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吴越地区的汉文化

经过先秦秦汉时期的变迁,越灭吴、楚灭越、秦灭楚、汉灭秦,西汉时在吴越地区设立了鄣郡和会稽郡,东汉时又将会稽分为吴郡和会稽两郡.吴越地区的居民随着政治的变迁也发生了变化:吴人逃散,越人取而代之;越人败退,楚人取而代之;秦国短暂,汉人陆续南迁,经过两汉400年的整合,吴人、越人、楚人、秦人的后裔都融合成为统一的汉民族,吴越地区的文化也是和其他地区一样的汉文化.虽然吴越地区的汉文化与其他地区相比还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但是再用先秦时代的国别文化来称呼它已经不合适了.     

再论吴越地区的汉文化

经过先秦秦汉时期的变迁，越灭吴、楚灭越、秦灭楚、汉灭秦，西汉时在吴越地区设立了鄣郡和会稽郡，东汉时又将会稽分为吴郡和会稽两郡。吴越地区的居民随着政治的变迁也发生了变化：吴人逃散，越人取而代之；越人败退，楚人取而代之；秦国短暂，汉人陆续南迁，经过两汉400年的整合，吴人、越人、楚人、秦人的后裔都融合成为统一的汉民族，吴越地区的文化也是和其他地区一样的汉文化。虽然吴越地区的汉文化与其他地区相比还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但是再用先秦时代的国别文化来称呼它已经不合适了。     

越王世系考辨

越王世系序列,是越文化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该文根据古籍中的有关记载,爬梳考索,并对影响越王史系问题正确认识的"越为禹后"、"越亡于楚"等传统说法提出质疑,然后整理出从句践先祖至秦灭越前的越王世系表.     

论吴楚文化的交融

吴、楚是长江中下地区的两个强大诸侯国家。两国间的连年争霸战争,为吴、楚人才与文化交流开拓了渠道。吴国任用楚人伍子胥为相,攻破郢都,大败楚国。楚国学习吴越先进铸剑技术,在战争中发挥巨大威力。吴国仿造楚式青铜青器,吸纳楚民土坑墓葬俗;楚人则效法吴之坟丘,吴、楚文化得到进一步交融。楚灭吴越统一长江下游后,成为"东楚"富饶地区。     

从语言学角度浅谈越南咖啡馆名的意蕴——以河内为例

越南是一个东方传统与西方色彩交融的国度,历史上的越南属汉文化圈,而咖啡文化源自19世纪法国殖民时期,随着时代变迁,渐渐融入了越南本土文化印记。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对河内咖啡馆名进行梳理和分析,不难发现,其深受汉文化影响,但有挣脱汉文化影响的倾向,越南现行文字除了使用方便识记的拉丁拼音文书写外,语音、词汇、语法很大程度仍是受汉语影响,但也保留着本土的特色发音,纯越词和汉越词的交融使其增添了一份细腻和多彩,对咖啡馆别具匠心的命名,无不体现着河内人民丰富的生活方式、细腻的思想感情、积极向上的商业文化心理。     

春秋华夷关系以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历代论及春秋华夷关系，都是将楚、吴、越与夷、戎、蛮、狄部族相提并论。本文突破了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分别探讨夷狄部族和楚、吴、越等夷狄诸侯与华夏诸侯的关系，认为夷狄部族与华夏是在文化对抗和对话中达到交融、同化或并存，夷狄诸侯和诸夏则在指向相同目标的斗争和交流过程中实现了同化。华夏族最终形成于春秋末年，主要标志是夷狄诸侯与诸夏实现了同化。     

谐音与汉文化关系研究综论

谐音作为一种具有汉民族文化特色的修辞手段,与汉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从汉文化对谐音的影响研究和谐音对汉文化的影响研究等方面,就20年来有关谐音与汉文化关系的研究加以梳理和阐释,并指出其中尚需改进的问题与不足。     

汉风在这里舞动(一)

正这里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是当年楚霸王项羽的都城,千古遗风造就了这里的豪迈之气。这里人以刘邦的老乡自居,亦以汉文化的传承者自诩,多数人表现出刚直和粗犷,构成了徐州鲜明的人文现象。历史留给了徐州太多的文化元素,无论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国都是得天独厚的。尤其大汉王     

湘西文化源流再论

湘西作为中部地区的五溪蛮地和土家、苗、侗、汉等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之地, 文化呈多元一体之格局。湘西文化作为研究古代文化特别是楚巫文化的活化石, 是以土著文化为潜流,以楚文化为主流, 以巴文化为干流, 以汉文化为显流的多元一体之地域文化。     

醴陵地名源流考释

醴陵得名,与战国末楚灭越,一支越人乌程氏后裔,迁居今醴陵市渌水流域北源,与原醴陵县东漉山有关。西汉高后四年(公元前184年),封长沙王相(刘)越为醴陵乡侯。从此醴陵地名,载入国史典籍。东汉建武元年(25),置醴陵县,属长沙郡。东汉建武中元至东汉延光年间,县治由古城中三洲,迁驻今址。以后醴陵县区划未变。     

吴国历史与扬州城市性质刍议

"邗城"的涵义与江岸无关,而与吴国人对刀剑的神秘崇拜有关,"邗"字乃吴国人特殊钟爱,吴王自称邗王。邗城是吴国在江北的桥头堡,是吴国向北发展的大本营。考古证明吴国的核心地区长期在镇江,直到吴国后期核心地区才东移。邗城在吴国政治军事格局中始终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邗城营建历史比吴王夫差开凿邗沟早很多,关于扬州建城2 500年的结论有待推敲。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论汉武三传及其传人策略的典型意义

汉武三传,即指《汉武故事》、《洞冥记》和《汉武内传》,三传为突出汉武帝好神仙的品性,主要采录那些带有明显虚诞性质的求道访仙之事,而通过这些虚诞之事展现出来的汉武帝形象,无疑与历史的真实有相当的距离,具有明显的虚构性特征。汉武三传的这一传人策略值得注意,在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典型意义,而正是这一传人策略的运用,造成了汉魏六朝杂传普遍的小说化倾向,导致唐人传奇生成土壤的形成和条件的成熟,并最终促成传奇小说的兴起。对汉魏六朝杂传传人策略的考察,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把握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品格以及唐人传奇小说的渊源流变。     

木渎春秋吴城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20 0 0年至 2 0 0 1年 ,苏州博物馆考古队在苏州西南的木渎一带发现了一座春秋晚期的城堡遗址 ,它应当就是阖闾时伍子胥所筑的吴国都城。木渎春秋吴城遗址的发现 ,对于研究阖闾的都城位置、汉代吴郡的位置和探索战国秦汉之间吴地所发生的巨大变迁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巫蛊术看汉武帝皇权政治

巫术渗入权术是汉武帝皇权政治的一大特色。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并非偶然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家族较量、政治斗争。作为汉武帝时期影响政局变化的大事件,不仅体现出各个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更是武帝加强皇权统治的权变之法。巫术只是外衣,以巫术这种令人恐惧、敏感的方式来平衡皇权与外戚、朝臣的关系,是武帝皇权政治的独创手段。利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达到巩固皇权是武帝皇权政治的核心。透过武帝对巫蛊术的利用也为研究西汉社会信仰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汉代经学博士与经典学术权威的政治制造

汉高祖刘邦及其布衣卿相建立汉帝国后,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儒生儒学在汉初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并未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除稷嗣君叔孙通、贾太傅而外,诸儒生博士鲜有政治影响力。经学大师在民间锲而不舍地传授着儒家经典,已经入仕的经学宗师和儒家私学弟子在政治上遥相呼应,经过几代儒生坚持不懈的政治努力,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于学官,五经遂成为官学的教材,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代的指导思想。五经博士不仅仅培养了大量的彬彬汉吏,由于经学权威的应运而生,在国家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以学术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相关利益共同体的发展与衰微决定了汉代经学的发展趋势,也影响了汉代政治的走向。     

轻重学说视角下的汉武财经政策

汉武帝时期,政府为了充实国库实行了一系列的财经政策,通过与《管子》一书中的轻重学说相对比不难看出,这些财经政策正是以轻重学说为理论渊源的;同时,轻重学说中法家思想的渗透也决定了汉武帝财经政策中具有浓厚的法家思想意识。     

汉代官吏的经学化及其经学刑德观的形成

两汉时期,随着儒家经学的发展,在以经治国的影响下,汉代士人和官僚不断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汉代官僚集团及汉代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这对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在经学的侵润和熏陶下,汉代官僚的经学刑德观也不断渗透到汉代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刑德观成为封建法律的灵魂,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立法、司法和狱政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帝王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新开拓——读龙文玲《汉武帝与西汉文学》

龙文玲的新著《汉武帝与西汉文学》从特殊读者和特殊作者影响文学的角度,把汉武帝一生分为几个阶段,探讨了汉武帝不同人生阶段对西汉文学的影响,由此揭示了帝王影响文学的一般规律及原因,为学术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拓展了道路。     

汉代的《诗经》学与政治

《诗经》学从汉初的压抑中奋起 ,文、景时期 ,积极进取 ,逼黄老思想退位 ;武、昭、宣时期 ,屈居于《春秋公羊》学之下 ,仅作为治国指导思想之一 ;元、成、哀、平时期 ,成为治国主导思想 ;进入东汉以后 ,又让位于《孝经》 ,渐渐远离政治中心。就《诗经》学内部来说 ,文、景、武、昭、宣时期 ,《鲁诗》学盛行 ;元、成、哀、平时期 ,《齐诗》学超乎其上 ;东汉《毛诗》学兴盛 ,《韩诗》学亦稍有起色。《诗经》学作为上层建筑 ,与政治关系的远近 ,决定于它满足社会需要和统治需要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