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崇本息末"思想探微

"崇本息末"思想是王弼哲学的根本宗旨,也是王弼对老学发展的突出贡献.在本体论上,他强调以无为本;在政治论上,他主张以道治国,理顺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最终达到"崇本举末"的社会效果.     

论王弼对老子自然观的超越

王弼注《老子》,提出"崇本举末"以无为本",构筑起形而上学的玄学本体论,为赋予"自然"全新意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无为自然"是王弼提出的新自然观,在他那里,"自然"既体现为顺物之性,又是循事物之客观规律,这是"自然"意义在魏晋时期的新发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弼论体用关系

体用不二是王弼哲学体系一以贯之之道。这不仅体现在王弼的本体论思想上,而且还贯通于王弼的解易方法论,以及"圣人有情,应物而不累于物"、"名教出于自然"等伦理学命题之中。     

减损与奠基:再论王弼《老子注》中的政治哲学

王弼《老子注》中的政治哲学显示出了由一个两层结构展示出来的复杂性。王弼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的是"无为"与"自然"两个概念:王弼所讲的"无为"一方面有"减少作为"的含义,另一方面也有"以无为用"的含义;王弼所讲的"自然"一方面有万物按照自己所是的样子存有、活动,以至于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种秩序的无善无恶的自然之意;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至善的状态,一种仁德、礼敬且大美无华的状态的自然之意。这样的不同可以分别被归纳为"崇本息末"和"崇本举末",而这两点都属于王弼的政治哲学。"崇本息末"突出了对政治治理本身的批判,它为政治治理划定界限;而"崇本举末"是王弼政治哲学的应用,是方法论。王弼的这一诠释基于《老子》文本本身的两种可能诠释方向,王弼《注》十分清晰地展开了《老子》思想的两方面可能。     

王弼"体用论"述真

"体用论"起自何人,宋以后有很大争议;现代学者都很重视王弼体用观在体用论发展史中的地位.而实际上,王弼并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体用"范畴,他从来没有把"体用"放置在与"本末"、"母子"两对范畴相同的高度上,更不要说把它看作是一个高过"本末"、"母子"的本体论范畴.王弼的"体"不是"无",而是"无"和"有"相结合的产物;"用"则分别与"无"和"有"有着复杂的关系.体用论发展至魏晋之后分成两条路径,而王弼的体用观正是这两条道路形成期的一个重要路标.     

"体无"何以成"圣"?——王弼"圣人体无"再解

王弼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突出了"体"与"知"的关系.文章力图探索王弼在道与无、言意象、体与知等不同方面,对圣人问题的解决;探索王弼通过"圣人体无"思想,化解中国传统中形上与形下之矛盾问题的努力;并指出王弼对问题的解决及努力,给后来思想史的发展仍带来很多问题.     

"圣人体无"之我见

"圣人体无"是王弼的一个重要思想,传统上对此作认识论上的考察.本文则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作者从体和无两个范畴的解释入手,结合"圣人体无"的具体语境,认为"圣人体无"可解释为"圣人的心体为无",并且指出此解释与传统的解释可以相通.     

论王弼之"无"的美学意蕴

王弼哲学的本体是"无"."无"对中国美学的一个基本意义在于,从思想上使人的觉醒成为可能,由此,又使文的觉醒成为可能.意境是中国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意境具有超越性,即从"实"入"虚"、从"有"入"无"、从有限入无限的超越.这种超越性也是王弼之"无"所具有的,二者之间应当有内在联系,"体无"是王弼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体无"之"体"对审美之"体"具有内在的影响.     

王弼的"圣人体无"论

王弼的"圣人体无"就是和"无"建立感和应,让"无"内化于生命之中,并作为修正生命的准则.万物和谐共处而又蓬勃生长,都是"无"之用的外在显露,从万物的蓬勃生长中可以直接体悟到"无"的神妙.从"圣人体无"到"体冲和以通无",王弼的主要目的是要开拓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为当时士人树立起精神信仰,这一信仰就是"道",是"自然",是"无",也就是和天地合德.     

"客观对应物"与"以物抒情"比较

T.S.艾略特提出的寻找"客观对应物"与我国古典诗歌"以物抒情",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共同之处是将思想感情的表达倾注于对客观对象的刻画,由"物"及"心".多元文化影响下的寻找"客观对应物"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以物抒情"诗歌创作的差异在于,寻找"客观对应物"反映了艾略特"非个性论"的思想,而"以物抒情"则强调诗人的个性;寻找"客观对应物"强调意象选用的多样性,而"以物抒情"在意象的选用上明显倾向于"雅"或"美"的单一性;寻找"客观对应物"强调诗歌的多义解读,而"以物抒情"则往往"点题",表现为一义解读.     

论王弼《周易注》在其玄学体系中的地位

王弼《周易注》在玄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把人的"情"、"性"问题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密切相联系,使"崇本息末"而后"举末"这一空洞、抽象的玄学原则因为在人的"情"、"性"关节上找到了支点,从而变得更加切实、更为可信。二是把"崇本息末"然后"举末"这一原则所潜在的生动气韵揭示了出来,使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所包含的刚健有为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正是基于《周易注》对"性其情"及刚柔并济、"唯变所适"的特别强调,才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贵无论"玄学的本质。     

用无常道 唯变所适——论王弼《周易注》在其玄学体系中的地位

王弼<周易注>在玄学上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把人的"情"、"性"问题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密切相联系,使"崇本息末"而后"举末"这一空洞、抽象的玄学原则因为在人的"情"、"性"关节上找到了支点,从而变得更加切实、更为可信.二是把"崇本息末"然后"举末"这一原则所潜在的生动气韵揭示了出来,使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所包含的刚健有为的一面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正是基于<周易注>对"性其情"及"用无常道"、"唯变所适"的特别强调,才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贵无论"玄学的本质.     

王弼之“无”作为本体的具体含义新探

王弼将“无”描述和规定为不可名的、非物质性的、绝对的、单一的、超时空性的和无限的。“无”在王弼的哲学思想中完全是形而上的范畴，是万物的本体。但“无”仅仅是万物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存在的依据、条件，它是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据，而不是万物之所以“是”的根据。王弼以“无”为本，同时以“无”为用，“体用不二”是其本体的思维方式。     

王弼哲学对“有”的肯认——“有无”关系再探

关于王弼的哲学思想,许多学者和哲学史家将其概括为"贵无论"、"无的哲学"。我们认为,此种观点有其偏颇之处。王弼虽强调和突出了"无"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但并没有否定"有"的价值与作用。为了论证此观点,我们立足于三个方面来分析:"崇本举末"(有无、本末关系)、"以无为用"(有无、体用关系)、"名教本于自然"(有无、名和自然)。     

近三十年中国大陆王弼易学研究述评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学界关于王弼易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相关研究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学界探讨的重点集中于王弼易学的解经体例、与老学的关系、纵向比较、玄学观政治观及影响几个方面。但总体来看,王弼易学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思想探微

"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是王弼哲学中的两个重要命题."息末"与"崇末"看似矛盾,但"崇本息末"的"末"与"崇本举末"的"末"所代表的对象不同,这两个命题不但不矛盾,而且"崇本息末"思想涵盖了"崇本举末"思想.当然,在政治思想上,王弼在一定程度上赞同统治者采取有益于社会的有为措施,这与"崇本"思想中的尊崇"无"、"无为"是矛盾的.     

“言意之辨”与两晋南北朝的拟古诗

面对前代诗歌耸峙的艺术高峰,"后来者能否居上"式的困惑使得两晋南北朝诗人在竭力摹拟前代诗歌的基础上,以期找到一条"能够居上"的道路.魏晋玄学对于"言意之辨"理论的探讨,尤其是王弼"言不尽意"、"得意忘象"解<易>方法的出现,正为拟古诗作的涌现和蔚兴奠定了理论基础.虽然这些作品中不乏名家之作,但作为一种为艺术创新所作的尝试,它付出也必须付出"少有佳作"的代价,即在理论上巨大进步的同时亦导致创作实践上某种程度的退步,创作受到了理论的束缚.因此,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拟古诗不可避免地受到后世诗评家的诟病.这是诗歌自身在其演进的过程中付出的必然代价,是其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陆机及其<拟古诗>十二首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范例.     

试论汉魏佛教对王弼玄学思想的影响——以几种思维方式和时代状况的分析为中心

一般认为,玄学思想对佛教产生了影响,但玄学并未受到佛教的影响。但是,从思想家王弼的观念论、一回性和志向究竟的思维类似于当时流行的佛教这一事实来看,无法排除汉魏佛教对王弼玄觉察思想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王襞的“良知不容己”观点与他的主心学说

王襞认为,"心"具有通变神应之功效。心为主宰,人的一切行为皆由心之所发。他认为,"真机不容己",良知体用乃"心之官"也。"心"体"虚明",才能容纳,才能拓展。所以一方面要发挥"心"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强化"心"的修养。