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贬官前后的心态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韩天复三年从朝中被贬 ,后流寓入闽而终。其贬官前后的生活与情感心态是有所不同的。因此这就使他贬官前、后的诗歌创作 ,受其不同情感心态的影响而在内容、情感、风格以及表现手法上出现新的变化 ,呈现不同的特色。本文即对此展开论述 ,以期从心态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这一角度 ,探讨韩在这两个阶段的思想情感和诗歌创作的状况。     

论魏晋南朝代笔现象及其文学史意义

代笔,是文人代替他人作文的文学行为。魏晋南朝时期,一方面在公文之笔的发展下,文才是文人立足仕途的重要倚仗,为“尊者”代笔,是此时文坛发展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则是为满足“不善笔”者作文需求的代笔,这类作品往往有一定的日常用途,代笔者严守请托人的身份和撰写目的。同时,不愿留心笔札的清谈家轻视服务于朝政的文记僚臣,出于一种文化俯视视角,奏表之作亦会请托代笔。总体来说,代笔作品受文章定位所限,是一种逆向的文学追求,文人的代笔观念从以代笔为荣到以代笔为恨,与不同时期受到推崇的文学体式和文坛时风息息相关,反映了其文学史价值的起伏。     

北学与燕赵文化

学术思想的传承 ,学风的形成 ,学派的分布 ,往往具有地域特点 ,由此构成地域之学。地域之学的建立 ,可以涵养一地学风 ,传承一地精神 ,使一地文化绵绵不绝。地域之学是地域文化的灵魂和精髓 ,也是解读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北学作为燕赵之学 ,经历了创立期、经学时期、理学时期、综合创新期四个阶段 ,具有经世实学、兼收并蓄、厚重古朴、慷慨节义的学术特征。     

骈俪之风影响下的南朝四代散文

骈文与散文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代消长之迹甚为明晰:骈文日胜一日,如日中天;散文问津者少,确实衰落。但是散文仍然按照自身的规律演进,其成就也不能忽视。当时的散文由于特殊的条件,便形成了这样的特殊状态:纯粹的散文家极为少见,基本上是骈文家兼作散文,因此作品大体上纯粹的散体较少,多是骈散结合,单复互用,只是在量的考察上可以区分骈文还是散文;这种骈散有分有合的状况需要我们注意。     

试析南朝儒学教育的变迁及影响

南朝以降,政治动荡,社会思潮不断变更,儒学教育的传统权威也因此受到冲击,发生变迁,史学、文学独立于儒学之外,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这种专门学科的发展,不仅对国家选官标准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对南朝学术文化的繁荣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昔尝游令尹,今时事客卿”——梁末入北文人的忏悔思想

南朝梁末文人因国家变乱而大量逃入北朝入仕。面对旧国灭亡不能救,反而屈膝侍奉新主人的尴尬局面,身为贰臣的大批梁末入北文人忏悔思想强烈地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之中。深入分析庾信、颜之推、沈炯等一批入北文人的忏悔情结和心路历程,以及在其诗文中的体现有其代表性。他们把这种类似于宗教的自觉的灵魂鞭笞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之中,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南朝时期的忏悔文学。     

试论南朝行旅诗自然描写之意象营构

南朝行旅诗对山水自然描写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细读文本，试图抽绎出行旅诗自然意象营构的主要特征，分为意象经营与语意的丰富、意象组织与情景的契合、意象熔炼与情景交融三个层面进行讨论，揭橥南朝行旅诗是如何通过意象的营构来抒发情感这一问题，从而体现其在山水自然描写发展进程中的意义。     

崔浩之南朝情结及其与南士之交往考析

十六国北朝时期留居北方的汉族儒家大族代表多与胡人统治者合作,既促进诸胡之汉化,也巩固其家族社会之地位.但其内心深处,则视江南之东晋南朝政权为正朔,对其所承传之华夏传统文化表示认同,这就是所谓的"南朝情结".崔浩为北魏前期汉族儒学士大夫之领袖人物,尽管其在实际军政事务上多为拓跋氏统治者考虑,但对北魏鲜卑酋帅的南进策略则一再劝阻,表现出内心中的南朝心态.崔浩为北魏修撰朝仪制度,借重南朝士人,以转输保存于江左的汉魏典章制度.崔浩提携东晋一流高门太原王氏子弟王慧龙,目的在于提倡门第精神,实行门阀制度,促进北魏汉化.     

论东晋南朝时期陈郡谢氏的佛教信仰及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南方的影响日益增加,名士奉佛的风气日浓.作为东晋南朝社会地位和文学影响最大的侨寓文化世族之一的陈郡谢氏,其家族经历了由天师道世家向奉佛世家转变的历程,佛教信仰绵延不绝,代有其人.他们结交名僧,参与佛教活动并撰写佛教文章,为推动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佛教信仰也影响了文学创作,而山水题材诗的出现对南朝文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庸音中的逸响——论南朝骈赋的生命之美

对南朝骈赋,有的批评家鄙其情感、气韵不足,形式有余;有的批评家则欣赏其形式美。笔者认为,南朝骈赋不全是一片绮靡之庸音,也有一些较为优秀之作。有些创作,不仅靠形式美取胜,更是形式美与作家生命体验的完美融合,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取得了震撼读者心灵的艺术效果。     

明洪武朝对蒙战争的时空分布

明朝建立后,为了彻底剿灭北元残元势力,朱元璋多次派兵北征蒙古。在对蒙作战的时间和地点选择上,明军进行了精心布置,体现出鲜明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其时空分布主要依据明军战略任务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反映了洪武时期明蒙关系及其演变过程中的诸多重要问题。     

《诗经·国风》中的情诗和南朝乐府之比较

《诗经·国风》和南朝乐府民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两朵奇葩,它们的繁荣说明古老的中国也曾经有过发达的情诗。它们相隔千年,在以爱情、女性为主题的共性下,从社会背景到文体风格等也存在着诸多盖异。     

南朝陈郡袁氏家族谱系与联姻关系探讨——以正史及碑志为中心叙述

陈郡袁氏家族为南朝著姓。文章将正史与碑志文献相结合,就袁氏家族谱系、与其家族有关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袁氏与皇室及世家大族间之联姻等情况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宋得其武,梁得其文"——略论南朝时期彭城武原到氏家族门风之演变

彭城武原到氏出自寒微,晋末宋初,到彦之追随刘裕之北府兵集团而起家,以护卫宋文帝继统而固位,奠定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宋末以后,其子弟之作风有所变化,生硬地模仿士族社会的文化风尚。及至萧梁,到氏人物为人作派名士化,对士族社会擅长之清言、书法、围棋等皆有涉及,尤以文学才能显名,也通经史,深得梁武帝等奖掖。其家族人物任官也以清选为主。南朝时期,寒门勋贵在获得政治地位后,在文化上不断取法高门世族的文化风尚,以提升其门望,彭城到氏可谓一例典型代表。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之影响

194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为艰难困苦时期,积极推进根据地各界落实全民族抗战路线,把各革命阶级紧密团结起来,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就尤为重要。1942年5月4日至8月5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等为代表的士绅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赴延安参观活动。他们在延安参观的三个月,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见,亲身感受到了边区民主的政治氛围,亲眼看到了边区的新经济与新文化成果。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对延安的访问有力地加强了“三三制”的宣传落实,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力。     

论春秋“出奔”现象中的亲亲之道

亲亲之道是先秦宗法社会最基本的社会机制与政治传统。它体现在“出奔”这样的恶性政治事件中。具体而言,出奔中的亲亲之道体现在春秋贵族对出奔的理解方式、出奔中的礼制、宗国对出奔者的处理方式、受奔国对来奔者的受理方式等方面,其实质是为了维持宗法社会的自身稳定,体现出宗法社会鲜明的特色。先秦儒家赞成在出奔中采取亲亲之道,在这一点上,《春秋》三传的史评取得了一致。     

简论湘学与其他地域学术之关系

本文拟就湘学与同时并存的其他地域化显学之间的关系 ,作一学术宗旨及学术实践上的考查与评议 ,从而探讨近代史上若干历史史实发生、发展与解决的内外因素。一、湘学与吴学之关系三吴居长江下游 ,纳百川、临东海、聚东南财赋、汇江浙人文 ,据统计明代洪武至万历 2 4 5年间殿试三鼎甲和会元全国共 2 4 4人 ,其中南方 2 1 5人 ,占 88%。清代状元共 1 1 4人 ,江苏即占 49人 ,浙江 2 0人 ,事计 69人 ,占 68%。三吴儒生自明初至清中后期通过科举大量涌入仕途 ,在科举与儒学合流中成为王权体系吏治运作的支柱 ;但还有大多数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     

清代中期工赈工程之地域分布

为了保障灾后社会经济政治的安全稳定运行，清代中期，当政者很重视选择合适的地点、地域实行工赈。工赈一般在赈济钱粮之后，在受灾较轻，且政治、经济、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地区施行，呈现出不平衡的地域分布格局。这除了跟工赈救荒政治性突出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之外，还跟灾害分布的地域不平衡性有直接的关系。     

论耿秉在汉灭北匈奴之战中的战略思想

耿秉是东汉“中兴”之后杰出的谋略军事人物,在东汉与匈奴的战争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应予足够重视,客观、公正的评价。     

近代北太平洋水域鲑鱼的国际商业化与生态链修复之困

鲑鱼是具有洄游特质的河海两栖鱼类,主要生活在北太平洋及其黑龙江、图们江等外流河中。自人类开始涉足这片水域起至1940年代,鲑鱼由海洋动物猎人、土著居民的生存必需品演变成具有极高商业价值的出口商品,并长期左右着太平洋沿岸渔业工业和商业的国际化进程。随着近代渔业国际商业化竞争的加剧,鲑鱼种群栖息、繁衍的生态链被打破,反向对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产生重要影响,迫使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开始尝试跨界联合修复鲑鱼的生态链,但最终因各国的利益纷争而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