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演进与诗学之自觉──曹丕“诗赋欲丽”说抉微

考察一种思想观念的特质，仅仅停留在思想学术层面的解说是远远不够的，其得以出现的文化乃至技术条件必须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同时，思想的发展是前后相续的过程，它处于萌芽状态时面目并不清晰，当我们用历史生成的眼光追溯后代某些“成型”的思想，这时其源头的理论价值才看得比较清楚。曹丕《典论·论文》云：“文本同而未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段话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文体论，它第一次提出了文体的分类问题，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或写作规范作出厂大致的规定和概括。其中之“诗赋欲丽”说，被认为是中国…     

蔡邕奏议论略

蔡邕是东汉文史大家，其奏议现存23篇。较之碑文与辞赋，蔡邕奏议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本文从论政、议边患、荐贤才、陈下情等方面探讨蔡邕奏议的思想内容，从借灾异进谏、论理切直，抒忠愤之情、显不平之气，引经据典、辞藻华美，文风典雅、结构严密等方面，论述了其文学特点，并对其贡献与不足作了评述，以期对蔡邕与东汉奏议研究有所助益。     

东汉镜铭中的"黄帝"与"伯牙"

在以祈祝内容为主的东汉镜铭中,多见"黄帝"和"白牙(即伯牙)的字样.本文结合这一类镜铭和相关传世文献,对"黄帝"和"伯牙"出现在镜铭中的文化含义作一些探讨分析."黄帝"与"伯牙"同时出现在镜铭中,是当时宗教信仰、风俗人情、社会思潮及经济状况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砥柱铭》用字规范研究

《砥柱铭》正文文字内容407字,明显错字9个,不规范汉字15个,全部错字和绝大部分不规范汉字在历史上都没有相同的异体字和碑别字的写法。文章从《砥柱铭》文字内容的前后对照、"宋四家"书法用字分析、北宋政治及文化背景、文化史角度、《嘉祐石经》的刊刻、黄庭坚的书论诗论以及异体字角度等方面论述,得出结论《砥柱铭》不是黄庭坚的墨迹,并且推测此件作品属于临摹作品,域外汉学家或书法高手的可能性大。     

魏晋南北朝妇女对学术文化的贡献

<正> 魏晋南北朝号称乱世,在学术文化上却是一个大放异彩的时代,而广大妇女所起的积极作用和作出的杰出贡献是不容忽视的。笔者特撰此文,略作论述。一魏晋南北朝妇女对学术文化的贡献首先表现在文学上。从汉魏之际到南北朝,从建安文学到“永明体”的产生,各个时期都有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各种文体的发展均有其一份功绩;她们创作了大量的诗、赋、铭、颂、诔、赞、书、疏,撰写了一批文集,给后世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建安年间被历代作家誉为中国文学的黄金时     

陆贽奏议及其理乱观初探

唐·陆宣公(陆贽)奏议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公务文书的典范,是封建国家统治人物理财、理政的思想指南,加强封建政权建设的谋略库。当前研究奏议,国外已有人初设“奏议学”从若干方面有所涉及,国内学术界对此亦颇为关注。本文拟就此略抒己见,就教于方家。陆贽奏议的学术地位     

东汉诔文的定型

东汉是诔文的定型阶段,前承先秦西汉诔文的初兴,后启魏晋诔文的繁荣,具有过渡性的特点。东汉诔文的定型主要表现在诔文之体制模式、诔谥关系的转变、语言形式的变化三个方面。在诔文体制模式上已经形成了前半叙德后半表哀的标准模式;在诔与谥的关系上既继承前代的某些既定因素,又有所改变;在语体形式上,顺应文学语文发展的趋势,其骈偶因素在诔文中的分量加大,是魏晋南北朝骈体诔文形成的前驱。     

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先秦散文文体论

中国古代散文的源头,起自先秦,其特点一是百花齐放,众体皆备;二是文史哲不分家;三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先秦史传散文,包含赋颂、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谐（隐）、史传、论说、檄移、章表、对问、书记以及叙事、小说各体;诸子散文,则包含语录体、寓言体、议论体、说唱体、对问体甚至诗体散文.诸子散文中的叶韵,与其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有密切关系.故章学诚指出：“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是为的论.     

"抱利器而无所施"——曹植后期表文指瑕

从奏议文体写作的角度来看,曹植后期表文存在不足之处。全面、客观地评价曹植及其表文在奏议文体发展史上的作用、地位,可进一步推动曹植研究与奏议文体研究,并对当今上行公文的写作有所鉴戒。     

古代奏议继承价值探微

“奏议”是中国古代社会臣下上奏帝王的文书的总称.属于古代上行公文的一大类.历朝奏议具体名目繁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奏议种类有上书、章、表、奏、议,对、疏、封事、札(答刂)等.由于中国历代王朝政出一人,所有臣下的意见都必须通过上书的形式,反馈给帝王,所以造成“奏议”内容丰富,数量众多;又由于要使帝王接受采纳自己的意见,写作时就必须精心构造,因此名篇佳作不胜枚举.对这些名篇佳作,人们历来注重的是它们的文学成就,从公文的角度来研究它们的价值却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拟从公文写作的角度,谈谈古代奏议的继承价值.     

论汉晋时期文章的集作形态

汉晋时期，文献以简牍为载体，文章有一长一短两种状态，长文书于简册，短文书于札牍。长文来源于分书于单简的零散资料，或作者构思的短句短章，作者将书于众简的资料集合串联，即构成长文或著述。通过这种方式缀合的，即集作。其中，材料靠辑集整合而成的谓之辑录体，以这种方式编撰的作品外表宏大，内里松散；奏议、书论等长文可称为创作体，语气完足，布局整密，无拼合组接之迹。集作的优势和弊端，都是由简牍书写条件造成的，可见文章规模体制与所用文献载体大有关联。从文献载体来解释汉魏晋初的文体、文风特征，可以揭示问题的根源，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论西汉奏议的形态和运作

根据蔡邕的《独断》和刘勰的《文心雕龙》记载,西汉奏议被分为章、表、奏、议四类,但是例外的情况在《汉书》和其他文献资料中都可以找得到。本文对西汉奏议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归纳分类,并根据出土文献考察了其具体的格式,在古代文书和出土资料的基础上尽量恢复西汉奏议简牍运用和书写的原貌;对奏议的传递和处理也作了探讨。     

论汉赋与汉代奏议的互动关系

汉赋与汉代奏议属于不同的文体,前者属于纯文学范畴,后者为应用性文体,它们都是汉代高度发达的文体。这两种文体看似毫不相关,但在汉代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代文人基本上都能兼擅奏议与赋;从这两种文体对汉代政治强烈关注的角度来看,二者内容上具有较强的趋同性;汉赋与汉代奏议在写法上也互相渗透。汉赋与汉代奏议齐头并进、互相渗透,形成汉代一种繁荣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     

组织“学案”,推动当代学术史研究

《云梦学刊》的"当代学术史研究"办得很有特色,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与肯定,其长远意义将随着学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凸显.因考虑得不多,仅提个建议. 一、接续我国古代以来的"学案"传统 我国有编撰"学案"的传统,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儒学案》,都是学术名著.现代如钱穆《朱子新学案》、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也成为了学术名著.近年来有看到《民国学案》(6册)、《二十世纪中华学案》(10册)等多卷本的著作出版.     

文体生态与文体变迁——以先唐诔文为例

先唐诔文和哀辞经历了一个渐趋融合的过程,这是由于二者交际环境和交流目的的交叉而引发的。先唐诔文和碑文则经历了一个由相混走向有别的过程,碑文日益强化其实用性而诔文则逐渐向文学文体演进。诔文与伤悼诗赋的交流与沟通,引导了诔文由实用性文体向文学文体的转变。先唐诔文在文体对话中逐渐形成自身的文体规范,又在文体交流中逐渐失去了其文体独特性。     

范缜任国子博士的年代兼及裴子野的生年

按《梁书·儒林·范缜传》载,范缜于天监四年因王亮一事而被谪徙广州。“缜在南累年,追还京。既至,以为中书郎,国子博士,卒官。”又按《梁书·裴子野传》:“二年(?),……时中书范缜与子野未遇,闻其行业而善焉。会迁国子博士,乃上表让之曰:‘伏见前冠军录事参军河东裴子野,年四十,……。’由此可知,范缜先任宫中书郎,以后又迁为国子博士。那么,范缜是在哪一年任国子博士的呢?上面提到的“二年”不知具体为何年。按范缜上书推荐裴子野时年四十岁,而《梁书·裴子野传》称裴子野卒于梁中大通二年(公元五三○年),共活了六十二岁,依此,则裴子野四十岁时正好是梁天监八年,亦范缜任国子博士是在天监八年.但这与前面记载有矛盾之处。据《梁书·裴子野传》载:“天监树,尚书仆射范云嘉其行,将表     

"东亚汉诗史(多卷本)"简介

2019年,以上海师范大学严明教授为首席专家申报的"东亚汉诗史(多卷本)"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9ZDA295)立项.该项目立足东亚汉诗共同体的历史平台及宏观视角,融汇古典诗学与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构建东亚汉诗史研究的完整学术体系,在此基础上编撰多卷本《东亚汉诗史》,建立东亚汉诗研究文献数据库.     

刘熙载的书品人品论——从"狂狷"、"乡愿"谈起

刘熙载是清朝中叶后期著名的书法理论家及书法批评家,其书论收在《艺概.书概》及《游艺约言》之中。刘熙载论书极重人品,并据人品为书法立品,“狂狷”和“乡愿”即其中的二品;他仰慕圣贤,心仪“狂狷”,痛斥“乡愿”,从而构成了其书品人品论的梯级。他的“书如其人”论旨在劝人坚持操守,“迁善”、“改过”。     

在学术批评中确立学术规范

越来越多的学人在谈论学术界的种种“失范”现象,但如何建立和维护学术规范,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要像自然科学研究论著那样,规定论著必须有摘要、前言、文献综述、方法、发现、讨论和参考文献诸部分;有的说,要像西方的洋人那样,在出版社和杂志社建立双重匿名人审稿制;还有的说,要从大学开始抓起,讲授学术研究的ＡＢＣ。这些建议都给人以有意义的启示,但似乎过多地看重学术规范的具体形式,忽略学术规范的目的乃推动学术发展这一根本点。正如法律制度的建立(此乃法制)并不一定上能够保证法律的执行和实施(此谓法治)一样,问题不在于重…     

以德治学 任学道远—就王铭事件谈“北大现象”

2002年伊始,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报》(2002年1月10日)发表北京大学博士生晓声撰写的《北大博导抄袭,叫人如何不失望?———评王铭铭<想象的异邦>抄袭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的文章和复旦大学曹树基教授就此事件发表的评论文章———《从王铭铭抄袭一事谈建立学术道歉制度》。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等也发表了不少相关的评论文章。遵守学术规范,恪守学术伦理,加强学风建设,推动学术发展,是学术界、教育界、期刊界面临的共同任务,也是本刊关注和努力的方向之一。为此,本刊本期围绕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抄袭事件编发周祥森、黄安年、倪乐雄、任士英先生的文章,希望能借此深化和推动有关讨论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