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社会位居－－清华社会结构中的民间回教

民间回教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共同体,有其独属的文化个性和自我社会价值的呈现。清代的官方权力体制在处理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时显得无奈,这一方面说明权力体制在理顺社会结构关系上的能力缺陷,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个处在政治与文化边缘的民间群体,在险恶的社会境遇里为生存与发展进行着不屈的价值表达。     

湘南的庙会与乡村社会生活——以永兴汉三侯祠为例

庙会与乡村社会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却有待进一步深化,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本文在分析汉三侯祠历史演变及其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湘南庙会与乡村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庙会是主流与非主流两种意识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的结合体、非正式的地方权力博弈的舞台、民间竞争文化伦理的表述、乡村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     

从市民社会到公民社会

经过20多年的实践,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上的新生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制度在不断地生发和成长.这些变化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进程,需求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或生活样式,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和文化维度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在个人的行动和观念的领域.但是,这种新的社会形式或生活样式不应是消极地保护私域免遭国家(政治)权力侵害的"市民社会",因为在当今中国社会,市民社会的概念已经无法涵盖社会发展对它的要求,而应是建立相对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以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以民主政治高度发达、倡导公民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公民社会.     

试析我国转型期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变迁

在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形态中,通过体制和组织的力量,形成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政治权力关系。但在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动摇了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关系的传统基础,带来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合理调整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便成为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中国社会“信仰关系”的人类学分析

从杨庆堃的"制度宗教"、"扩散宗教",到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教体系"等研究论著,皆说明宗教研究在中国总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至于宗教"信仰"在中国的问题可能更有争议。中国宗教是信仰的权力建构,是一种以神人之伦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建构。信仰对于中国人而言,常常是指以神人—人际交往关系为基础,涉及天下、国家、道德、民间社会的重要概念。中国宗教及其信仰具有一种独特的整体性,但其"信仰—关系"乃以神人交往、人伦要求为基础,伴随着家族、伦理、国家及其权力关系而逐步建构起来。因此,中国宗教中的神人交往及其信仰,常常呈现出一种个人信仰与家族、伦理、国家、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整体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与各种社会权力纠结为一体。     

民间段子的社会功能

作为相对于政治权力中心的边缘话语——非主流文化的民间段子,其篇幅虽小,却蕴含丰富,形式活泼,在民间广为流播,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这是因为其多种社会功能——聚焦社会的认识功能、人际交往的协调功能、日常生活的娱乐功能与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正在日益凸显出来,引起社会关注。因此值得我们研究。     

漫谈中国市场社会的启蒙意识--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及其良知

中国向着"市场社会"的转型同时也是向着"市场经济"的过渡.一个真正有效率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基础和与这个道德基础相一致的政治法律秩序.现代市场社会内含着一个与政治、经济、文化相配套的现代机制,是市民社会的高度发展,它能够提供一个"公共领域",足以抵抗权力意志从各个方面对民间权利的侵犯.这种新兴的市场社会理念表现在政治观念上就是要摒弃"官本位"思想,强化权力监督.     

天意法意人意——乡土社会法治化的困惑与民间法的命运与选择

近些年来,学界对民间法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研究,对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及整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本文从中国的乡土社会的现有社会结构,中国乡土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来考察民间法生存的环境空间变化,从而探讨民间法的前途和命运。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西方式法治化道路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所遇到的困惑并讨论其原因,即西方法治思想引进的的天生不足;现时社会结构的制约;传统文化的隔膜等,进一步证明了民间法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乡土社会现实当中存在的价值。最后探讨了民间法的发展道路。     

清水江下游的家族“结盟”与地方社会建构

华南学派关于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建构问题的研究,有些观点与方法在清水江流域的观察中受到了某种局限,尤其在探究家族与家族的制衡关系所呈现出的地方社会建构张力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家族之间“结盟”的“拟血缘化”聚落家族对地方社会的“有序化”显得尤其突出。潘寨“永镇村中”碑展现出清末的五个姓氏“结盟”的“拟血缘化”历程,呈现出民间信仰在地方社会建构“有序化”的一个案例。其间,我们发现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不仅仅是乡村的“自律”与“自觉”,在其背后还存在着国家在场的“国家权力”,这不仅是地方社会建构的背景资源,更是地方社会有秩序化的文化张力。     

论课程改革的社会属性———兼谈课程改革制度化的立论之基

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从政治视角观之,多元权力推动改革并通过改革而实现;从文化视角观之,课程改革是多元教育观的竞相登场并相互角逐的过程;从经济视角看,课程改革是文化资本的再分配过程。课程改革是由具有特定教育价值观的权力主体所推动,围绕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实现权力的再生产、知识的阶层化以及利益的再分配。课程改革是知识、权力和利益共生的过程。如果课程改革缺少制度来规约和调整其中的权力关系、价值关系以及利益关系,那么就会造成权力的压制、文化的霸权以及利益的失衡,这不利于课程改革的合理开展,因此课程改革需要走向制度化。     

当代社会民间法律意识试析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律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法律意识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一个民族对于维护价值观念的行为规范体系的心态。与直接或间接影响法律制度的法律理论体系不同,社会民间法律意识是社会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一般成员对于现行法律制度、社会法律现象的自发的、直观的、不成系统的观念态度,实际上表现着社会民众的内心的价值判断。社会民间法律意识受到法律理论学说与现行法律制     

行政权力扩张和泛法化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分析

行政权力的扩张和膨胀在现代社会是一个全球性的共同趋势。在我国由于宪政体制尚未完全确立,行政权力扩张和泛法化表现得更明显。究其原因除宪政制度外,还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以及司法内外部原因和现实的经济社会原因。     

板龙灯文化发展中的国家与民间社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九溪板龙灯为例

民间社会的自发运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九溪板龙灯传承的内在动力,国家权力的进入是九溪板龙灯发展的外在动力,两者的结合促进了九溪板龙灯的兴盛,民间社会因此开发并保护了自己的领域,民族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复兴,而国家权力也得到认可,地方经济文化也实现了蓬勃发展。     

试论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与作用

民间信仰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与作用具有二重性。因此,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全面的分析,简单的否定或肯定都是片面的、有害的。正确对待民间信仰的传统文化,一方面,要大力批判其荒谬的思想观念,防止其对民众的毒害性,对社会的破坏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其文化价值的科学研究,正确发挥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正面价值对社会的积极作用。     

社会的三元结构与民间法的命运

民间社会是一个以地域和权利为纽带,具有自己独立的内在运行逻辑和规则的自治体。现代社会存在一个三元结构:民间社会、官方社会和中立社会,与社会的三元结构相对应的是法律的三元结构:民间法、官方法和宪政法。以社会和法律的三元结构为背景,民间法必须具有社会权力属性才可能发挥应有的效力;从民间社会自身建设看,必须依照现代市场规则的要求整合民间法资源;民间法还应当建立起向国家法主动输送制定法"半成品"的机制。     

乡村性事件：一个有关文化与权力的讨论

在乡村社会场景之中,性事件往往不仅仅是性事件,更是文化事件、权力事件。在乡村性事件中,一方面,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与权力在性事件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现,性事件往往就是一个乡村社会场域中文化和权力的关系结构和运作逻辑的外显形式。另一方面,处于某种社会文化与权力关系中的性也以事件的形式,不断地调动着社会中的权力和文化资源,制造出新的性道德文化和性权力秩序来为自己服务。     

社会多重性视野下的民间权威——以河南省路村的田野调查为例

通过对中原地区一个普通村庄河南省路村民间权威人物个人生活史以及近年来路村举办庙会、兴办集市和重修关帝庙等事件的详细考察,首先分析了路村民间权威生成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及人情与面子等因素.其次引入社会多重性的视角,探讨路村村落多方力量交错的权力关系格局以及从中所体现出的民间权威的有限性和两重性等特征,从而揭示了路村“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不仅加深了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原农村民间权威的认识,而且深化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反思性理解.最后讨论了国家与社会交接面的问题,指出在改革开放后的路村,将国家与农村社会勾连一起的,更可能表现在同样具有双重身份的民间权威人物、村干部和从路村走出去的县市干部的错综复杂的结合而形成的权力结构或关系网络上.     

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上的若干理论问题

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探讨职业的社会分层的理论视角,说明当代社会分层的基础及与现代化的关系。从经济运行体制的转型与中国社会分层的关系为切入点,说明当代中国在社会分层上的变化。     

风险社会中的专家体制: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的来临,要求我们反思基于专家体制的决策风险及其发生机制。专家体制困境的重要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分配的结构失衡,因此,从结构层面上来说,专家体制的出路是走出“政治技术化”路径下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危机,纠正政治权力对决策过程的过多干预,通过建构国家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与公民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均衡治理网络,实现专家体制合理有效的权力分配。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与科技、商业、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界定与建构的过程中,专家体制也在不断改变其决策行动框架,降低决策风险。     

有机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生态化建构的基石

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生态关系的形成,须以社会生态共同体或社会有机共同体的形成为前提。这个有机共同体就是以诸种社团形式为组织结构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是公民参与以社群为主体的民主化自治的自组织形式,它通过合作基础上的自治,彰显社会的力量,借此形成对政治体系的约制。同时,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也是良好的自组织媒介,可以担当社会环境与政治体系相沟通的固定渠道。构建政治国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必须以政治国家及其代理人——政府——之权力来源的社会化为前提,唯此,方可出现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一体两面的整体性关系格局,进而形成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有机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