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与实现途径

本文从分析中国经济体制现阶段的三大矛盾出发,概括性地提出了"公共尺度体制"、"公共财政体制"、"公共政府体制"的改革大目标,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形态作了前瞻性探索,并按"三大体制"的要求,提倡应裁藩、分流、定分、厘标、退市,以此作为逼近改革终极目标的主要途径。     

略述中国传统选官体制的历史反思

传统选官体制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内涵异常丰富。除学术界认同的如自上而下选拔、任人惟亲惟佞等反映君主专制意志的负面特征外 ,在当时语境下 ,这一体制至少还具有一些比较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合理性的基本特点 :体制结构内在发展与外在开放互动 ;体制内涵方式拓展与措施完善递进 ;体制模式任人惟亲与惟才是举并存 ;体制实质目标合理与过程合理统一。     

三种资源配置方式的融合与社会整合

通过对历史上存在过的三种资源配置体制:互惠体制(习俗体制)、再分配体制(指令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历史演化及社会功能的梳理,表明历史上三种体制严重对立时,经济社会必然失衡,三种体制互补和一体化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和谐发展的基础。对建立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示是要注意避免陷入市场社会,完善市场体制意味着要重塑再分配体制和培育互惠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上述三种经济体制的有机融合和平衡统一。     

论国民党早期领导体制演变:民主与集权的博弈

由于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历史传统与未来走向、党外力量与党内力量、党的精英与党的领袖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国国民党早期领导体制是在民主与集权两种力量的博弈中演变发展的。同盟会时期按照三权分立原则建立起了民主体制,中华革命党时期放弃了民主体制而建立起了集权体制。以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转折点,民主与集权两种力量从对立走向融合,到国民党"一大"时最终确立起了民主集权的领导体制。     

走向省直管县体制：广东的路径选择

目前,市管县体制存在着市县矛盾加剧、制约县域经济发展、增加行政成本、影响行政效能等主要问题,推行省直管县是克服市管县体制弊端的改革方向。市管县体制改革总的方向是省直管县,城乡分治,实现市县在法律关系上平等,不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地级市集中精力治理城区,县专心致志治理乡村。改革总体上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深化扩权强县改革。在全面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县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第二步,稳妥推进省直管县。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财政意义上的省管县到行政意义上的省管县,实行市县分治,并相应调整行政区划。第三步,完成地级市改革。重新定位地级市的角色,适当合并地级市,并优化其组织机构。     

对我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当地方各级政府紧锣密鼓地实施机构改革的时刻,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1998年启动的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得失,从客观的评价中发现不足,然后在全局的统一部署下再次以创新的思维顺利而高效地把行政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本文拟结合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进行几点思考并尝试提出一些肤浅的解决办法。     

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监督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完善领导体制和监督体制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但总体情况依然是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制约。为此,必须适应党的建设发展的需要,改革和创新党的领导体制和监督体制,合理配置党的权力结构,即在实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基础上,将党的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适当分开,并对决策、执行和监督三大机构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相互关系进行科学定位。     

单位体制与社区体制:当前我国城市社会整合的二元模式探析

有效的社会整合能够协调利益关系、解决矛盾冲突、保持社会的秩序化和规范化。城市社区的兴起和发展打破了建国以来单位体制的一元化城市社会整合模式格局。在当前单位体制与社区体制的二元化格局中,单位体制依然是城市社会整合的主导形式,但社会变革使社区体制在城市社会整合中日益显现出不容忽视的扩展趋势。     

存在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吗

中国模式宜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模式对待。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解读中国模式,本文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仍然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模式。混合经济体制不是尽善尽美的一种经济体制,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既然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制,中国模式面临的问题就是混合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由于这一模式自身的特点,非但没有解决该体制所固有的缺陷,反而成倍地扩大了。未来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增长,取决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以及观念的转变。     

我国行政体制与财政体制的冲突与协调

本文认为 ,当前我国五级的政府架构及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与分税制财政体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 ,并就此提出相关的政策选择 ,即减少政府层级、赋予地方合理财权等等。     

“使重臣治其事”——元至清初云南边政体制嬗变与边疆治理研究

元灭大理国后将云南纳入版图,并实现了云南与内地在省级行政区划上的统一。"使重臣治其事"是元至清初中原王朝治理云南边疆的重要理念,无论是元代藩王与行省宰执的"分权共治",还是明代勋臣与藩王、勋臣与内官、勋臣与巡抚的"共镇"与"共治",抑或是清时督抚体制下的"同城共治",实则是中央在边疆施政的具体举措。各个阶段前后相继而又多有更张,共同推动了中原王朝治理云南边疆的不断深化,使云南边政最终实现内地化。     

关于社会资源网络配置的新认识

本文利用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对社会关系网络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进行了重新审视,指出它并非只是在"政府"或"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发挥作用的"临时工",也不会随着体制的完善而"下岗",而是与权力授予关系和市场交换关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相得益彰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在经济体制的动态过程中,它经历的是一个从"潜功能、正功能"到"显功能、反功能"最后回到"潜功能、正功能"的功能转化的动态过程。在我国特定的文化中,自有其存在的合理空间。     

论制约我国行政诉讼的若干问题

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工作已经纳入人大立法规划,正在修订之中.然而,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状况并不令人乐观,这除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之外,更主要的则是实施行政诉讼法外部条件的缺失.在修订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只有考虑制约行政诉讼法实施的各种制约条件,才能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行政诉讼制度.妨碍行政诉讼法实施的主要因素包括传统法律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司法体制等.     

论冷战结束的亚洲模式和欧洲模式

冷战结束可以划分为欧洲模式和亚洲模式.冷战在欧洲结束具有相对彻底性,在亚洲结束则具有非彻底性.这是冷战在亚洲和欧洲结束的具体历史状况以及现实发展造成的.冷战机制在欧洲和亚洲的存在和结束状况是冷战结束两种模式的基本根源.冷战结束的两种模式划分有利于人们对国际关系中冷战现象的认识.     

体制僵挺、体制风化与体制粘性——论法国大革命及其对当下中国改革的启示

考察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提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逻辑框架,认为体制僵挺到一定节点时必然导致体制风化,导致体制外异己力量产生,也就是导致改革或者革命。但是体制具有惯性或者粘性,导致改革或革命不彻底,或者因为改革与革命不彻底而使旧制度旧体制变化不大甚至死灰复燃。为此,中国当下改革必须全力宣扬"中国梦",创造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氛围;坚持"顶层设计",提升制度质量和制度红利;借鉴欧美新加坡模式,建立各种要素科学流动的柔性体制;贯彻科学发展观,统领改革发展一切领域和进程。     

论乡镇治理体制的变迁与改革——基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

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通过考察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乡镇体制变迁并总结其经验、吸取教训,可以梳理出近代以来乡镇体制的变迁逻辑与发展规律,以期探索现代乡镇治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与原则、发现未来乡镇治理体制的理想模式。     

中共纪检体制变迁的现实逻辑及其创新问题析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纪检体制几经变迁,最终成为执政党反腐的核心环节,是当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纪检体制变迁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建国后纪检体制变迁的现实逻辑分为制度与历史两个环节。制度逻辑是纪检体制变迁的结构性前提,而历史逻辑则塑造了纪检体制变迁的特殊形态。对现实逻辑的把握不仅有利于我们对纪检体制变革中约束性因素的廓清,而且有利于我们对制度约束下的纪检体制创新问题作出相对客观的判定。     

论启动市场中的体制建设

我国近年来市场疲软的主要原因是转轨中的分配体制出现了严重的紊乱，沉淀了越来越多的不公开收入，在特定的条件下，未能转为最终消费。所以，治理市场疲软，从根本上讲应是进一步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尽快使各类合理收入合法化，合法收入公开化，并严厉打击非法收入。而从财政扩需的角度讲，要达到启动市场的目的，则需要从利率、发行对象、品种结构、发行机构以及资金运用机构等方面完善国债体制，以体制的建设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     

国际体制的成败——Susan Strange的最后论文、欧洲协奏和21世纪的全球协奏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在欧洲建立以来,370多年过去了。在这一超长历史时期,国际体制经历了太多的成功和失败。19世纪的欧洲协奏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国际体制。许多研究证明大国协奏是如何维持世界和平和缔造世界繁荣的。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在过去76年中成败并存。国际政治经济学之母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在其"最后的论文"中认为,20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制是失败的,因为该体制在应对金融危机、生态环境问题和经济社会不平等等全球挑战上是失败的。在21世纪的今天,为了全球和平和全球繁荣,全球人民已经到了构建全球协奏、确保国际体制成功的迫切时刻。     

医疗改革的若干问题与政府职能

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不是“市场失灵”的结果,而是由于没有真正“市场化”造成的。解决的途径是在正确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政府职能定位。具体而言,我国政府在医疗体制中的职能是保险者、购买者、资源配置者、监管者。这个定位是以公共管理在研究与实践上的发展从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转变为前提,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相互融合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