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山之由来

读书山原名系舟山,后因金朝礼部尚书赵秉文写了一首诗:“山头佛屋五三间,山势相连石岭关,名字不经从我改,便称元子读书山”,因此而得名。这首诗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的呢?郝树侯先生在《元好问诗选》《初挈家还读书山杂诗四首》注四中说是由赵秉文《题东岩道人读书堂》一诗来的。从字面看,人们很容易理解成赵秉文这首诗是题在忻州系舟山元好问的父亲元德明读书处之福田寺的,其实不然。这首诗是在这离忻州千里之外的河南写下的。事情是这样:元好问避兵逃往河南之后,与当时的名画家李平甫往来     

论杜甫诗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杜甫出生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宫”的家庭,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酉晋著名的学者兼大将,曾为《左传》作过注,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文章四友”之一。父亲杜闲,曾任衮州司马、奉天县令。对这一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杜甫常常引以为自豪,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这个“未坠素业”当然也包括了读书做诗这一传统,因此,他又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还嘱咐儿子宗武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     

谈“长江《读书》奖”

有人问我长江集团最早是怎么找到三联的？我也不知道。听说长江集团有人看三联的书 ,包括订《读书》的繁体字版。本次奖虽是以“长江《读书》”的名义 ,但是与《读书》杂志的关系不是外边有人想象的那样是合二而一的。《读书》四个专职编辑、两个兼职主编 ,加上编务 ,一半以上的人完全没有参与评奖的各类活动 ,而《读书》以外的三联的几位工作人员参加了“长江《读书》”工作室 ,具体组织和服务工作是由这个工作室做 ,评奖则是在推荐委员推荐的基础上由评委独立完成的 ,所以 ,名为“长江读书奖”或“长江—读书奖”“长江《读书》奖” ,《读…     

古诗中的“鸡上树”

陶靖节《归园田居》诗中有“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句子,似由汉乐府诗《鸡鸣》“鸡鸣高树颠,犬吠深宫中”承袭改制而成。杜诗《羌村》中也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的句子。何以鸡与树如此紧密相关? 六十年代初在《文汇报》的《笔会》上读到丁辛百同志的《读书偶得》,很受启迪。丁文引用了贾思勰氏《齐民要术》中《养鸡》篇的有关记载:“鸡栖宜据地为笼,笼内著栈,虽鸣声不朗,而安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红袖添香夜读书”

这句诗是说士人读书最好能有女人在一旁伴读。最近有人在报纸上著文,以为这是词人茫然的想象,如实有其事恐怕心要旁骛,书读不成了。这话我甚同意,我认为读书贵在专一,不一定如古人所说“头悬梁”、“锥刺股”,但如有娇姿在旁,岂能不为之分心乎?正如《孟子》所说“奕秋诲奕”之比。     

从“《读书》奖”事件看理性的重要性

本来,“长江《读书》奖”的评选是读书界的一件幸事。但大概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评奖竟然评出了一个“《读书》事件”。据笔者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观察,这个事件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内容,一是有人评判这个奖有失公允,基本上是《读书》自己的人（编者和作者）给自己评奖,谓之创“中国学术腐败之新高”;二是由此引发了一些人对《读书》这两年来立场的不满,使之成为宗派的刊物;三是对《读书》的批评引发了一场斯文扫地的人身攻击。在香港的《读书》作者、“长江奖”评选委员会委员甘阳在没有弄清楚批评他的文章作者的情况下,用典型的“文革”…     

吴门质疑录六题

近年来,于执鞭之余,泛览文史典籍。时有所得,也时有所疑。为弄清疑点,随时翻检查证,所得资料,随手札录,积聚案头,数量倒也不少。因是读书随笔,且又读书于吴门,就漫题为《吴门质疑录》。现选六题发表,虽多为补苴饾飣之学,亦望努力贯彻求实精神,参加学术争鸣。错误处,请同志们指正。 (一)“蟆更”辨各种脂本《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中,有一首《春夜即事》诗:“隔巷蟆更听未真”。程乙本作“隔巷蛙声听未真”,乃是不知“蟆更”而妄改的。“蟆更”是什么?高承《事物记原》“夜行击柝代更筹,曰虾蟆更”。但人们不能无     

"诗亡而后春秋作"新解:韵文史诗向散文史书的嬗递

“《诗》亡而后《春秋》作” ,通常的解释是《诗经》因王者之迹熄而式微 ,《春秋》应运而继之代兴 ,世风大变。这种释义对文体递变和记史方式的演变未加注意。本文认为不但可以从政治义理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 ,更可以从记史方式的韵散嬗递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诗”指“史诗”类记史记事韵文 ,而“春秋”则指散文体史书。《诗》亡而后《春秋》作是历史叙事方式的重大转变     

“长江《读书》奖”事件始末

2000年6月9日,《南方周末》发表报道和评论,介绍“长江《读书》”评奖和获奖情况,记者在报道中说:“这次奖项,引发微词的是费孝通的《费孝通文集》,汪晖的《汪晖自选集》和钱理群的《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因为费孝通是特邀名誉主席,汪晖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钱理群是评审委员会成员。”评论中说:“有关的非议之一,是关于汪晖及其《自选集》应否得奖。汪晖先生的学术成就可以暂放一边,汪晖先生的身份(《读书》主编)就使他的获奖令人存疑。”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长江《读书》奖”的争论由此在学术界文化界热烈展开。“长江《读书》奖”由…     

令狐楚作品传流及散佚考述

令狐楚(766—837),字壳士,太原人,唐贞元七年(791)进士,宪宗时官至宰相,后又节度天平、河东诸镇,是中唐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同时人白居易尝一再呼为“诗敌”,刘禹锡目之为“今日文章主”,而《旧唐书·元稹传》则更称之为“一代文宗”,由此可见其当时文坛之地位。那么他倒底曾有过哪些诗、文创作呢? 综括《新唐书·艺文志》、《宋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唐以后诸家公私书目的记载,令狐楚诗文创作的结集(包括与他人唱酬的合集)总共     

先秦时期三大《诗》学系统的再现与分析

通过《左传》“赋诗”、“引诗”及诸子著作“引诗”和《竹书·诗论》,再现先秦时期的三大《诗》学系统——“赋诗”系统、“引诗”系统、“评诗”系统。并详细分析这三大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丰富先秦时期的《诗》学风貌。     

从清华简《芮良夫毖》看“毖”诗及其体式特点

清华简《芮良夫毖》与《诗经·大雅》作品相仿,考察其篇名“毖”字的字源本义及其在《诗经》《尚书》《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清华简·耆夜》等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毖”应是西周儆戒类诗的统称;西周重视谏戒的政治文化思想是孕育并产生“毖”诗的土壤,“毖”诗是应西周祭祀礼仪和谏戒制度之需,不断被创作出来的。“毖”诗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与充满批判意识的政治怨刺诗不同。《诗经》中有不少类似主题的诗歌,当属于“毖”诗范畴。长于说理,多用赋的表现手法,形式上有明确的创作对象以及使用套语、格式化语言,是“毖”诗体式的三大特点。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孔子“《诗》可以兴”命题与先秦思维方式

<正> 一“《诗》可以兴”命题在《论语·阳货》中被列于孔子论诗价值的“兴、观、群、怨”说之首端,这表明孔子对于《诗》的“兴”功能特别地重视。传统经典对该命题中的“兴”义主要有两种,即汉孔安国的“引譬连类”与宋朱熹的“感发志意”。两注虽稍有不同,但共同处在于皆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说明“兴”的:“引譬连类”是指借《诗》中所言来作譬喻和类比,“感发志意”也是指从《诗》中所言去感悟启发思想情志。在孔子所处时代,与《诗》同时存在的权威性著作至少还有《书》、《易》、《礼》等,为什么孔子单单言“《诗》可以兴”而不及其余?主要原因在于《诗》具有其它著作所缺乏或难以企及的形象性特点。《诗》中多有鸟兽草木之名,多有对自然景物及社会生活的     

论屈原诗歌的言志系统——兼析屈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翻开中国诗歌理论史,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以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礼记·乐记》亦称“诗言其志也”。最透辟的是《毛诗序》中的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定在“言志”这根标尺上,说明我国诗歌自《诗经》伊始,就十分注重强调诗人情     

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本的批评——以《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为例

明代诗歌选学十分繁荣,《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三部选本先后在诗坛占居主流地位。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上述三部诗歌选本是他关注的重点,对其最终的审美价值茄诸每、理想,王夫之均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认为,《唐诗品汇》追求“盛唐气象”,不意趋于“傭贱”;《古今诗删》追求“汉魏风骨”,难免走向“粗豪”;《诗归》以“孤怀孤诣”追寻古人真诗之精神,最终却沦入“猥亵暧昧”。     

后苍经学探论

后苍博通诸经,是汉代经学特别是《诗》、《礼》发展传承中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以阴阳风候、五行、干支、天人感应来诠释《诗》中的政治意蕴,注重发挥《诗》的讽喻教化作用,提出“五情”、“六性”、“五际”之说,形成了独特的解《诗》风格.其《后世曲台记》运用“推补”之法,由“士礼”推补出“诸侯之礼”、“天子之礼”,在完备汉代礼仪制度的同时,也建构起了完整的礼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