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不剌”再解

《中州学刊》一九八二年第五期,刊登了乐耕同志的《“颠不刺”绎解》一文,读了获益不小。乐耕同志认为董解元《西厢记》方言“颠不刺”一词,仍依王季思先生注释“风流“为宜。他的根据是董西厢“引子”末尾有“穷缀作,腌对付;怕曲儿捻到风流处,教普天下颠不刺的浪儿每许。”意思是:既然上句有“怕曲儿捻到风流处”,则下句的“教普天下颠不剌的浪儿每许”中的“颠不剌”,就是上句“风流”的意思了。     

CPW购衣新概念

CPW是当今国际商业界最流行的一句行话:即每穿一次的费用。CPW就是一套服装的价格除以预计可能穿的次数,每一位购物者追求的都是尽可能低的CPW。     

卢植《礼记解诂》探微

卢植《礼记解诂》一书已亡佚,根据相关文献的记载,此书当亡佚于唐末五代时期。从现存的资料来看,《礼记解诂》的训诂内容主要是释词和解句,训诂方式和方法主要有声训、义训、征古例和征今例。郑玄在作《礼记注》时曾以卢植《礼记解诂》作为参考。     

陶渊明“有志不获骋”句新解

陶渊明《杂诗》其二有句云:"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悽,终晓不能静。"其中"有志不获骋"句人多解为理想壮志不得实现、才华不能施展的苦闷,这种解释恐系误读。"志"的含义较广,并不专指政治抱负。无论从他的诗文作品看,还是从他的从政表现看,中年以后的陶渊明很难说有什么政治抱负。年富力强时期尚且如此,到五十岁老病交加之时,却因为抱负不得实现而通宵不眠,殊不合常情。本句中的"志"不应作政治抱负解,只是一种泛说,句谓心里的愿望无论大小大都已无力实现。"日月"两句写的是一种老年感受,谓时光飞逝,忽臻老境,精力不济,力不从心。作者所以焦虑万端,终晓不静者,盖因意识到来日无多,人生已入最后途程,而非政治抱负未得施展。     

“踌躇满志”新解

“踌躇满志”是人们熟识的一个成语,出自《庄子·养生主》,原文为:“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从晋人郭象开始,历史上各注家及现当代各选本都以“为之踌躇满志”为句。然而仔细体味文意及参考“踌躇”一词的类似用法,愚以为“踌躇”与“满志”之间似应隔断,分作两句。“踌躇”的意义也不是逸豫从容、从容自得,而是犹豫不决、仔细思量。     

《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句探微——从朱学的视角看

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一句,素称难解。己丑(1169)中和之悟以后,朱熹对该句的诠释历经反复,其定说保存在成于乾道癸巳(1173)的《太极解义》及《通书解》中。朱熹对该句的理解虽符合儒家的义理,且有其经典的来源和训诂的依据,却未必是周敦颐的本义。在朱熹解的基础上,结合《通书》中的相关段落,对“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句,完全可以提出一种既不越出朱子学的义理架构,又更符合周敦颐本义的解释。并且,这一解释还可以回应张栻、吕祖谦、牟宗三、劳思光等对其提出的各种批评。     

风云波澜眼底生──说绝句的转笔技法

风云波澜眼底生──说绝句的转笔技法吴绍礼，娜木罕就结构而言，一首绝句同一篇文章一样，也有起、承、转、合四个基本步骤。绝句每首四句，第一句为“起”，次甸为“承”，第三句为“转”，末句为“合”。这种称谓最早见于元代范椁。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诗，第一句“...     

模仿与从众：时尚流行的心理机制

模仿与从众：时尚流行的心理机制周晓虹“东施效颦”，在中国是一句妇孺皆知的成语。我们现在关于时尚流行的心理机制的探讨就从这句成语开始。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十分熟练地说出这句成语的由来。在２０００多年前的春秋末年，当越国苎罗人西施尚未被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     

论段落中心意义的形成

段落的组织是段落意义与段落中心意义矛盾运动的过程，这一矛盾的解决取决于段落各语句句义的控制。如果每一语句的句义既能有别于其它语句，又能同一于其它语句，段落就能在多元的段落意义中形成单一的段落中心意义．围绕这一观点，文章从段落意义与段落中心意义矛盾形成的原因、矛盾解决的途径及方法等三个方面作了探讨，并分别形成了相应的结论。     

“两岸猿声啼不住”新解

李白《早发白帝城》诗中“两岸猿声啼不住”一句,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解释为:“啼不住,谓猿鸣此落彼起,连绵不绝。”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十三所高等院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解释为:“啼不住,不断地叫着。”其他的有关选注本或不注,或与上两注大同小异。但若依以上两解,则与本句及下句的文意,与全诗的情绪不符。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念是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一,相对于诗歌、小说、历史剧等研究而言,现代歌诗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他的现代歌诗观包括配乐演唱的现代诗歌和具有诗歌元素的现代歌词与新歌剧剧词三部分,其现代歌诗观念对当下诗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北宋诗人对七绝诗体的认识

对北宋七绝审美风格迥异于唐人的原因,清代一些诗评家将其归结为北宋诗人对七绝诗体源起的错误理解。此类论述涉及问题有二:一是北宋诗人认为七绝乃截律而成;二是北宋七绝不像唐代入乐而歌。其评述似是而非。     

施蛰存的诗歌翻译及其对当代诗歌的影响

施蛰存的文学创作是从诗开始的,他的文学翻译工作也是从诗开始的。施蛰存的文学翻译主张兼收并蓄,但他更热衷于现代主义诗歌的译介,他所翻译的外国现代主义诗歌作品一直影响到新时期的朦胧诗。     

陈白沙诗歌散论

陈白沙是明代最具诗名的理学家,虽颇为文学史冷遇,但有着不容忽视的诗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学宗自然,要归于自得的陈白沙的道学思想与诗歌实践相融为一,借诗明道。自然率意、主张性情的诗歌追求之下始终有着深沉的儒者关怀与难以割舍的风雅情结。     

西晋故事体歌诗与后代说唱文学之关系考论

我国表演艺术的发展,在汉代就已产生了以音乐伴唱演述故事的相和曲、横吹曲和杂曲歌,同时还出现了以讲说和唱诵故事为主的俗赋,以及将歌、乐、舞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表演故事的歌舞艺术雏形。西晋时期出现的一批故事体歌诗,正是汉代表演艺术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些歌诗或歌咏正史中史实,或敷衍民间故事,或为前代表现历史题材的歌诗的改写,均为历史题材,具有一定的情节,并与音乐或歌舞密切相关。其所歌咏的历史故事和人物,成为后来说唱文学的常见题材;其集故事性与表演性为一体的特点,也被后者所继承。因此,西晋故事体歌诗不仅对说唱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说唱文学的重要源头。对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有必要进行重新的认识。     

宋词中的节日习俗与民族文化

在中国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宋词是一个光彩夺目的亮点。大量以节令习俗为题材的优秀作品,不仅描绘了大自然在不同的季节里的壮丽图景,表现了词作者的社会文化观念和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关注,也通过“词”的载体传承了民族文化中的节日习俗的特点和意义。     

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

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王室、贵族以及文人阶层高涨的歌诗艺术消费需求,直接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全面发展。胡人艺术家受到了大众的普遍欢迎,胡乐则以其强劲的活力左右着歌诗艺术消费市场,入隋以后,南北艺人共同完成了华夏正声和胡夷之乐的融汇,开创出歌诗艺术发展的新局面,不仅使歌诗艺术的创作与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也构成了唐代歌诗发展兴盛的一个新起点。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特征浅析

本文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为研究对象,试从题材、体裁两方面对其歌诗特征进行探讨。     

唐音始肇:王勃对初唐七言歌行发展的贡献

七言歌行是初唐时期最具审美特色的诗体之一。王勃作为初唐重要诗人,以诗文革新运动为契机,实践了援赋入诗的写作方式,促进了七言歌行在初唐的勃兴。同时,作为初唐歌行写作的先行者,他的作品长于抒情,语言华丽,在句型和押韵上流动灵活,更具有婉转流丽的音乐美,对于初唐歌行的体制规范的形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歌行作为诗歌王国里的自由之子,其体制规范只有大概的意义。它更重要的特征乃是自由。这正是歌行难以定义的原因。歌行这种既具有一定的体制规范、又开放自由的诗体学特征,正与大唐盛世的政治文化品格有一种内在的相似性。王勃在歌行的写作中,一以贯之的也正是这一特征。王勃以自己的诗歌美学和创作实践对七言歌行的勃兴和发展及开启一代唐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论唐代“诗客曲子词”的体式特征及其对词体演进的贡献

在词体滥觞的中晚唐时期,词所倚之"声"是俗乐"曲子"[1](P117)。其文体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必得与"曲子"相辅相成,且深受曲体结构的约束。最初的"诗客"作"曲子",并非要将歌词当作一种单独的文体从曲子里剥离出来,相反却力求兼顾,以使文乐谐美。唐代文人既注重"倚声"谐唱以制词,又出于创作惯性引近体诗律为句,迈出了词体"律化"的第一步。"诗客曲子词"的出现,从文学和音乐两个方面提升了曲子辞的艺术成就,使文与乐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