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渠与"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范式”是国内现代化研究开拓者之一罗荣渠教授等人在反思“革命范式”及战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框架和解释模式,是关注中国现实的产物,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现代化范式”以“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逻辑起点,坚持历史主义的现代化分析框架,把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看作现代化的中心命题,而对制度和观念两层面现代化的独立地位及其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重要意义则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今天,“现代化范式”的进一步完善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现实关怀。     

中西差别与"现代化范式"的反思

邓正来教授的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深刻地分析了中国法学发展的现状,有力地揭示了其中所存在的根本困境。笔者认为,邓教授的论文实际上反思的是如何认识困扰中国一百多年的“中西差别”问题。由于没有注意到构成性限定词与归属性限定词的区分,邓教授不经意地把“西方现代化”等同为了“现代化”,这容易让人对他真正论点产生误解。此外,笔者表明,邓教授对范式的使用与库恩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并且没有为他的用法提供充足的理由。邓文中的这两个问题都有可能使我们对“中西差别”的认识产生误解,因此,文章的结论是:“现代化范式”并不适合用来概括中国法学困境的根本原因。     

正确评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取向——与李文海、张海鹏、龚书铎等教授商榷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转换研究视角、更新研究理论、开拓研究方法,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研究的学术园地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运用现代化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大量涌现。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一目前已经稳固地居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主流地位的“现代化取向”(有文章称为“新范式”“现代化范式”或“现代化史观”),一直以来却不断地受到了一些以捍卫“革命史取向”(有文章称为“旧范式”“革命史范式”或“革命史观”)自居和以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自居的学者、学术研究机构…     

关于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若干认识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人对于现代化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由“四个现代化”转变为现代化是“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一个包罗宏富的转变过程”。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革命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现代化范式”可以将革命史的内容包含其中,与“革命史范式”相比,“现代化范式”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实际情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可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现代化实践范式的质转

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范式,实际上主要经历了“西化”、“苏联模式”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种范式转变.这三种实践范式既有时间上的先后性,又有交叉性,在具体的实施内容上也有不同程度的交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现代化实践范式是中国现代化在历经“西化”、苏联模式化等各种实践范式之后的必然转换.     

政治现代化的范式：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方法论

目前的中共党史研究主要遵循革命史研究与国家史研究两种范式.革命史研究范式受限于特定的伦理判断,割裂了中国共产党与之前时代的历史延续性;国家史研究范式则偏离了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心议题的学科规定性.因此,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有必要从方法论角度进行一次转型.而政治现代化的范式则有助于突破革命史研究范式与国家史研究范式的局限.一方面,政治现代化的范式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的研究议题,扭转目前国家史研究范式出现的“议题偏离”的趋势;另一方面,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结合,弥补传统革命史范式忽视政治生态与立足价值判断的不足.政治现代化的范式存在三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是“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统一;第二,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是对传统中共党史研究范式的“扬弃”;第三,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是要从政治生态系统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     

“社会转型”理论的再构与创新发展

“杜会转型”理论是一个关涉社会发展范式层面的理论,今天它已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化社会变迁的理论支点。但由于这种范式是对“早发”国家现代化历程所概括出的发展范式,故显得已容纳不下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发展要求了,也就是说现有的“二分范式转型论”的“单层转型”的模式——“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理论,已不能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化变迁理论的支点。因此,我们必须赋于“社会转型”概念以新的内涵,即用“三分范式”的“社会双重转型论”来代替现有的“社会转型”理论。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分析框架才能够为我国现实中业已存在的“农业——工业——信息业”三元结构的共时态发展和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并成为真正社会转型理论的支点。     

程序理性反抗价值虚无主义的徒劳——就"新程序主义法学范式及其对中国法学发展之意义"和季卫东教授商榷

邓正来提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设问,企图通过批判西方现代化范式为中国法学的自主发展提供一种新方向。季卫东则站在捍卫和发展现代化范式的立场,认为“新程序主义法学范式”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回答。本文认为邓正来之所以能够提出其设问,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价值虚无主义的现代性危机已经成为全球现象,而基于程序性建构理性的新程序主义法学范式正是这一现象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之一,并不能构成对它的克服。因此,一种超越新程序主义范式的理论视野和实践诉求始终是被要求着的,它也要求我们在一种更广阔的思想版图中思考中国法学发展的现状和未来。     

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答赵勇博士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比较典型的范式,即批判理论范式、现代化理论范式与"新左派"理论范式.批判理论范式的主要理论资源是西方的批判理论,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它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中国语境意识与具体历史意识,其大众文化批判从而流于抽象的道德批判与审美批判;现代化理论范式的主要理论资源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而其最大特色在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社会历史转型中来认识并评价大众文化,肯定其政治意义;"新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范式同样对大众文化持激进批判态度,但是其在研究方法上更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认为大众文化是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这三种范式各有自己的特点与优劣,应该在综合的基础上形成良性的互补.     

论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社会变革主题转向现代化 ,中国近现代史学中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不断受到挑战 ,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在“革命”的传统范式之外出现了“现代化”这个新范式。从现代化的视角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所经历的社会巨变进行深刻反思 ,弄清社会革命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主题、中国革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脉络 ,并为中国革命史研究走向深入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构架。社会革命是社会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社会革命是指先进阶级运用暴力手段推翻反动阶级的统…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