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开篇神话的本真意蕴

《红楼梦》以神话开篇，发明了神话所具有的诗性哲思和发端威猛。女娲补天、灵石被弃、木石情缘，均是在源始处探索人类生命本真存在的意义，进而通过小说具体情节“以情悟道”，充满了深厚的文化意蕴。     

自然人性论的回归与张扬——王弼性情观初论

本体论思维方法是在王弼哲学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方法。在《老子注》、《周易注》、《论语释疑》中，王弼有意地运用这一学术方法，来重新思考人类内在自然本性与外在情感的关系，提出了“性其情”学说；进而，他以此为前提，倡言“圣人有情”说；使圣人从神的枷锁中摆脱出来，以活生生的人的姿态展示于世人面前。     

《红楼梦》的意蕴

《红楼梦》的意蕴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红楼梦》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情世态。第二个层面是《红楼梦》的悲剧性。本文认为《红楼梦》的悲剧性在于作家曹雪芹提出了一种审美理想,而这种审美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必然要被毁灭的。曹雪芹的审美理想是肯定“情”的价值,追求“情”的解放,他的《红楼梦》就是一部“有情之天下”被吞噬的悲剧,是一部“冷月葬花魂”的悲剧。《红楼梦》的第三个层面是《红楼梦》处处渗透着作家曹雪芹对整个人生的一种哲理性的感悟和感叹：对人生（生命）的终极意义的追问,对命运的体验和感叹。这是《红楼梦》意蕴中的形而上的层面,是一个最高的层面,也是一个长期以来不被人注意的层面     

从“诗言志”与“词缘情”看贾宝玉的“志”与“情”

“诗言志”与“词缘情”这两个诗学命题历来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志”与“情”也被赋予了诸多意义,其中不可忽视的是其独特的人文情感的意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于大观园中的女儿们,可谓既有“情”又有“志”。对于这种“情”与“志”的情感,曹雪芹将其升华。本文依据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情”与“志”,来分析曹雪芹的情感价值观。     

从“诗性智慧”看中国传统的诗性思维

维柯在《新科学》中用“诗性智慧”描述人类早期的思维方式,原始人凭借想像、感觉和情感来认识世界。在中国的诗性文化中,人们的思维也体现出诗性智慧的某些特质,如重类比、象征、推崇想像、整体直观等。     

试论译者主体性对文本的诠释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的含义起着重要的诠释作用。它着重表现在对文本“意”“情”“格”的理解与阐释上。文章从《红楼梦》中“食谷者生”一词的英译出发,讨论了译者与作者在文章的立意,情感风格各方面的一致。突出了译者主体性在彰显文本价值与含义中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滴”：曹雪芹妙用南京口语——《石头记》庚辰本中一句南京话论证

《红楼梦》一书的语言．．多数研究者认为用的是北京话。=1920年，佩之在《红楼梦新评》中说：“《红楼梦》所用的文字，是纯粹的北京土话。”1923年，俞平伯在《红楼梦辩》中说：“《红楼梦》用的是当时的纯粹京语。”1954年，俞平伯在《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一文中又说：“《红楼梦》里的对话几乎全都是北京话”。这些说法一时几成定论，近20多年来，—些研究者开始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除北京话外，     

以理束情,以情辅理——试析曹雪芹的情感思考

《红楼梦》＂大旨谈情＂,作者曹雪芹的情感思考是人们读懂《红楼梦》的关键。＂情＂可怡人,亦可没落一个显赫的家族。在秦可卿身上集中体现了曹雪芹对＂情＂的理解。也许,＂以理束情,以情辅理＂正是经过人生起伏的作者提示人们如何驾驭＂情＂字的八字箴言。     

因情而幻 以幻言情——《红楼梦》“情”“幻”关系综论

“情”与“幻”是《红楼梦》和曹雪芹美学思想中的两个最为重要的观念。在这两个观念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人生、哲学、思想、艺术内涵。因情而幻,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文学的特有标识;借幻言情,则是《红楼梦》独具的艺术特色。曹雪芹对“情”“幻”辩证关系的理解,丰富了古代小说艺术理论宝库;并且通过其艺术实践,将真实性寓于奇幻性、神秘性之中,使《红楼梦》展示了“空灵”与“坐实”、“虚幻”与“真情”完美结合、相得益彰的艺术奇观。     

王蒙“季节”系列对《红楼梦》艺术上的兼收并蓄

运用影响比较的方法从三个方面就王蒙的“季节”系列对《红楼梦》艺术上的多方面的继承、借鉴进行了比对分析和论述。情与政的双线交织:王蒙在构思和设置“季节”系列的主线和具体谋篇布局时,从《红楼梦》的“以兴衰为经,以情为纬”结构艺术中得到启示并加以借鉴吸收;日常生活的注重和艺术直觉的崇尚:王蒙在“季节”系列的创作中受到了《红楼梦》的“善写日常生活诸事、写得津津有味”艺术旨趣的启发、感染和影响;闲笔与陌生化手法的采用:王蒙非常欣赏《红楼梦》中的“闲笔”和“陌生化”手法,并在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基础上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来。“季节”系列对《红楼梦》艺术手法上的借鉴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根据时空及对象的变化而进行了创造性的革新和拓展。     

“悠悠之怀，希仰余光”——老藤“东北学”的诗性想象与建构

《北地》《北障》《北爱》三部长篇小说是老藤诗性想象和建构“东北学”的经典之作,它们以“在地性”寻根的方式重新点燃了具有鲜活生命意识和文化哲思的美学之焰。《北地》是拓荒者魂兮归来的反思之书;《北障》彰显猎人时代走向终结的悲戚;《北爱》则是理想主义者逆行的恢宏雅歌。“超稳定”的现实主义开辟出老藤小说无边广阔的道路,而隐秘盛开的浪漫主义又赋予老藤的东北世界万种风情。     

汉代《诗经》研究志与情评析

汉代《诗经》研究出现了“志”与“情”并提的局面。“志”字在保留先秦“怀抱”意义的基础上又有引申,有的“志”已与表示情感意义的“情”通用。“情”义变化更大,大多数表示情感意义,而且第一次被汉儒引入说《诗》中,这对《诗经》研究和我国诗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诸法实相”与《红楼梦》“情”之本体的挺立

《红楼梦》在诸法实相的思想基石上挺立出“情”本体,使之与“情”的境界、工夫和合于“情”的哲学体系中。《红楼梦》用烟雾朦胧之法使“情”与“空”的分立圆融成为可能,并凸显伤时骂世之旨;而“情”的大化流行,则处处体现着“诸法实相”的思辨智慧。基于“诸法实相”,“情”在境界嬗变与本体流转中不可避免地陷入悲苦之境,从而于悲情视域中完成了《红楼梦》的旨归。     

《全唐诗》“红楼”意象与《红楼梦》命意发微——廓清20世纪末红学的迷雾之一

《红楼梦》问世以来 ,关于“红楼”出典和《红楼梦》命意的索解 ,除了索隐派若干奇异的猜测 ,出现了一些会心的领悟和一个荒谬的循环。全面考察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并审视《红楼梦》文本所得七大证据表明 ,曹雪芹曾经寝食《全唐诗》 ,浸淫《全唐诗》。《全唐诗》中 60例“红楼”意象 ,所含九种含义可归为五类意蕴 ,与此对应 ,《红楼梦》命意可作由浅入深、由面到点、由实写到哲思的五重索解 ,小说的主人公、背景、情节走向、主导线索、哲理追求一切都可以由《红楼梦》这一书名化入或展开。二百年来特别是2 0世纪末有关《红楼梦》书名命意的肤浅和乖谬之见可以去矣     

从《红楼梦魇》看《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

《红楼梦魇》是文学家张爱玲情节化操作之外的特例，这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和评点专论，是她穷毕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这部学术专论的表征，而她与《红楼梦》及其作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这部专论的非学术隐义。张爱玲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红楼梦魇》作为自己的间接诉情文本。《红楼梦魇》的完成过程，是张爱玲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表达情感最后归宿的过程。同时，《〈红楼梦魇〉自序》为审视张爱玲与《红楼梦》及作者的情感渊源，考察她与曹雪芹在精神特质、审美传达等方面的契合，深入研究张爱玲的创作意识和文本意义，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也谈《红楼梦》大旨谈情的审美内涵

“情”乃《红楼梦》美学构思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曹雪芹“大旨不过谈情”的审美内涵。即“作者的痴情”、“书中人物的悲情”、“‘情不情’之‘情’”、“‘情情’之‘情’”、“世态人情之‘情’”。     

溯悲探美：解读《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思想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他是运用西方美学理论评论《红楼梦》的第一人,其悲剧理论的基础来源于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观。王国维通过“解脱说”,“优美、壮美说”,“三种悲剧说”,深刻剖析了《红楼梦》的关学价值。     

超越悲剧的人生思索——《红楼梦》开篇三个神话的寓意

《红楼梦》开篇“补天”、“还泪”以及“太虚幻境”的三个神话，具有一种“幻境迷离”之美。这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原因使得作者不得不借虚写实，更重要的是这三个神话透射着深挚的现实关照和深刻的人生哲思，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爱情、人生以及生命的深沉探索，也是其矛盾情感世界和真实人生体验的艺术再现。     

玉石冲突与四时转换--<红楼梦>结构论研究浅探

红学自产生以来就一直方兴未艾，研究《红楼梦》的专著和文章更是汗牛充栋。本文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来解读《红楼梦》，发现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间的矛盾即玉石对立冲突是《红楼梦》全书的最核心结构。而这种玉石冲突又是按时间顺序展开，通过四季循环将《红楼梦》的哲理提升到二律背反的人类悲剧命运的高度，进而对《红楼梦》的主题说、作者说得出自己的结论。     

《红楼梦》家族自叙传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以个人经历为隐线,以家族生活为背景,从而拓展出人生与社会的画面,是《红楼梦》“自叙传”写作模式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为现代作家所继承与发展。巴金的《家》是典型的以大家庭为题材的“自叙小说”;曹禺写《雷雨》,不仅受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影响,也深受《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影响;张爱玲是《红楼梦》迷,《金锁记》折射出《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是在心灵深处,而不在简单的笔法描摹。巴金、曹禺、张爱玲等一批现代作家,凭借“第二自我”披露出自我情感的隐秘,并以多元的人物性格折射出家族衰败的必然命运,从而带有《红楼梦》影响的自叙家族史话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