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时期的艺术心理学思想

人们普遍认为,心理学的诞生,只是近一百年来的事。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以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建立第一个心理实验室而宣布独立的。但人们也不可否认,艺术创作是主客观的统一,是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互相交融的产物,它也就必然包含着审美主体(人)的生理、心理因素在内,因而也必然有一个艺术心理学的问题。正如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克斯所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引言》) 中国的上古时期,即从旧石器渔猎阶段到新石器的农耕阶段,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家长制,直到夏商早期奴隶制,称之为史前期。这一时期的史前文化艺术,并无典型的艺术心理学思想,但从远古的青铜器艺术中,从一些官书和宫廷巫师、乐师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朦胧地看出当时先民的社会审美心理。这是中国艺术心理学史的萌芽阶段,很值得我们探究。     

徘徊于灵与肉之际的悲歌——论吴梅村诗歌中的自我忏悔

如果撇开枝叶不论,吴梅村的诗歌里大致形成三重主干:历史的铺叙,现实的感应和自我的观照。当我们将审视的目光聚焦于“梅村体”叙事诗广阔的历史容量与杰出的叙事艺术在古典叙事诗中的成就地位,格外注目《芦洲行》、《马草行》、《打冰词》等作品如何深刻地反映现实吋,似乎相对忽略了创作主体的自我体认。就“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某种角度看,“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①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诗人群里,再没有谁如吴梅村一般于“感怆时事”的同时,缠绵凄婉地“俯仰身世”,铭心刻骨地忏悔自我,痛苦而执著     

学术性与工具性的结合是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显著特点

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文学编年史著作。在编写过程中,一方面遵循工具书准确、可靠的特点,保证编年的内容有据可查;另一方面,将编年史视作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视角和方法,发挥其在文学研究方面的优势,重建对于文学史的认识。学术性与工具性的结合,是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显著特点。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重建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真正创建于1950年,它是一种国家行为.创建之初它显示的功能则是利多弊少,即利于书写中国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史,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史的建构,利于突出新文学系统中左翼文学的主导地位和轴心价值,利于国家主流话语对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政治诉求的实现,也利于满足研究主体或接受主体对中国新文学的教与学的热切期待;若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去研究或书写,它不失为一种开创性的新文学史叙述模式.但是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幻,完全把新文学史的研究或书写纳入“兴无灭资”的大批判框架,直至“文革”,使新文学史学的弊端完全暴露.经过“拨乱反正”使本学科的功能得到恢复,并以人本思想或现代性意识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然而本学科固有的时空维度的局限性却始终不能解决,惟有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才能拓展文学史研究并书写现代中国的大文学史.     

文学史分期需要“界碑”

关于文学史分期问题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里提出文学史分期的“界碑”观点，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我们认为在认定某一阶段的文学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时，必须考察它与前一时期的文学之间是否有全面的深刻的断裂，即必须有质的变化，是质变而不是量变．尤其是能寻找到这种质变的标识性东西即“界碑”，它包括理论上的“界碑”和创作上的“界碑”。     

论民族文化视野中的当代散文创作

民族的文化精神、心理素质及其表现形态是民族集体无意识定型的积累,它深铸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并象汹涌的地火奔突放射,从而必然给文学留下投影,因此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认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忠义上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类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这一文化的渗透和积淀是漫长又稳固健壮的,就其人而言,我们从6O年到80年代两个历史层面的散文创作整体文化意向上,探讨民族文化传统对当代散文创作的影响及深层的制约性。     

文学史分期与价值立场

文学史观研究是一项既强调理论性又离不开文学史写作实践的综合性工程,它要求探讨者从现象着手时必须进行逻辑的提升,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出富有规律性的见解。本期本专栏的两篇笔谈便是从实际出发而又以发现规律建构文学史观为目的的综合性讨论。何锡章提出了文学史分期与价值立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古代”、“现代”、“当代”这种文学史的分期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误区,它不但人为地割裂了时间的连续性,而且弱化了文学评价的美学尺度和内在艺术自律,使文学外在他律研究成为主流。通过反思多年以来文学史研究的道路,他呼吁文学史研究应该回到人的价值,也就是要以现代中国人的价值目标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立场。这是文学史研究价值立场的真正合理选择,是保持文学史研究意义的本原所在。李继凯的文章进一步强调了方法与眼光对文学史观建构的决定性意义,他总结出了三种具有启发性的“眼光”要求,即与综合性或宏观研究方法相适配的全局性眼光,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方法相适配的比较性眼光,与发展观或未来学方法相适配的前瞻性眼光,认为只有实施这样学术层面的“三种眼光”,才能有助于建构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史。     

文学经典与文学史

有关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的话题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争论非常激烈 ,这也是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中外文学发展史和当代文学理论的角度来思考以上诸种观念及其关系 ,把经典、理论与文学史写作这三者联系起来并从历史和逻辑的层面来加以思考。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展开论题 :“经典”的释义、“经典”的形成、西方学术界对文学“经典”的重新审视、中国文学里的“经典”问题、文学史写作观念的更新。随着各种各样新理论的不断出现 ,传统的文学经典将会重新命名 ,文学史写作也将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新的视觉和新的结论——--评《宋明理学与文学》

治文学史者,最忌就文学而论文学,这一点早已成为当代学者的共识。但已往的文学史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学的视觉来观照文学史的发展,因而对于文学现象的把握与阐释,难免会长期停留在一个较浅层次上回旋。近几年来,为了突破这种旧的格局,不断深化文学史的研究,学术界在接受恩格斯所提倡的“美学的、历史的”视觉与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进行全方位、多视觉的考察,通过综合研究来开拓文学史研究新格局的要求。随着观念的突破,视野的扩展,研究主体开始致力于探索文学史发展的深层底蕴,并且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成果。例如仅就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而言,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就从     

文学史: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文学是民族心灵的结晶,一部中国文学史便应是中华民族心灵动荡变化的纪实,它反映着我们民族的喜怒哀乐、好恶爱憎,昭示着人民对生活与美的感受才能。“研究文学史的目的,就是要从中发掘民族的心理素质,探讨民族的审美经验,把握在这种审美心灵支配下民族文学传统的生成和演进规律,藉以指导文学的未来运行”。纵观我国解放后出版的一系列文学史著作,很难说有几部生机灵动、构思独特的,社会发展论政治中心论取代了一切非政治的如文化、心理的研究,使我们的文学史研究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为此就必须打破以往单一的文学史模式,建构一种审美的、现代的、多元化的     

文学史本体论再思考

文学史本体论最为关键的是文学观和史学观,文学观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史可以有多种的书写方式;史学观问题涉及的内容较多,其中为学术界讨论得最多的是“史”和“论”的关系,两者的辩证关系还须仔细辨析。     

郁达夫生命文学创作的思想特征新探

郁达夫作为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杰出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这种独特性和重要性表现在他是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生命文学”的突出代表,是人性解放文学的强有力的提倡者和实践者。郁达夫的创作从人的个体生存出发,“以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如疾雷闪电一般突破了封建礼教所设置的人性禁区,深入到生命的最基本层次,叫出了源于人性深处的痛苦和悲哀。他以敏锐的感受力,真挚的情感,惊世骇俗的自我暴露精神,展示出一个被扭曲、被损害的在痛苦中挣扎的灵魂,揭开了一种未被认识到和表现过的人性真实,起到了唤醒人性的作     

跨文化视野中的"杀子悲剧"--论菲尔多西《列王纪》中"四大悲剧"的文化精神

父子冲突是文学世界中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 ,但是它在东西方文学中的表现大相径庭 ,从这一跨文化的视野来审视菲尔多西的《列王纪》 ,我们就从这部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波斯民族最伟大的史诗中 ,看到了一种封闭、保守、恐新惧变的文化精神。通过这种审视 ,东西方文学中广泛存在的“杀子悲剧”与“杀父悲剧”所产生的根源 ,得到了一种新的阐释     

怨恨与区隔——论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相遇

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真正相遇发生在1928年,恰是“革命+恋爱”小说模式风头正劲的时候,而恋爱小说又是张资平最主要的文学资本。因此,这种相遇原本应该是一出喜剧。不过,恋爱在“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已经沦为革命的附属品,加之,张资平的怨恨情绪使得他的创作转向虽挂革命文学的旗号,却又与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区隔。左翼文学阵营对张资平的“转向”也进行了自觉的区隔。“腰斩”事件虽非左翼阵营所主导,却有着左翼文学观念的影响。这种区隔行为除了主义之争,也有怨恨情绪存在。张资平的文学史地位与他的叙事主体合法性密切相关。随着张资平文学史自我叙事主体合法性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也逐渐将之视为他者。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及理论建构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绩来源于区域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史批评的不断增长。区域女性文学史写作是对传统的文学史理念和写作模式的突破,也是对女性文学史批评的细化。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女性文学批评、文学地理学批评、文化生态研究等多种批评融合视阈的产物。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在区域的地理和文化版图上绘制“女性文学地图”,探寻女作家的“地理籍贯”,开掘女性文学的“地理基因”,阐释其具有“区域地标”意义的地理意象,探寻女性文学的地理叙事特点,发现女性文学区域性文化和审美差异,从而建构中国女性文学生态化格局。     

文学发展中的记忆机制

在文学发展的继承关系中 ,作为文学继承因子的“记忆”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其具体模式包括树碑式、续家谱式、计程式、经典化模式等。记忆具有文学史的超越性和价值功能 ,即这种记忆不只是简单实录文学史现象 ,而是有着整合作用 ,它是建立文学秩序的关键步骤。文学发展是记忆与遗忘一对矛盾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的统一 ,单纯强调其中一个方面都是不可取的     

复制与重构——也谈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模式"

在过去的英国文学吏的编写中,存在两种模式,即英美模式与苏联模式.所谓"英美模式",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中国出版的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是和当初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的,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则和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即所谓"求新声于异邦".不过,这类英国文学史基本上是英美同类著作的编译或者说"复制",而且都很简略.所谓"苏联模式",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中国出版的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同样和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则和全民政治思想教育密切相关,即"文学为政治服务".这种模式虽然"系统性强"却有着致命缺点.于是,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化"问题即"中国模式"问题便成为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英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模式"应该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以一种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审视和解读英国文学的发展,述写英国文学的历史变迁,使之既符合英国文学的原有事实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这方面,王佐良先生等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无疑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开栏语

从本期起,本刊郑重开辟“中国文学演变与实证研究”专栏。说“郑重”,是因为我们和广大读者一样,对它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对学术界文学研究的新动向,本刊一直甚为关注。2001年第一期以来,先后开辟了“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和“中国文学实证研究     

浅谈当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一、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及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应占有怎样的地位，这个问题其实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一个最明显的证据便是至今尚未有任何一本中国文学史涵括了少数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史其实只是一部汉语言文学史。许多学者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看到了中国文学史的这种片面性；甚至有人上书人大和政协，要求给“中国文学”一个全新的，真正准确的定义。①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文学史应该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方才全面和公正，这一点无可非议；但关键在于，研究者们对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     

厨川白村与周作人文学史建构比较

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厨川白村和周作人都很注重文学史理论形态的建构,都偏向于以逻辑形式来反映文学史进程,而不是单纯地描述文学史现象;同时这种建构模式都有它的现实指向性。另外,文学史作为一种对文学现象历史的研究,必然要涉及治史思维。从文学史关注的倾向以及发展的进程来看,他们的治史思维有同也有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