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博简《鲁邦大旱》看孔子的刑德观与宗教观

上博简《鲁邦大旱》记载了孔子为鲁哀公抵御旱灾所献"正刑与德"对策的言论,体现了孔子的刑德观与宗教观。其精神实质是神道设教、德刑并重而以德为主,赞同用圭璧币帛祭祀山川的宗教仪式等。作为首见史料,《鲁邦大旱》中的孔子言论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孔子教育思想系统观初探

辩证法要求人们从事物的整体与系统中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孔子研究教育活动,从不拘于一点,眼光开阔,能通观其整体与系统,将教育活动放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去考察.孔子关于教育作用的论述中就有德教与法制的比较,例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国教育史学家毛礼锐教授认为:“孔子的这一观点强调了在政治、教育、道德这三者整体化的过程中,教育是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的中介枢纽.这一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此外,孔子还提出过“庶-富-教”和     

试论孔子“重德轻刑”法律思想

“重德轻刑”是孔子法律思想的宗旨，也是他治国方式的指导原则。研究孔子“重德轻刑”的德刑的关系，是全面认识孔子法律思想前提。文章以孔子“重德轻刑”法律思想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德刑关系的全面探析，以求进一步厘清孔子法律思想的实质。     

孔子政法观念之再认识

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其法律思想带有一定的保守主义色彩。参照现代法学理论,形式意义上的"法",在孔子的政法观念中就是"刑";实质意义上的"法",在孔子的政法观念中则是德礼、政刑的规范体系。孔子所理解的"法"基本被限制在"刑"的范围内,而"礼"则部分承担了"法"的"规范"职能,这也是"仁政""德教"与"和谐"等孔子政法观念核心价值的立论基础。然而,当"法"不只是"刑"的时候,"仁政""德教"与"和谐"等核心价值则需要被重新审视。     

“德主刑辅”漫议──孔子思想探索之九

“德主刑辅”漫议──孔子思想探索之九杨信义对周公“明德慎刑”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历史上，“德”和“刑”的结合，最早见诸《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行，不敢侮鳏寡。庸庸、抵祗、威威，显民。”应当指出的是，周公的“明德”也好，“慎行”也罢，并...     

中国古代伦理司法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就其本质而言,中国古代伦理司法哲学是由其伦理法哲学所决定,并为其伦理政治所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以德刑关系为基本内核的伦理司法哲学基本上可以归诸其伦理政治哲学应用之范畴。从明德慎刑到德主刑辅,从德本刑用到明刑弼教,都是在政治统摄司法的条件下,而成为其时之司法哲学的。由此所衍生的亲亲容隐、恤刑慎罚、振冤恤滞、则天重伦等具体制度,既是伦理司法的表现形式,也是伦理政治的通达渠道。鉴于其伦理政治的固有价值取向,反暴政、反酷刑、重人伦、尚和谐成为中国古代伦理司法的主流价值。时至今日,这种价值取向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其积极因素当为人民司法的现代转型有所汲取和借鉴。     

孔子的政治理想与现实选择

"君臣共治"是孔子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内涵,孔子"君臣共治"的理想状态是有德之君举贤任能,在孔子的政治理想中,政治得以良好的运行必然由一个有德性的君主来引导,君主的"为政以德"并不是不作为,而是通过修身成德来获得人才,通过对人才的良好使用,达到君逸臣劳的"无为而治"。孔子"君臣共治"思想的现实选择中具有理想之境和末等追求两个层次,寻找任贤之主是孔子现实政治的理想之境,欲仕不义之主是"君臣共治"思想的末等追求。孔子所处的时代,不存在有德之君,他只能理解现实政治,接受现实的政治境况,选择仕不义之主。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社会得到善治是君主和臣下配合的结果,臣下的努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君主的不贤。     

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再探

孔子的依“礼”重“德”治国思想 ,包括“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两个重要治国方略 ,二者有其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 :“礼”“德”相辅 ,“导”“齐”相济 ;“德”“礼”为先 ,辅以“政”“刑”;依“礼”重“教”,以“德”化民。     

孔子与季氏交往探析——以"僭越"为线索

春秋礼崩乐坏之世,政治生活显露出残酷的一面,普遍的僭越乃其表现形式.及至孔子所见,乃"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之乱世.如何匡正僭越,使政复归于正,是孔子孜孜以求的.孔子与僭越者--季氏的交往是其正政的重要切入点之一,是德位分离之后哲人如何与现实政治世界打交道的问题.僭名越位即是德位不相称,孔子之正名即是欲复德位之一致.然而,孔子的现实身份--与生俱来的"名分",却制约着其匡政的功效.鉴于季氏的"僭越"形象,孔子与其交往便被赋予更多微妙的意涵.于现实政治生活中,孔子未曾有如季氏等当政者之僭礼越分的行为,然其"思"及由"思"所可能触及的"行"是否僭越却是个隐藏着的问题.     

黄老学的“德”、“刑”二柄思想

以道家思想为基本内核的黄老学积极参与政治治理,以顺守天道为核心,主张治国用“德”、“刑”二柄。“德”为万物成长的内在基础,决定着万物的盛衰,是从天道到人道的延伸,表现为国家治理的德政基调;“刑”类似于法,是规劝和引导民众并在必要的时候施以惩戒。“德”“刑”关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尊卑、主辅关系,而是阴阳四时自然之道的人间延伸。     

论孔孟之“政”道的伦理品性

孔孟之道的出发点及其理论探求的最终归宿,是论证"德治"之治道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作为孔孟之道的核心,孔孟之"政"道根源于上古社会伦理化的政治范式,从人性、人伦的角度论证"修己"以"治人"的可能性,在理论上确立了道德、伦理与政治之间的一种绝对相关。在政治实践上,孔孟主张借助人格提升这一伦理化的途径来最终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以建构一个理想化、人情化的社会。     

孔子德治学说再认识

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德治”。孔子德治学说源于对殷周以来“敬德”、“保民”、“明德”、“慎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孔子的德治思想体系中,“仁”学是德治的思想基础,重视发展生产,提升经济是德治的物质基础,以民为本是德治的基本前提,正己正人是德治的关键,德教为先则是实现德治的理想手段。孔子德治学说的合理内核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     

试论孔子的政治思想对屈原“美政”的影响

屈原的"美政"与孔子的政治思想有较多一致的地方.屈原和孔子一样,都推崇尧舜禹汤和文武周公,都重仁义,主张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再者,屈原"举贤授能"的政治主张和孔子所提倡的举贤才也是一致的.所以说孔子的政治思想对屈原的"美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西周的“德治”思想与法制建设

西周的“德治”思想形成于殷周更替之际 ,是对殷商暴政亡国教训的总结 ,主要表现为“以德配天”与“明德慎罚”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把“德”的观念引进社会政治与法制领域 ,蕴含着“敬天—明德—保民—受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是西周立法司法、治国理民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及其指导下建立的西周法制所昭示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勤政为民、德刑并用、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等社会政治发展方向和法制建设模式对以后传统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文章论述了德治与法治是自律与他律 ,依法治官与以德治官 ,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 ,治心与治身 ,治标与治本 ,治远与治近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要正确处理二者的辩证关系 ,应当树立现代德治和法治观念 ,坚持“两手”抓 ,切实纠正和摒弃以人代法、德主法辅、重利轻义等不良思想倾向     

论孔子的德育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孔子德育思想中“人格为本”的德育目标论、“仁爱为纲”的德育内容论、“天人合一”的生态德育理念、“以德治国”的“德政”思想及“中庸”、“尚义”等道德准则分别从不同侧面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思想启迪。     

孔子的“仁”学法律思想新论

孔子"仁"学思想体系本身的内在规定性和宇宙扩张论的深入研究,是揭示孔子"仁"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法律思想的主要研究方法.孔子的"仁"学宇宙观被《周易》"象思维"所贯穿,是孔孟之道的理论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法律观的主要理论.它使中国法律思想和现实制度沿着"应然之善"的伦理实体与"以礼代法"的德主刑辅发展下去,成为整个中华法系的传统法律思想和现实制度的主要理论形态.     

“德”“位”分合——孔孟复礼与华夏德性政制之奠定

华夏古典政制是德性政制,即道德与政制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主要体现在周礼体系中。但到春秋时期,"位""德"分离,"德"失去了自身的根据,于是必须为"德"另寻根据。孔子将周礼之义概括为"敬",以敬区分礼仪与礼义,并在礼上加"仁",以"爱人"为"仁"。孔子既以仁德基于内在心性,于是相对于"位""德"合一来说,孔子的"位""德"仍然是分离的。孟子于礼下加让,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孟子区分了现实世界中实有之位与依据每一人之德行所应有之位,前者孟子称之为"人爵",后者称之为"天爵"。理想的秩序是"人爵"应以"天爵"为依据。由此,孟子重新恢复了"位""德"合一,只是将原来的以"位"定"德"颠倒为以"德"定"位",从而将王朝政典建基于人心。孟子由此推导出新型的"德""位"合一的政治原则——仁政。汉代察举制即是本于孟子之学以"德"定"位"的政治制度,由此奠定了华夏二千年德性政制的基本格局。     

孔子的德治思想及现代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治国方案,强调道德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从内涵和价值两个方面论述了孔子德治思想对当前我国的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可借鉴之处,特别是在大力提倡“以德治国”,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今天,重新认识孔子的德治思想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政治生活中的君子与圣人--《论语》三章镜诠

儒家学说自其创立之时,就以理想人格的成就为旨归,此理想人格即是君子和圣人。但儒家并不以君子人格的养成为最终目的,而是进一步指向了政治生活的实践维度。我们通过对《论语》中“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使子路问津”和“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三章的文本诠释,来凸显儒家德性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指出“天命”为君子人格提供下学上达的形上根据,并奠定了理想人格的逻辑基础,提示儒家君子人格走向政治生活的必然性(天命的召唤);孔子与隐士对政治生活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儒家理想人格的现实追求;圣人“无为而治”一方面呈现了理想人格的治世方式,另一方面也突显了德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