辩”及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是逻辑科学的三大源流。作者把这三大逻辑学说进行比较,从基本推理形式可相互贯通等四个方面概述它们的共同之点,从价值取向、对逻辑问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形式化程度、历史命运及对后世的影响等五个方面分析它们的相异之处。     

从《逻辑史手册》看逻辑史研究与逻辑学发展的新趋势——兼谈中国逻辑研究的问题

多夫.嘉贝和约翰.伍茨共同主编出版的《逻辑史手册》体现了国际逻辑学研究的最新趋向:第一,逻辑史研究进入到全面、精深研究的新阶段;第二,把逻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不局限在某一种类型或范围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逻辑的观念和研究方法;第三,注重逻辑与相关领域的关联研究,展现逻辑学的活力。该书唯一缺憾是没有涉及"中国逻辑"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从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性特点来分析中国逻辑的特质,将希腊逻辑、印度逻辑和中国逻辑看做是世界逻辑体系中三种并行发展的基本类型,系统研究并概括出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特性。以中国逻辑思想的内在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按照逻辑思想自身的发展特点,按照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特性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逻辑思想的起源、形成、转变和发展的全过程,分析中国逻辑思想的基本特征、主导推理类型等问题。研究的主要方法应该是:文化解读、逻辑解读和比较研究。     

真之视野中的亚里士多德逻辑

亚里士多德开创了逻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求真的工具。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真之符合论,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为达到求真,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他的逻辑学说。纵观其哲学与逻辑思想,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是围绕“必然地得出”这一观念形成的,而这一观念来源于其求真思想。求真是逻辑的本质,求真的外在形式表现为推理这一技术手段。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逻辑是通过推理达到求真的科学。     

归纳合理性的哲学辩护及其思考

古典归纳论者的归纳式辩护、现代归纳论者的演绎式策略以及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实用辩护方式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归纳问题,其原因在于深层思想根源上的共同缺陷。必须打破对演绎逻辑原则的极度崇拜,克服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对方法论基础的片面理解及其与实践必然性的割裂局面,问题的解决才有出路。     

论“恰当性”是逻辑哲学的中心问题

从逻辑哲学观点看,归纳逻辑首要的哲学问题在于,抽象的归纳逻辑系统的句法及其语义解释与现实原型之间的恰当相符性问题。逻辑哲学作为对逻辑的哲学反思,则着重于从哲学角度探讨逻辑问题。逻辑哲学有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形式系统内的推理有效性是否恰当地符合非形式原型的问题,亦即恰当性问题。     

归纳合理性的哲学辩护及其思考

古典归纳论者的归纳式辩护、现代归纳论者的演绎式策略以及逻辑经验主义者的实用辩护方式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归纳问题,其原因在于深层思想根源上的共同缺陷.必须打破对演绎逻辑原则的极度崇拜,克服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对方法论基础的片面理解及其与实践必然性的割裂局面,问题的解决才有出路.     

从逻辑哲学的视角看中国逻辑史研究

中国逻辑研究作为逻辑学的分支领域是从中国近代开始的,其后,一直到现在,中国逻辑史研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要领域。中国逻辑史的对象是关于中国思想史中与推理有关的思想学说的研究。中国逻辑研究的方法主要有逻辑解读、文化解读、动态分析和比较研究等方法。中国逻辑史其实就是中国逻辑哲学史。     

墨家和荀子逻辑比较研究

墨家和荀子逻辑比较研究,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逻辑的内容和性质,总结其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墨家与荀子逻辑的相同点是思维形式与规律在本质上一致,不同点是墨家逻辑全面论述概念、判断、推理,独到阐发援、推、止等推论方式,荀子逻辑略于判断、推理,详于概念.墨家逻辑的缺点是行而不远,荀子逻辑的缺点是独立性较弱,不利于逻辑发展.     

论古典归纳逻辑的科学认知功能

古典归纳逻辑由于其结论超越了前提范围,不仅能帮助人们拓宽自己的认知领域,还能对科学假说做合理的预测,在知识创新方面具有巨大的优越性。简单枚举能使创新大众化,科学归纳体现了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排除归纳提供了逻辑可行方法,类比推理推动了科学假说的创立。     

悖论的辩证逻辑公式及其他

悖论的辩证逻辑公式应该显示出:悖论是人们主观上认为的悖论和实际上的悖论的两个矛盾方面的对立统一体.悖论创新法:自觉地建构并消解悖论,以此修正和发展学科理论系统.一个容纳悖论的辩证逻辑系统应该是把悖论的辨证逻辑公式作为该系统的定理的辩证逻辑系统.弗协调逻辑的根本缺点是把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相混淆.建立辩证逻辑形式化系统应以对立统一思维律等辩证思维基本规律为公理或主要定理.     

渗透逻辑及其应用研究

渗透逻辑是建立在普通逻辑基础之上的、突破了普通逻辑局限性的、真正具有逻辑学意义的辩证逻辑,是形式化的辩证逻辑.渗透逻辑及其应用研究,对于逻辑学界富有启发性意义.     

基于数理逻辑的知识表示

数理逻辑是一种基于命题与谓词分析的形式化的语言及其推理，是人工智能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从逻辑推理、自然语言形式化、数学命题形式化及动态系统行为描述四个方面入手，提出了基于数理逻辑的知识表示方法与实例，并提出谓词逻辑的局限与应当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论教育逻辑学的性质、对象与研究方法

教育逻辑学是应用教育逻辑学（教学逻辑）和教育应用逻辑学（教育用逻辑）二者的综合。前者以现代逻辑原理和方法为基础,建构起可以运算（演算）的、自圆的逻辑系统。后者是关于逻辑学知识与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教育逻辑学的研究对象,一是从哲学逻辑角度,依据教育教学中的一些模态词项建构起可运演的、描述教学规律的逻辑系统;二是各门学科教育教学方法与技术所促成的逻辑层面的教育教学原理、技术与方法。教育逻辑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形式化方法与非形式化方法的综合运用,公理化方法和自然演绎方法,逻辑语言学方法,逻辑哲学方法,数学方法等。     

19世纪20-30年代唯物辩证法的传入与马佩先生的辩证逻辑观

唯物辩证法在现代中国的传入,形成了辩证逻辑学科.中国现代学者视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视唯物辩证法、认识论为辩证逻辑,辩证逻辑是对形式逻辑的扬弃.马佩先生对此观念的超越体现在:承认传统逻辑的合法性,把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都作为逻辑学研究对象;努力使辩证逻辑从唯物辩证法中独立出来,探讨辩证逻辑的思维、思维形式和思维形式的基本规律.     

Dialectic:辩证逻辑的新形态

当代中国辩证逻辑研究的多元进路均不同程度地把辩证法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基于“dialectic”一词具有的辩证法与论辩术的双重含义,当代关于论辩术的种种逻辑研究具有作为辩证逻辑的合法性,这种新形态的辩证逻辑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的研究、把握辩证逻辑和现代性建构与批判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建构数理辩证逻辑系统必须澄清的一些理论问题

为了建构数理辩证逻辑系统,必须首先正确理解如下几个理论问题:1.关于数理辩证逻辑的名称问题;2.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问题;3.辩证逻辑能够不能够和应该不应该形式化问题;4.非形式化辩证逻辑与数理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5.正确区分逻辑矛盾与辩证矛盾问题;6.数理辩证逻辑与数理普通逻辑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