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主体的人工股市建模及其实证研究

构建一个基于模糊决策学习的人工股市仿真模型,采用灵敏度分析、历史数据法对模型进行了检验和校准,并将其应用于"大小非解禁"问题的实证研究.仿真结果表明,大量抛售行为与股价波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长短期效果并不一致,证明中国股市的"大小非限售"政策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波动风险传导效应研究

由于金融资产收益的条件波动率不仅是金融市场风险度量的重要指标,而且呈现出明显的杠杆效应。因此,本文运用能够刻画波动率杠杆效应的LGARCH(Leverage GARCH)模型对金融市场条件波动率进行建模分析,进而运用Granger-Causality检验分析了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波动风险的传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区间,上海股市与周边重要股市的联系比较微弱,仅与香港股市存在一定的风险传导关系,而与东京、新加坡股市却不存在传导关系。然而,在我国股市对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QFII)开放后,中国股市与周边股市的波动风险传导关系明显异于对QFII开放之前和整个样本期的风险传导关系,上海股市与香港、东京、新加坡股市间的波动风险传导关系均显著增强。     

基于分位数Granger因果的网络情绪与股市收益关系研究

 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动除受宏观基本因素影响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众多个体投资者或噪音交易者行为左右。中国股票市场拥有庞大的个人投资者群体,且股民群体与网民群体之间具有高度耦合性,使用网络情绪等信息能够探索中国股市收益变动基本规律。        为揭示个体投资者行为对股市收益的影响,以个体投资者情绪为视角,以网络环境中个体投资者的情绪信息为切入点,检验投资者情绪与股市收益的关联关系,评估网络情绪信息价值。使用中文文本情感分析方法,从新浪微博文本中提取出网络情绪时间序列;分别运用均值Granger因果和分位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探讨网络情绪波动与股市收益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将股票市场发展阶段进行细致划分,研究不同市场阶段下网络情绪波动与股市收益之间的因果关系。        对沪深300指数收益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在均值框架下网络情绪波动与股市收益之间因果关系并不明显,但基于分位数Granger因果分析却发现两者在极端分位点区间处存在广泛且显著的因果关系。数据显示,在40个因果关系检验中,分位数Granger因果检验的因果关系发现了23个显著的因果关系,发现率为57.5%,远高于均值Granger因果检验的7.5%。此外,股市收益受到网络情绪波动影响的程度和方式在不同市场阶段下有所不同。        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在一些特定分位点区间网络情绪波动对股市收益存在显著因果关系影响,这为在特定条件下股市收益的可预测性提供了佐证。网络情绪能够预测股市收益的尾部(上尾或下尾)行为特征,可以为金融风险防范提供决策参考。研究结果为股票市场的定价、收益预测和波动率估计等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也为网络情绪信息使用提供了新的方向。     

关于我国证券市场投资价值的几点思考

中国股市政策市特征明显,市场运行与各种政策变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股市大起大落,股机行为普遍存在。我国上市公司分红较少,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普遍不强,也不注重股东回报。部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失真,违规行为时有发生,财务欺诈现象层出不穷。我国上市公司质量偏低,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内部人控制严重。中国股市没有一个清晰的、可供参照的公司价值衡量标准,投资理念几经变迁。我国股市大多数股票不具备长期投资价值,投机炒作现象严重。     

博弈论视角的我国股市投机行为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股市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过度投机行为,不利于股市的健康发展。本文从博弈论的视角,构造上市公司、政府、投资者之间相互博弈的模型,以此来探讨我国股市过度投机行为的形成原因,并提出了抑制过度投机的一些政策建议。     

股票特质波动率、股票收益与投资者情绪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股票特质波动率、股票收益与投资者情绪之间的动态关系。将受投资者情绪影响的噪声投资者引入Merton基于不完全信息的市场均衡模型,以2007年至2012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有向无环图(DAG)技术识别SVAR模型,实证检验股票特质波动率与股票收益和投资者情绪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股票特质波动率与股票收益正相关;股票收益率对股票特质波动率的弹性,随着投资者情绪的增加和噪声投资者比例的上升而增大。投资者情绪和股市流动性是影响中国股票市场高特质波动股票与低特质波动股票截面收益差异大小的重要原因。投资者越乐观、市场上流动性越强,高特质波动组合收益率与低特质波动组合收益率的截面差异就越大。研究结果有利于加深对投资者行为的认识,从更符合中国资本市场情况的角度分析股票特质波动率与股票收益的关系。     

大众媒体与新媒体信息传递对中国股市收益波动的影响

基于异质投资者框架对大众媒体新闻、新媒体新闻与中国股市收益波动的影响进行探究,研究结果发现：（1）平均看来,新媒体新闻、大众媒体新闻与收益波动都变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新媒体新闻与收益波动的平均相关性大于大众媒体新闻与收益波动的平均相关性。（2）具有高前期收益,高账面市值比,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高换手率这样的能引起媒体关注的特征的公司,其收益波动与新媒体新闻的相关性大于与大众媒体新闻相关系的概率更大。（3）对于小市值与年轻的公司,信息不确定程度高,新媒体新闻与其收益波动的相关性更可能大于大众媒体新闻与其收益波动的相关性。这一结果可以归因于新媒体新闻丰富了投资者的信息环境,更能影响投资者的异质信念水平。     

深沪上市公司违规次数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深交所和上交所网站公布的2001-2007年上市公司诚信档案中违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上市公司违规次数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与同行业平均绩效水平进行对比。发现违规次数较多的上市公司绩效明显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上市公司违规次数与其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从而得出“盈利能力差的公司更易违规”的结论。     

中国香港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和收益引导角色——基于亚太地区股票市场的分析

从两个角度考察了亚太股市间的关系: 同期的收益( 波动) 溢出效应和跨期的收益可预 测性( 领先—滞后关系) ． 首先,通过构造溢出指数和滚动窗口分析,研究亚太地区股市的同期 收益( 波动) 溢出效应,发现近二十年随着各国金融合作与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亚太地区股 市收益( 波动) 溢出效应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进一步研究中国香港对其他亚太地区股市的溢 出效应,发现中国香港股市收益溢出指数显示出其区域的领导地位及其影响力逐渐加强; 波动 溢出指数震荡幅度较大,金融危机时期呈现跳跃式变化． 结合经济、政治等事件分析,发现中 国香港股市的发展和国际区域合作会提高其溢出效应,而在危机中波动溢出效应大幅提升,社 会和政治稳定性会降低中国香港的溢出效应． 最后,通过全样本和分样本中中国香港与13 个 亚太地区股市收益的领先—滞后关系检验,发现中国香港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全球金融危机 发生后,中国香港股市对多数亚太地区国家的影响力下降． 研究结论对人们理解国际市场之 间的风险传染机制、各国如何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如何保持中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都有 重要的政策含义．     

股票流动性与期望收益的关系研究

本文选取换手率作为股票流动性指标,采用FM两阶段截面回归方法研究了股票流动性与期望收益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波动较为稳定;股票流动性和期望收益的异常波动主要受政策的影响,但在周内的变化不存在系统性差异;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与股票收益无关;股票的流动性与期望收益负相关;投资者可以根据股票流动性与期望收益的关系套利。     

个股情绪、定向增发与大股东利益输送——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识别市场情绪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是公司金融领域的重要话题,但直接测度个股情绪,并分析其如何影响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行为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本文采用“隔夜收益法”度量我国上市公司的个股情绪,以股票日开盘价和收盘价的截面特征变化直接衡量单只股票的情绪值,并细致区分高涨与低迷情绪、强烈与缓和情绪,考察其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过程中的增发时机、增发规模和大股东利益输送行为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利用个股情绪选择增发时机和增发规模的行为,且个股情绪越强烈,上市公司越倾向于进行定向增发和提高增发规模;上市公司大股东存在利用个股情绪调整增发中认购比例的利益输送行为,且个股情绪乐观时大股东倾向于向外部投资者增发股票、悲观时则倾向于向内部投资者增发股票;高价股、小市值和非国有特征的上市公司利用个股情绪选择增发时机、增发规模的行为更为明显,高价股和非国有特征的上市公司利用个股情绪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更为明显。本研究对于识别个股情绪在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及规范企业融资行为和制定投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惯性因子跟踪策略的有效性：来自中国股票市场的证据

基于惯性/反转效应普遍存在的现象以及中国股票市场上不能直接实施惯性/反转投资策略的事实,提出能灵活抓住惯性/反转效应的惯性因子跟踪策略。通过建立和求解惯性因子跟踪策略模型,我们发现,在允许卖空的条件下,最优惯性因子跟踪组合满足两基金分离定理,两基金分别是惯性因子模仿组合和最小方差组合。选择沪深300十大行业指数作为风险资产的代表,实证考察惯性因子跟踪组合的业绩,并与等权组合和最小方差组合的业绩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惯性因子跟踪组合可以在保持和等权组合、最小方差组合风险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带来更高的收益水平和夏普比率,平均而言,惯性因子跟踪组合的年化超额收益率(8.88%)比等权组合的年化超额收益率高出3.7%,夏普比率(0.42)高出0.18;即便在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惯性因子跟踪组合的净夏普比率仍然高出等权组合0.16;综合上方获利和下方风险控制两个方面看,惯性因子跟踪组合优于等权组合。惯性因子跟踪策略的有效性相对于惯性因子的计算方法和样本数据选择区间具有稳健性。     

我国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研究

基于基金的资金流量构造投资者情绪指标,应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结果表明情绪对股票收益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乐观情绪的影响高于悲观情绪,而极端情绪在我国市场中具有独特的预测能力。利用行为金融学理论建立合理的情绪指标,可以作为预测市场未来波动的可靠指针,为我国证券投资者及监管者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行业、地区和市场信息,谁主导中国证券市场价格的变化

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为对象,基于CAPM和APT理论,建立单变量和多变量回归分析模型,探讨市场、行业和地区信息对证券价格的影响及其程度大小.结果表明: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一方面个股价格变化同时存在显著的行业和地区联动效应,但行业效应更强,行业信息主导着证券价格的变化.在控制了市场和地区信息后,行业信息仍具有信息增量提供能力.另一方面,行业信息与地区信息有互补性,市场信息可被行业和地区信息替代.另外,市场竞争越激烈的行业,行业联动效应越强.当企业变更行业类型时,新旧行业对股票价格变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究其原因,与行业内的公司基本面之间所存在的显著正相关性相关.     

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收益和波动的影响-基于开放式股票型基金资金净流入的实证研究

投资者情绪立足于投资者非理性的角度,能够对股票市场的大幅波动作出较好的解释。当前国内以开放式股票型基金角度分析投资者情绪的研究尚为空白。本文以开放式股票型基金资金净流入作为投资者情绪的度量指标,运用GARCH-M模型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收益和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与股票市场收益之间存在正向反馈作用;且在以股票市值为分类的组合中,发现大市值股票组合受投资者情绪影响的股票市场指数条件波动越大,股票组合收益越大;小市值股票组合受投资者情绪影响的股票市场指数条件波动越大,则股票组合收益反而越小。     

股市联动中的“涟漪效应”

本文提出"涟漪效应"来解释国际股市联动性的大幅波动。所谓涟漪效应就是中心市场特有波动对其它市场间联动性产生影响的现象。本文采用滚动窗口和DCC-GARCH的方法计算了市场特有波动和收益相关系数,以9个主要市场指数为样本对国际股票市场中涟漪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2007年后国际股市联动性变化与美国市场的涟漪效应有关,美国市场特有波动升高（降低）会导致全球股市联动性升高（降低）,而其他市场特有波动并没有类似影响。美国市场与其他市场间联动性基本不受第三方市场特有波动的影响,A股与美股联动性的增强是造成A股与其它股市联动性变化的主要原因。此外,研究特有波动与相关系数的关系能帮助我们识别国际股市中风险传递方向,本文结果显示欧洲市场对其他市场的影响非常有限,以往研究可能高估了欧洲市场的影响力。本文丰富了股市联动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理解市场联动性变化、评估市场影响力等问题有重要意义。     

经济不确定性是股市波动的因子吗？——基于GARCH-MIDAS模型的分析

本文运用混频模型（GARCH-MIDAS）分析了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股市波动率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包括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两方面。总体来说,经济不确定性会影响中国股市的波动,但强度有限,且A股、B股间表现出差异。经济运行（IP）和消费（inf）中的不确定性是A股、B股共同的波动因子,且IP的贡献度最高;货币政策（IR）、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CEPU）对A股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影响B股的长期波动趋势;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AEPU）的影响则不显著。加入显著性指标有助于提高波动率的预测精度,混频模型为分析股市波动中的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有助于识别股市波动中的经济影响因素。     

股市波动的杠杆效应检验:一种新的方法

股市波动的非对称性特征一直是金融研究中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首次构建了一个非平衡似无关波动模型,从个股角度对波动的非对称性进行检验。通过与综合指数的对比研究,本文揭示了市场因素对波动非对称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深证成份指数波动存在杠杆效应,而成份股波动却表现出反向杠杆效应。市场同时存在的共同因素和异质因素,是导致成份股波动和成份指数波动表现不一致的原因。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消除共同因素影响后,成份股波动的反向杠杆效应会表现更明显。     

股票市场透明度、信息份额与价格发现效率

股票市场透明度是交易机制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关系着资本市场能否有效促进价格发现及其效率。2003年12月8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卖盘揭示范围由三档变为五档,股票市场透明度增加。基于信息份额模型,本文研究了市场透明度的增加对价格发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增加的两档报价向市场传递了边际信息含量,有助于投资者做出理性投资决策;同时,交易价格偏离有效价格的定价误差显著减小,收益自相关性程度降低,交易价格更加趋向于有效。因此,市场透明度的增加促进了资本市场价格发现及其效率的提高,为今后市场透明度的改革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意见。     

Behavioral Channels in the Cross‐Market Diffusion of Major Terrorism Shocks

The diffusion mechanism of terrorist shocks to third countries’ stock market responses is explored by employing a Heckit model. Stock market response is broken down to (i) the direction of reaction and (ii) conditional on negative reaction, its magnitude. The analysis puts forward two behavioral factors (memory‐based utility/availability heuristic,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proxied by past terrorism record and terrorism risk concern as the shocks’ diffusion channels. The findings are that the likelihood and the size of negative stock market reaction increase with terrorism record and risk concern. Additionally, weak evidence is uncovered for a mitigation of risk concern's impact by favorable macroeconomic stance. Furthermore, the impact of behavioral factors, especially over the magnitude of reaction, is robust when controlling for economic linkages. The latter are also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the direction of stock market reaction, but not of its magnit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