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理智主义的质疑与忧虑——博尔赫斯《马可福音》之解读

博尔赫斯在短篇小说《马可福音》中表达了其对理智主义的质疑与忧虑。在小说中,博尔赫斯试图建构一组理智主义对直觉主义的矛盾,旨在呈现两个主体间的互动与对抗。故事中代表理智主义的埃斯比诺萨运用修辞、表演向代表直觉主义的古特雷一家讲述"马可福音"的过程是二者关系发生蜕变之过程;同时,埃斯比诺萨与古特雷一家讲者与被讲述者关系的最终破裂则暗示了博尔赫斯对于理智主义在把握世界认识方面的质疑与忧虑。     

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解构与神学的三重关系

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解构在其存在之思中具有重要地位,而这种解构工作与基督教神学之间至少存在着三重密切关系.就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来源而言,弗莱堡早期海德格尔的“宗教课程”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已经预示了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不断解构;就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向度而言,尽管解构工作的神学指向并不完全清晰、始终一致,但是透显出要求由某种“宗教诗学”代替传统宗教神学和宗教哲学的趋向;就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意义而言,虽然它对20世纪西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无可匹敌的广泛影响,但是对这种解构工作的神学运用仍然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挑战.     

从“基督之爱”到“理性之爱”--论黑格尔“理性”思想之宗教起源

爱是基督教思想的核心与灵魂,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违背了耶稣之爱的初衷,而走向对立的“实证宗教”。康德“道德神学”的目的就在于批判基督教所造成的上帝、世界、人之间的对立。黑格尔起初赞成康德理性思想的批判,但是随着对“实证性”理解的深入,黑格尔发现康德的“道德神学”也是“实证”的。因此,黑格尔要求重新回归“基督之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性之爱”。“理性之爱”即黑格尔理性思想的起源,从基督之爱向理性之爱的过渡,即黑格尔理性思想从宗教向哲学的过渡。     

论“国家理由”的二律背反——对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康德式重构

近代以来关于“国家理由”的论证中,以基督教二元主义政治观为背景的自由主义与在思辨神学的框架中展开的黑格尔主义,各执一端,互相反对。如果以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线索,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为视角,重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进路,则不仅可以揭示出黑格尔法哲学的思辨哲学根源,提炼出一种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国家形式,而且还可能将这种形式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性分析予以对接。在更高的层次重构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当是突破“国家理由”之二律背反,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潜力的推进方向。     

从西塞罗到奥古斯丁：自然神学及其局限

自然神学是现代基督教神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本文试图从古典的语境发掘这个主题的现代性启示。本文分析了西塞罗和奥古斯丁关于自然神学的论述,指出他们基于柏拉图主义的共同背景所具有的一致性,也指出他们基于不同的政治哲学语境以不同的视野反思自然神学的局限性。籍着这种批评性的追溯,本文指出柏拉图主义的神学观念在希腊化和早期基督教时期所经历的转折。     

《鼠疫》：在荒诞与反抗之间

小说《鼠疫》借助对苦难、死亡与存在的思考,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推到极致,构造了人类反抗姿态与荒诞处境之间的张力,肯定了一种力所能及的行动,提示无神时代的现代人在爱中寻找信仰之源。因此,在荒诞与反抗之间实现自我的定位,成了《鼠疫》给予现代人的重要启示。     

试析赫尔德走向历史哲学的契机

本文对德国十八世纪重要的思想家赫尔德从早年的美学和文学研究转向历史哲学研究的内在思想契机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早年的赫尔德兴趣主要在于文学与语言批评,后来他却将主要思考放在历史哲学之上。笔者认为,促成赫尔德研究转向的思想契机主要有两个：一是以牛顿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分析的方法＂;二是整个赫尔德的思考预设为背景的基督教神学思想。     

“千禧年主义”视野中的太平天国运动

千禧年主义特指一种具有救赎意识的大众激进运动, 它反映了特定的思想与行为模式。太平天国运动的千禧年性质体现在太平理想与天国的想象、 救世主及救赎意识、 运动的人民性、 暴力、杀妖、 宣扬醒悟时刻已经到来诸方面。 太平天国的千禧年主义并非西方基督教千禧年主义中传的结果, 它源于洪秀全结合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对基督教进行创造性改造而形成的独特神学。 笔者通过对19世纪世界范围内千禧年运动的比较考察, 表明太平天国运动实为传统中国人面临现代性压力所作出的独特回应。     

康德对“基督教”的“道德建构”——对《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的一种解读

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对宗教进行了道德的诠释和建构,然而,他对宗教的道德诠释不是指向所有的宗教,而只是特别指向基督教;他对基督教的道德诠释不是为了消解基督教,而是为了重新建构基督教。康德对基督教的道德诠释奠定了对现代神学进行道德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对现代哲学和现代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丰富的启示。     

理性与启示的调和——论基督教对古希腊哲学的历史接纳

希腊哲学以早期自然神学作为开端,经过古典时期的理性神学的发展形成了理性神和一神的观念,最终在希腊化时期以理性与启示的调和为基督教神学所汲取和接纳,并被基督教护教士们用来为基督教信仰作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