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伧嗫穰擩”释

汉代王褒的《责髯奴辞》中有“伦嗫穰”一语，旧无释．而辞书有据之以为“伦”字建立义项者，又有截取“伦嗫”以为一词者，其误皆由不明此语为“抢攘“嗫嗫”之别构．因据古籍所载，辨明“伦嗫穰”实与“抢攘嗫”相同，在文中为形容髯奴胡须毛发纷乱、口腮耳颊蠕动之貌的两个联绵词，也是古书中常见的两个联绵词．再此基础上，还纠正了《辞源》、《汉语大词典》等辞书中有关的错误．     

简论“转注”“假借”

“六书”是贯穿于《说文解字》全书的一个文字学基本理论。按戴震、段玉裁的说法,这个理论包括“体”和“用”两个方面。“体”的用意不在乎说明文字和语言间的关系,而在于说明几乎所有字的形体结构;“用”的用意在于说明某字和语言间的关系,却不能说明任何一个字的形体结构。其功用之不同,显而易见,故不宜一概称为“造字方法”。     

烟台地区方言被动句说略

烟台地区方言中的被动句,比普通话要复杂一些,差异性也比较突出。现将调查所得择要说明如下。 一、在普通话中,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子,通常用“被”字,口语里更多的是用“叫”字、“让”字。这类句子中的“被”“叫”“让”都可以带宾语,也都可以不带宾语.在烟台地区方言中,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子,一般不用“被”字,也不用“让”字,而用“叫”字。且“叫”之后要带“施事”作宾语。例如:     

现代汉语“让”字的功能视角研究

现代汉语“让”字存在共时平面的多种意义，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现有文献主要认为在现代汉语中“让”字有动词和介词两种用法。这种传统语法研究视角使得学界对“让”字在语言实际使用中的功能考察缺乏一定的解释力。文章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加的夫语法模式为理论指导，系统探析“让”的意义及句法功能。研究结果表明，现代汉语“让”字有动词、介词和“让”成分三种功能。作为动词，“让”说明小句的谓体，并体现过程意义；其中表致使义的“让”也应为动词而非介词。作为介词，“让”的功能是引出过程的施动者；在句法上，“让”与其后的名词词组组成介词词组一起说明小句的补语而非状语。作为“让”成分，“让”字为一种语气结构标记，没有经验意义。      

从乐说会说到善说——一年级说话教学的三个环节

叶圣陶先生指出,在语言文字的训练“听、说、读、写”四个字中间,要数“说”字最基本,“说”的功夫差不多了,“听”、“读”、“写”三项就容易了。小学生正是发展口语的最佳时期,教学中怎样帮助学生提高说话能力,为今后的习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呢？实践证明：让学生从乐说会说到善说,是一年级说话教学过程中的三个必要的环节。     

雉、絼、纼、垁四字的关系考

对“雉”、“”、“”三字的关系,前人已有论述,本文对三字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论述,指出：“”、“”二字是异休字关系。本义均指牵牛的绳子,“雉”指牵牛的绳子这一意义由“”假借而来,并在假借义上引申为指丈量城墙长度的单位。同时,本文还指出,“”是为“雉”的“牵牛的绳子”之义后造的一个本字,现代已不使用。     

蒙语名词变格在汉语中的表现形式

通过实例揭示了汉语的主谓关系在蒙语里通过“主格”体现，具有所属关系的定语和中心词在蒙语里通过“所属格”相连，直接宾语和谓语的关系在蒙语里通过“把字格”体现，间接宾语和谓语的关系在蒙语里通过“给在格、用让格、由从格”或“共同格”体现，状语和谓语的关系在蒙语里通过“给在格、用让格、由从格”体现。这一揭示，缩短了蒙汉两种语言的距离，为人们的学习提供了方便。     

论中国传统声乐作品中的“字”与“声”

在明确界定“字”与“声”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中国传统声乐作品中的“字”与“声”的关系。从中国传统声乐作品“字”与“声”之间关系的分析与解构入手,以“字”的语言语义属性、声调节奏属性等特征与“声”的关系为着眼点,以民歌《槐花几时开》为例,探寻演绎中国传统声乐作品之佳法。认为：中国传统声乐作品中,“字”同“声”的关系既紧密又复杂．既关乎“字”直接和隐喻铺叙的情感,又关乎吐字行腔、语韵声调;中国传统声乐作品的演绎虽是以“声”为最终形式表现,但如忽略“字”的语义、声调、语气、咬字吐字、行腔,不仅会在“声”的演绎中无法准确地表达音乐的真实情感,而且会因为“字”在韵腔上的不足而使“声”失色。     

“有”字存现句的历史来源

“有”字存现句是最早产生的存在句类型,也是使用最普遍、通行时间最久的存在句。“有”字存现句又可分为体现静态存在关系的“有”字存在句和体现动态变化的“有”字隐现句。从历史来源上看,表存现的“有”来源于表领属关系的“有”。     

关于几个俗字

“日”字见于文献,最早可上溯到文字创始之时,甲骨文中出现的“日”字极多。这是一个与上古人类的物质生活、宗教信仰、礼仪制度关系密切的字。“日”字经过长期发展,字形结构有一些变化,但是它的意义只有三项:(一)太阳,即相对于月而言的“日”;(二)白昼,即相对于夜而言的“日”;(三)昼夜,即相对于年、月、时而言的“日”。当然,三项意义中太阳是最基本的意义,其余两项意义都是派生的。     

“與”“与”考源

“與”字为“譽”字的初文,本义是赞誉,造字意图源于对战争中胜利场面的描述,是对抬起、举起勇士的欢呼场面的刻画。“與”字和“与”字是繁简关系,“与”是“與”简省而来的,“ ■”、“■”是“与”的较早写法,“与”字的写法来源于“牙”字字形隶变过程中的异体写法。     

岳麓书院藏秦简所见复杂字词关系初探

从“皆”“偕”二字出现的时代来看,“皆”在无名组甲骨卜辞及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已可作为全称量化副词使用,而“偕”直至战国后期才逐渐虚化为齐同副词。秦简中多借用字形“皆”记录“偕”。西汉早期简文中出现了使用“偕”来记录“皆”的用例。楚简中“皆”“偕”之间的字词对应关系更为复杂。“买”在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叁）中同时承担了记录“买”与“卖”的职能,至岳麓秦简（肆—伍）中“买”“卖”二字记录已经基本完成分化,里耶秦简中已完全不见二字混用之例。     

新年话“福”

中国人最讲究一个“福”字。逢年过节，随处可见大红的“福”字，让人感受到“迎春接福”的浓厚气息。     

上古汉语“夫”字音义与汉藏语人类学关系论略

上古汉语“夫”字与人类学上之成了礼关系密切，基本义指“成年男性”。通过对汉藏 语系各亲族语言中有关“人”之语音的比较，可以发现它们的本词应是“夫”义扩大而来，因此， “夫”字应是汉藏语系内共同的基本词汇之一。族源问题与语源问题常常互相渗透，不能作如 是观，汉藏语系内各亲族语言同源之研究就很难达到目的。     

文献考证的“二难选择”——《文心雕龙·宗经》“铭”字复见校勘之反思

《文心雕龙·宗经》“铭”字复见问题历来是校勘学家关注的焦点，以范文澜校注的前后变化为例，明清以来复见之“铭”的校勘情况大致有两种趋势:唐写本发现之前，校勘者基本都认可朱郁仪所校之“移”字;唐写本发现之后，校勘者又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唐写本所作“盟”字是。作“移”有道理，作“盟”有依据，两者是非曲直的背后，映现的是刘勰宗经的思想基础和人们对经典与文章之间关系的认识角度。     

《左传》“乘”字考察

:《左传》中的车马词 ,“乘”字出现频率最高 ,使用最灵活。考察“乘”字用法 ,既能归纳出《左传》中“乘”字词义系统 ,又能管窥到古汉语词义演化规律。“乘”的基本意义是“乘车” ,以这个基本义为中心 ,朝着名、量方向引申出各种意义 ,经过了由具体到抽象 ,由个别到一般的交替演化过程     

《论语》名字解诂

古人生而有“名”,及冠而加“字”,因其名、字,比勘证发,常得真义,亦为训诂研究途径之一。本文将《论语》中出现的数十位人名的“名”与“字”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训诂,并且指出了各种存在的关系。     

龙马溪在何处

苏轼《出峡》诗云:“新滩阻风雪,村落去携杖,亦到龙马溪,茅屋沽村酿。”龙马溪在何处?冯景注云:“《环字记》:‘马鸣溪在夔州府,俗称龙马溪。昔土人牧马于溪上,产龙驹,四蹄利爪,朱驶赭尾,高可七尺。州将闻,以贡行在,载至溪口,攘鬣长鸣,跃于江。溪以名。”其意以为诗中龙马溪即夔州府之马鸣溪。查初白不同意此说,他在《太平环宇     

笑语连珠

老师让小明用“格外”两字造句。小明写道:“我们写字时,不能把字写到格外。”     

从“底”字短语的产生、发展看《元曲选》"的"字短语

名词性“底”字短语产生于唐代 ,晚唐五代运用逐渐增多 ,其内部构成初具规模。南宋时 ,“底”字短语大量运用 ,其内部构成类型已基本完备。从宋代开始 ,助词“底”出现了“的”的形式 ,到元代基本完成了对“底”蹬取代。《元曲选》“的”字短语在继承中有所发展、变化 ,与《元刊杂剧三十种》相比 ,亦有一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