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异体问责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已经成为了我国行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实现途径,被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亮点。问责制可以分为同体问责制和异体问责制,异体问责制度是问责制度的关键,它指行政机关以外的有权机构或人员对政府的问责,其目的在于通过外部的约束让行政官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本文通过对异体问责制度的分析,结合美英等国的问责制度,提出了我国异体问责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官员问责的政治逻辑、制度建构与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它是民主政治的必然逻辑、权责一致原则的具体要求和改善中国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官员问责宗旨的实现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当前需要重点关注问责的事由、问责的主体、问责的程序制度。但是,制度建构属于基础性的条件,是一个较为长期的任务,目前还应该选择坚决锁定行政高官为问责对象、特别重视官员问责的连带性、认真分析不同类型责任的承担方式、极力推行政务公开与透明等关键点加以突破。     

走出中国政府问责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误区

政府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当前,政府问责这一理念在中国虽被广泛接受,但实践效果并不尽人意,还存在着一些失误。究其原因,是人们对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存在认识误区,因而导致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官员责任意识不强、公民问责意识淡漠、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行为缺乏制度保障等。因此,中国政府问责制的完善不仅需要官员和公民意识的提高,还需要进行制度建设以使政府问责制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三三问责制":责任政府的实现途径

政府责任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执行政策,执行上级指示和遵守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及角色要求,管理社会.实现政府责任的途径就是切实可行的问责制.问责主体也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决策者;二是上级和专门监察机关;三是社会及代议机构、中介组织和公共媒体等.因此,可以把这种问责制称为"三三问责制".决策者和社会主要从自己的利益或政策意图出发判断政府责任,即从政府组织行为的结果上来问责,而组织内的问责主要根据组织过程来问责.无论哪一种政府责任的实现都必须以相应的体制保障为前提.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效果乏力的病理分析与改革措施

随着行政问责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大规模建立,问责行为日益普遍。当前,人们普遍认为行政问责制最大的不足是行政问责效果不尽如人意,其主要表现为对案件处理的搁延、处理结果有失公正、被处理人员非法重新启用等方面。究其原因,在于行政问责法律与制度的不完善,监督体系欠缺,公民问责意识淡漠,以及客观存在的合法化转型危机等。因此,行政问责制的根本改善需要一整套从制度完善到文化建设的系统改革措施。     

行政问责制的约束软化问题研究

2003年至今,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一直存在着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问责信息缺失、问责文化滞后等问题。以S市近年来的行政问责情况进行分析,呈现出行政问责的约束软化问题,通过分析表现影响、原因,提出了应对行政问责制约束软化的对策。     

政府官员问责制：多维理论基础与制度建构探析

近年来,我国官员问责事件频频出现于媒体报道,官员问责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行政生活中的惯例,现代化的官员问责制似乎已经呼之欲出。针对这种现象,文章着重在我国现实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社会背景下,探讨建立政府官员问责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确立我国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提出立法建构的设想,指出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行政问责与政府执行力问题探究

构建责任政府,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的逐步完善,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这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在我国是实际生活中政府的诚信缺失屡见不鲜,因此,健全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加强对政府执行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束,从根本上防止权力滥用和行政不作为,提升政府执行力,是一个十分重要和迫切的任务.     

引咎辞职、问责制与治道变革

2004年中国政府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推行引咎辞职,实行政府官员问责制.本文分析了引咎辞职以及问责制对于责任政府建设的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政府的这些举措基本上还停留于行政性操作的范畴,要进一步推进责任政府,必须在技术上完善引咎辞职以及相关的责任制度安排,并在制度上重视从行政性问责走向程序性问责.在此基础上论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引咎辞职和问责制对于推进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意义,认为引咎辞职和问责制有利于提升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有效需求,从而有可能促进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但这两个制度的有效推行,也需要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这两者是行动改变条件,条件提升行动的关系.     

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分析与建构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与行政问责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日臻完善。然而,从整体而言,中国的行政问责制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其制度设计还不完善,存在着诸如行政问责立法滞后、问责内涵界定模糊、问责主体指向单一、问责客体规定不明、问责范围涵盖不广、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明确、问责惩罚标准不统一、问责启动方向单一等问题。因此,中国立法部门应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对行政问责主体、行政问责客体、行政问责范围、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行政问责方式和行政问责程序给予明确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